编译：Mintina
严冬冬在四姑娘山/幺妹峰攀登期间
照片提供：严冬冬
多年来，中国的阿尔卑斯风格登山探险取得了长足发展，攀爬者的逐步成长到一些品牌提供的导师指导项目对支持本地阿尔卑斯攀登者的职业发展提供的支持。近年，中国的登山者人数激增，其中最为出色的个体入围攀登探险运动声名最为显赫的奖项，金冰镐奖。了解到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攀爬背景的国家，人们显然会非常期待国内现今这些顶尖人物带领的阿尔卑斯登山探险运动展现的未来。
1964年5月2日，十名中国登山者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成天亮，索南多吉，多吉，尼玛扎西和米玛扎西登顶希夏邦马峰，这是中国攀登者首攀的八千米级别山峰
照片提供：mountainsoftravelphotos.com
世界部分海拔最高山峰分布在这里，所以中国能够出现卓越阿尔卑斯攀爬者也非常合理。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是中国与尼泊尔的界峰，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K2峰地处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无需冗述，登山探险世界部分最具史诗意义的成就和悲剧在这两座山峰频繁出现。
Skyang Kangri峰
照片提供：silkroadguides.com
不过除去那些知名山峰，中国还有着难以计数，不为人知的体量更小山峰，同样充满挑战，而且值得尝试，例如，云南省的大海神女，海拔6,054米的缅茨姆峰，喀喇昆仑山脉Baltoro Muztagh亚山脉距离乔戈里峰/K2峰东北7公里，同样位于中国-巴基斯坦边境，7,574米高度的Skyang Kangri峰/سکیانگ کنگر峰。这些偏僻的山峰有着大量等待阿尔卑斯登山者去解决的未完之事，也将在未来多年持续激励和挑战中国及国际阿尔卑斯攀登者。
刘洋
照片提供：Arc’teryx/始祖鸟
为尝试世界上体量最大山峰的精彩线路做好准备，中国攀登者首先把海拔更低大型山壁的攀岩路线作为目标。2014年，何川和朱晓飞在同一座华山西峰开辟了Never Give Up/好死不如赖活（难度5.10+/R C2+，长度600米）。令人更为赞叹的是，一年后，2015年7月，何川用时八日在2,154.9米高度华山最高峰 - 南峰连接绳索-独自攀登了一条全新的20处绳距路线，5.10+R A3级别的Climb Like You’re Dying。
当谈及出色的中国阿尔卑斯登山者时，人们无法忽视名为“自由之魂”的二人团队，周鹏和他已经离世的同伴，严冬冬。两人在学生时代相识，均参加了2008年珠穆朗玛峰火炬传递任务。之后，他们专注于阿尔卑斯攀登。把自己的探险重新定义为“自由登山探索”，他们不断挑战着技术难度的边界。他们部分最为引人瞩目迄今为止依然无人重复攀爬的成就包括四姑娘山/幺妹峰，勒多曼因峰和嘉子峰。周鹏和严冬冬在四姑娘山幺妹峰的精彩攀登活动了亚洲金冰镐奖项。
2009年11月，严冬冬身处四姑娘山/幺妹峰海拔5,700米的宿营地点
照片提供：周鹏
其他中国阿尔卑斯攀爬者也得到金冰镐奖项的关注。2023年8月，刘洋，何浪和宋远成首攀了大雪山山脉贡嘎/明雅贡嘎山脉一座未命名的5,800米高度山峰，坐标为北纬29°48’19.10度，东经101°54’18.88”度。这是鹊杷群峰东北侧的延伸部分，地处从小贡嘎山/奇布龙吉贡嘎山绵延的奇布龙吉贡嘎冰川东北部。他们因为自己大胆且卓越的攀登进入2024年金冰镐奖项初选/年度重要探险活动名单。他们的成功显然是依靠多年的经验积累，彼此的信任，当然，还有适宜的装备。
身处卡热疆I峰
照片提供：刘洋
刘洋和宋远成是现今中国阿尔卑斯攀登探险运动中的两位领军人物。2024年8月13日下午2点55分，二人成功首攀地处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世界第四高未攀山峰，卡热疆I峰。这座山峰属于库拉岗日群峰，周围分布着数座山峰：海拔7,221米的南峰为主峰；此外还有三座卫峰，7,018米的卡热疆II峰，即中央峰；6,824米的卡热疆III峰，也被加做塔普岗日峰；以及6,412米的康米岗日峰，与东北山檐相连。
刘航和同伴在四川省大雪山贡嘎/岷雅贡嘎山脉开展攀登
