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忠勇、开放、争先”——重庆城市精