过去数年，阿尔卑斯攀爬风格在中国受到追捧。刘洋表示，在最初感受喜马拉雅/围攻风格后，他花费两年时间自学如何进行阿尔卑斯方式攀登，这需要采用与他此前习惯截然不同的一系列技巧。“现今，随着社会进步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人们更容易了解阿尔卑斯登山探险信息，”他解释到。“不过当与攀爬探索更为发达地区进行比较，我们国家的攀登环境受到限制，社会接受程度依然较低。参与攀爬运动的人口数量非常有限，此外，我们获得的支持更少。总之，我们国家的丰富资源让这里拥有巨大潜能。”
2023年8月，何浪，刘洋和宋远成首攀了大雪山山脉贡嘎/明雅贡嘎山脉一座未命名的5,800米高度山峰，队伍把他们完成的线路定名为The Pot Carrier/背锅侠（长度900米，难度TD/M6/5.8）
照片提供：刘洋
刘洋逐渐成长为中国阿尔卑斯攀爬的专业人物，当被询问这种风格的定义时，他表示，“这是关于小型团队，自给自足，公平，速度，不使用辅助氧气，没有固定路绳，对自然文化，环境保护和诚实坦然的尊重。”显然，刘洋表示，过程伴随着挑战：“你需要选择一条线路，组建一支团队，评估同伴的能力，制定规划，同时考虑天气状况。你还必须决定携带的物资和装备，以及确保速度和安全的轻装准备。”
处于中国阿尔卑斯登山探险世界顶尖水平将近20年，刘洋表示两次攀登令自己印象深刻：一次是进入金冰镐奖项初选名单，与何浪和宋远成一同在布龙贡嘎冰川之上未定名山峰开辟的900米全新线路，难度为TD 5.8 M6的Pot Carrierr/背锅侠，以及2024年8月，登顶世界海拔第四高的未攀山峰，卡热疆I峰。
2024年9月，刘洋和宋远成身处卡热疆I峰的冰洞
照片提供：刘洋
阿尔卑斯登山探险存在固有危险，事实上，这是最为危险的攀登方式之一，也是为何在尝试之前，人们需要掌握相应能力的原因。此外，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些成熟的攀登者作为导师，帮助更为年轻一代的人们进行学习。刘洋表示，“通过职业阿尔卑斯登山者教授的课程，普通攀爬者能够了解到如何取得长足进步。”同时，充满热情的攀登者需要相互了解，分享信息，交流经验。“因为阿尔卑斯攀爬要求感受相关经历，所以积累不同方面的知识至关重要，例如了解天气状况，地貌和线路，”刘洋解释到。
刘洋继续补充到，“自己最为鲜活，也是印象最为深刻的经验之一就是2023年在Pyramid山，”他所说的是一座海拔5,800米的山峰，坐标为北纬29°48’19.10”度，东经101°54’18.88”度，位于小贡嘎山/布龙贡嘎山东北部。“攀登首日，下午约五点，我们在在约5,500米高度遭遇严重降雨。随后出现冰雹，紧接着是落雨和降雪，持续约90分钟。期间，我们安静地等待，思考，首先是大雨飘落，接下来雨势减弱。这就是雨季的现实。”
刘洋
照片提供：Arc’teryx/始祖鸟
当被问及自己的阿尔卑斯攀登标准时，刘洋表示：“首先是地点 - 探索世界主要是探寻未知，未知对于我个人非常重要；其次 - 我相信山峰或是路线应该具有美感，允许人们展示想象力，攀爬就是创造过程；此外，第三 - 山峰和线路必须存在一定难度，理想情况是很高难度，让我经历挑战，有机会突破自己的极限。”
现在，刘洋和同伴们激励着新生代攀登者想象着30年前根本毫无可能的目标。至于那些担心危险，并对阿尔卑斯登山探险伴随着恐惧的后辈，刘洋表示，“恐惧不可避免，不过经验和能力能够帮助人们降低风险。例如，对初学者，攀爬似乎充满风险，不过随着适宜的训练和逐步积累的经验，风险变得可控。反思过去的挑战让我以平衡的视角看待攀登，继续自己的旅程，尊重这些风险。”
中国阿尔卑斯登山探险的未来显然非常光明，期待成为出色的阿尔卑斯攀爬者，人们必须首先成为一位全能攀岩者。现年24岁的中国攀岩者，参加巴黎奥林匹克赛会的潘愚非仅进行六次尝试便完成了9a/5.14d难度的Spicy Dumpling线路。2021年5月5日，在自己11岁生日到来之前三个月，李美妮成功红点攀爬了China Climb/中国攀岩路线，一条位于中国阳朔地区白山岩壁，难度为8b+/5.14a级别运动线路。
现在的年轻攀岩者，如潘愚非和李美妮有如此卓越的运动攀登岩壁进行训练，中国运动攀岩运动正在呈现井喷式发展，未来的潜能不可限量。国内此刻主要的户外攀登目的地包括阳朔和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发展成熟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如黎明和格凸山谷的发展非常迅速。
而且，现今，在最终成长为顶尖攀岩者之前，人们纷纷成为各级赛事冠军。2024年8月，来自世界范围内超过600位青年攀登者参加在中国贵阳举行的IFSC国际青年冠军赛/锦标赛。最终，中国选手夺得13枚奖牌，其中五枚为金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成功的青年赛事训练项目之一，下一代运动员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攀岩者和阿尔卑斯登山者。
李美妮身处中国阳朔地区China Climb/中国攀岩线路
照片提供：Chuang “Karma” Liu
中国有着部分引人瞩目的阿尔卑斯攀登者，如严冬冬，周鹏，刘洋，马一桦，刘喜男，李红学，柳志雄，等等，他们激励着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相信不会太久，人们便会看到数十位中国阿尔卑斯攀爬者每年在世界最为危险的阿尔卑斯线路取得成功。
事实上，早在严冬冬不幸离世之前，他便分享过自己对于“自由登山”，以及中国阿尔卑斯攀登未来的看法。
以下是他当时的解读。
自由登山探险 - 现代中国阿尔卑斯攀登的探索
当“中国”和“登山”两个词语放在一起，你或许想到的是50，或是60年前大型山峰线路围攻式的探险活动，包括规模庞大的团队，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装备，带着“为祖国荣誉牺牲一切”的精神进行尝试。
直至近期，这一直是非常准确的描述，而且近期仍有这种风格的例子，比如，2008年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传送至珠穆朗玛峰顶端的探险活动。总之，这样的攀登不再像之前那样，也并非唯一的尝试方式，同时，在过去十年间逐渐兴起的商业探险活动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
让我界定一下在本文中使用的“自由登山”一词。这包括那些不是政府的官方和从属探索活动，也并非向导和客户开展的探险旅行，而是那些愿意去往山峰区域的登山者主动开展的攀爬，他们每个人都是团队中作出平等贡献的成员，每个人承担各自的责任。我考虑选择“阿尔卑斯风格登山”这个说法，但本文并非讨论方式，而是谈论登山者精神的内容。一位自由登山者不是为国家荣誉，或是其他崇高的目标，也不是为了任何获益推进攀爬的人；这是那些准备好用自己的能力对抗攀登探险压力和危险，同时愿意承担后果的人（所以从定义角度，这并不包含商业探险客户）。我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说法，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登山群体需要这样的澄清阐述。
我进行强调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登山协会/CMA，一间官方机构和根底登山协会为许多“职业攀登者”支付费用，此外还有人数更多的商业向导和客户，但中国仅有数量很少的自由登山者 - 或许不超过100人，而只有数十人尝试在偏僻的山峰区域进行首攀。我相信自由攀登者和其他类型的攀爬者之间的差别比选择阿尔卑斯风格的自由攀登者和与大型团队外出，连接绳索尝试人们间的差距更大。我认为只有中国出现稳健发展，健康有序的登山群体，才会涌现足够的自由登山者。
自由登山探险运动的起源
198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间学生登山俱乐部，山鹰社。当时，娱乐性户外探险活动只在开发完善，铺好步道的景区，仅有军人，测绘人员和游牧民族才生活在帐篷里。没有训练项目，没有翻译的专业书籍，没有装备商店，而互联网络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学生登山者只能从具有同情心的中国登山协会/CMA官方人员那里学习最为基础的技巧[几乎围绕（前）苏联模式]，并在任何可能地点借用装备。更早阶段，由于无法获得夹心绳，他们选择军用床卷绳进行结绳，并在临近的山丘攀岩时使用护腰。
严冬冬
现在听起来，所有这些都显得相当原始，不过这代表着中国现代自由登山探险的开始。1990年8月，北京大学学生登山者登顶了青海省昆仑山脉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登山者首次因为自己的愿望而攀登高海拔山峰。他们选择了容易的南坡，分成三队到达顶峰。中国登山协会/CMA教练熊继平（音译）与团队一同去往山峰，并陪伴三支登顶团队推进攀登。
此后，北京大学的学生登山队继续在每个暑假尝试一座山峰，基本上没有外界的帮助。很快，北京其他大学和学院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俱乐部，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清华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我进入清华大学就读）。许多学生团队的成员在大学毕业后便不再进行攀爬，但仍一些人坚持下来。
1994年，一支十人团队，包括六名已经从大学毕业的登山者尝试了海青海省海拔6,268米的阿尼玛卿II峰。团队领队汪晓征在冲顶尝试后遭遇雪崩严重受伤，两日后因为体能衰竭死亡。团队的另外两人，王军标独自下撤，去往大本营寻求救援，再也没有出现，而孙平在山峰停留八日挣扎回到营地。这是中国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自由登山探险事故。孙平之后撰写了一篇名为《阿尼玛卿八昼夜》的文章，这是中国版的《Touching the Void》（编者按 - 真实故事，1985年，Joe Simpson和Simon Yates攀登秘鲁Siula Grande山西壁。下撤期间，Joe滑坠，腿部骨折，随后掉入冰裂缝。Simon被迫割断绳索独自返回。Joe最终爬行下山，存活下来）。
传统上，中国官方对阿尼玛卿这样死亡事件的态度就是禁止自由攀登，但幸运的是，由于没有政府机构直接负责相关事物，没有官员感到需要严禁相关事项的压力。总之，一些报纸和杂志报道了此次事故，使中国民众对于“登山”一词更为熟悉，尽管这并未解释背后的真正概念。
所以，学生俱乐部继续存在，进行攀登，几乎总是非常独立，同时，其他人也开始认识攀爬探险运动，并参与其中。中国自由登山者的微小群体缓慢，却稳步地成长。
正式的商业登山探险活动
随着登山群体的发展，高海拔山峰出现了最初的商业探险活动，最初探索人员数量很少，而且管理非常状况混乱[一些人表示之前提及的阿尼玛卿攀登存在商业因素，而且遇难的团队领队，汪晓征参与攀爬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获益]。1999年，中国登山协会/CMA组织了首次商业探险活动，去往玉珠峰。攀登非常成功，同一批客户在第二年春季开展了第二次商业探险之旅，同样由中国登山协会/CMA负责管理，人们选择了珠穆朗玛峰北侧，7,543米高度的的章子峰。
结束章子峰的攀爬之后，青海登山协会/QMA举办了玉珠峰登山大会，数支探索团队参与其中。由于突然的风暴，两支探险团队遇到很大问题，两日时间里，五名客户遇难。两支队伍的领队承受指责；而青海登山协会/QMA却没有。中国登山协会/CMA官员和章子峰的向导寻求帮助搜索遗体，数位客户也去往玉珠峰提供协助。其中一人，刘福勇/大刘撰写了一份报告，《玉珠的哭泣》。
1999年，刘福勇到达玉珠峰顶端
照片提供：https://www.sohu.com
数个月后，2000年10月，中国登山协会/CMA举办了自己的玉珠峰登山大会，50名客户分成六支团队到达顶峰，并安全返回。大型活动节成为省级登山协会组织商业探险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2001年，西藏自治区在海拔6,325米的姜桑拉姆峰举办了首届登山大会，2002年，新疆自治区在7,546米高度的慕士塔格峰也组织了自己的登山大会活动。
这样的大会或许与自由攀登没有关系，不过，随着中国“官方”商业登山的发展，更多人开始接触，并了解到登山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相关的在线讨论（其中包括那些坐在键盘攀爬者），令整个景象变得更为热闹和喧嚣。此外，这些商业探险团队的成功也使中国登山协会/CMA机构提供现代攀登技巧的训练课程，这为中国自由登山群体带来最为直接的正向影响。而消极的方面则是，商业登山的兴起也催生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这是为了规范商业探险活动，不过同时也用于自由登山，现在，这也成为中国自由登山运动发展最大的滞后因素之一。
西藏自治区登山向导学校
随着商业探索活动的推进，对于获得资质，具有能力攀登向导的需求也随之上升。西藏自治区登山向导学校成立于1999年，很快便得到了中国登山协会/CMA，中国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和Ozark Equipment（奥索卡，当时中国最为顶尖的户外装备品牌）的支持。此前，学校与法国向导和滑雪教练学校，滑雪和阿尔卑斯国家登山学校（ENSA）合作。
西藏自治区登山向导学校仅从日喀则市三座八千米级别山峰，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和希夏邦马峰周围的定日县，定结县，聂拉木县等区域的藏族家庭招收学生，在中国登山协会/CMA和ENSA学校的帮助下，这些藏族男孩们成长为出色的喜马拉雅山脉向导。每年，每一班最棒的学生（学校每两至三年招收一批全新学员），此外，还有中国登山协会/CMA筛选的数位登山者有机会去往沙慕尼与ENSA学校的职业运动员进行数周训练。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圣山公司（编者按 - 现在的雅拉香波公司）成立，为他们提供工作。
中国首次拥有了大量接受过正规训练，获得资质的现代商业探险向导，不在公司承担任务时，他们已经准备好去往任何地点进行探索，而且，这批人员的数量每隔数年都在增长。这也刺激了官方商业探险旅行的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间接导致学生俱乐部，作为自由攀登组织的衰退。
中国登山协会/CMA的训练课程
完成数次成功的商业探险活动，以及一些攀岩和攀冰课程后，中国登山协会/CMA开始考虑为数量激增的登山运动爱好者提供高阶培训课程。2003年10月，中国登山协会/CMA在四川的一座随后被定名为向导山峰，海拔5,800米的高山举办了第一期向导培训。课程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因为没有学员有足够的能力，或是经验，接受成为一名职业向导的训练。之后，中国登山协会/CMA把课程名称改为中国登山协会/CMA山地户外指导员培训班，每一或是两年组织一期。
在中国登山协会/CMA训练部门负责人马欣祥和孙斌（北京大学山鹰社前成员，随后被中国登山协会/CMA派往沙慕尼进行向导训练）的带领下，这些培训课程成为中国最早明确宣传“轻装和快速”攀登风格的训练。学员们迫切地去往真正的岩壁，冰面和山峰线路尝试这种全新的方式。
2007年，中国登山协会/CMA和Ozark/奥索卡创立了首个中国登山发展机构[CMDI]项目，这是一个向导训练课程，仅对各省登山协会选送的运动员提供向导培训。ENSA学校教练，Olivier Balma和中国教练，康华教授课程。首批八名学院于2009年毕业，随后还举办了数期相应课程。
与自由攀登精神背道而驰的规定
2002年，北京大学学生团队的冲顶小队在西藏自治区海拔7,292米的希夏邦马峰西峰遭遇雪层。五名登山者遇难。在此之前，1997年，中国国家体育局发布了一系列人们在国内开展攀登的条例。但规范既不全面，也没有严格遵守。在希夏邦马峰的事故后，中国国家体育局要求中国登山协会/CMA制定一些规则，并严肃管理。
2002年，希夏邦马峰攀登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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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产生的影响就是学生团队被要求在探险活动期间至少雇用三名具有资质的职业向导，向导完全掌控攀登过程和节奏。直至向导学校建立，这样的要求很难，或是无法遵守，不过，2003年，西藏自治区登山向导学校的首批学生毕业。这项规定终结了中国学生俱乐部作为自由攀登组织的意义。
此外，各省登山协会被要求严格遵循此前被忽视的1997年公布的规定。其中要求所有的探索团队“完全以公司形式进行组织”，换句话说，一间注册的公司或是中介机构。自由登山者无法注册，除非他们找到一间愿意为他们承担责任的公司。
2004年，国内登山管理条例的全新版本颁布，进一步要求所有的探险成员“至少从中国登山协会/CMA，或是省级登山协会的一期攀爬能力训练课程毕业”，而且所有探险团队中“每四名队员必须至少雇用一名职业向导。”自由登山者无法作为团队注册，开展探险活动，除非他们可以（1）找到一间愿意接受他们行为的公司，（2）拥有时间和金钱进行培训，和（3）为一名或是人数更多的向导支付工资。这是现实，即使登山者完全具有能力，并愿意为自己的安全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或许有足够的西藏自治区登山探险学校的毕业生满足学生俱乐部夏季假期攀登的向导需求，不过，人数绝对无法满足整个中国境内自由登山探险活动。在2003年并不成功的向导课程后，除去数位CMDI毕业生，中国登山协会/CMA从来没有为任何向导颁发资质。
在四川省，尤其是2005年之后，这些规范不像在中国其他地点那样严格执行，所以部分自由登山团队成功注册，并开展探险活动。至于云南省，周围分布着大量山峰，可惜的是，登山协会的职能并不完备，所以规范也不具实施意义。不过，在新疆自治区和青海省，尤其是西藏自治区，自由登山探险活动的注册或是毫无可能，又或是极其昂贵，可能花费数万元）。
非官方商业登山探险
2003年春季，中国登山者马一桦和美国人Jon Otto（曾山）创立了Arête Alpine Instruction Center（AAIC）/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后者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并参与那里的学生俱乐部活动。这是中国最早的该类公司之一，也绝对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一间。马一桦，Otto和他们的团队不仅带领商业探险活动，同时也在可能的时间内探索全新的山峰区域和线路。
刘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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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事刘喜男，中国经验最为丰富的阿尔卑斯登山者之一在2007年的一次绕绳事故中遇难后，他的家人向马一桦索要大额赔偿，马显然无法支付，就此离开中国。AAIC在2009年11月停业。
李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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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AAIC是一间商业探险公司，却非常卖力地宣传自由攀登精神。其他一些非正式登山公司也保持这相同的态度，其中包括蜀山公司和登山者李红学的公司，2009年6月，他在婆缪峰遇难，他的公司也也就此关闭。总之，大多数这样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四川省之外的公司）显然没有兴趣关注赚取商业利益之外的事情，人们对是否有更多如AAIC这类公司的出现仍拭目以待。
在部分山峰区域，另外一种非正式的商业登山形式正在兴起，尤其是四川省的邛崃山系。因为中国登山协会/CMA和本地登山协会长期以来一直以来为我国探险团队提供自己的高海拔背夫，联络官及其他技术服务，生活在本地的牦牛和骆驼放牧者从来没有像尼泊尔的夏尔巴那样从外国人那里学习过现代登山技巧。不过现在，一些本地人成为兼职向导，陪伴旅行者去往更为容易的山峰线路。其中一些本地向导成长成出色的技术性登山者，其他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固定绳索。四川登山协会/SMA一直在安排训练课程，并为向导提供证书，不过这些资质只能在省内使用。一些本地向导讨论一同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样他们能够购买保险。这是很棒的开始，但前路依然漫长。
偷登山峰
对于中国的自由登山者，不加入一支向导带领，或是官方指派的攀登活动，那么，尝试大多数山峰唯一的方法就是非法攀登 - 换句话说，“偷登”他们的山峰。2002年中国大量知名的自由登山活动，其中包括四川省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峰西壁的首攀，2004年，5,472米高度尖山子山，2005年的独立首攀和云南省白马山5,476米山峰主峰，扎拉雀尼峰全部都是非法攀爬。
部分省份的登山协会，尤其是四川省对此视而不见；其他区域，尤其是西藏自治区，会阻止这些偷攀者，并在可能的时候对他们罚款。
这种非法攀爬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果你遇难，或是受伤，那么保险公司不会进行赔付。2005年-2006年冬季，一支三人团队和另外一支两人队伍在四川省海拔,6070米的田海子山失踪。他们均未注册。我并不确定何人为遗体搜寻支付费用，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保险公司没有介入。
自由登山者和非官方商业向导依然在山峰进行偷登。除非规定有所变化，或是自由登山（及非官方商业攀登）不复存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阿尔卑斯风格
随着阿尔卑斯攀爬的推进，2000年，曹俊，陈骏驰，徐小明和杨春风攀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445米的博格达峰，即使不是最早，他们也是最早一批采用阿尔卑斯方式完成一条技术性线路的中国攀登者。中国自由登山者的早期阿尔卑斯风格攀爬还包括雪宝顶西壁，2000年，玉龙雪山，云南丽江海拔5,596米的山峰，2001年。此前，还有部分小型团队一气呵成完成了一些五千米和六千米级别山峰，不过并非真正的技术性路线。
自此，多年时间里，阿尔卑斯攀登变得更为普遍，由于攀登者偷登，或是并不希望公开谈论，所以难以追踪。2004年，当雪宝顶西壁的线路最终完成时，人们广泛知晓团队采用的“阿尔卑斯风格”，尽管，他们或许并不了解真正的含义（网络上总是有比实际攀登者人数多得多的键盘登山者）。其中大多数攀爬集中在四川省，云南省，及青海登山协会/QMA更为偏僻的区域。
中国或许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五千米高度之上的未攀山峰，所以存在巨大的全新线路潜能。自然而然，阿尔卑斯尝试的目标是全新山峰和路线，但必须承认，这样尝试的成功率不算太高。过去五年间，中国团队首攀的线路之中仅有不到30条是采用阿尔卑斯风格开辟（根据我所知 - 此刻，没有人记录这些事宜）。
未来
2010年1月，在全国登山救援大会上，中国登山协会/CMA的官员坦率地表示，如果国内登山条例做出更改，那么只会变得更为严格。在西藏自治区，随着中国西藏登山协会/圣山探险公司是唯一管理商业探险活动的机构，自由攀登受到限制，尤其是因为去往西藏自治区并不容易，所以仅有为数不多的自由登山者选择那里。至于新疆自治区和青海省，省级登山协会对自由攀爬也并不满意，不过偷登更为容易，而且更为频繁。在云南省，主要的困难并非来自登山协会；本地政府和旅游局既不理解，也不希望登山者独自来到这里，不支付数千元，参加商业登山大会的行为。
最具希望的便是四川省，无论是否是未攀山峰，任何中国团队只要可以提供公司的经营执照和一位获得四川登山协会/SMA颁发证书向导的身份复印件便可以以低于200元[2010年5月，约29美元]的价格进行注册，攀登任何海拔不超过7,000米的山峰（事实上，公司不必组织此次探险活动，向导甚至无需加入团队；这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也是为何过去数年，大多数中国自由登山探险活动 - 显然每一次正式注册的登山探索 - 都出现在四川。
或许在接下来的10年，或是20年，中国自由登山者的人数或会变得惊人，这样中国探险协会/CMA和其他官方机构不得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并倾听我们的声音。不过在中国，事情的推进通常会经历颇为艰难的过程。或许，西藏自治区直至登山者偷登每一座未登山峰，让登山协会没有首攀可以向外国探险团队收取大笔资金之前不会正式向自由登山者开放。同时，自由攀登者应该会对在四川的合法攀爬，及在其他区域不那么合法的攀登感到高兴 - 小心，不要被捉到。
信息来源：gripped.com，严冬冬，《美国阿尔卑斯日志》，Mintina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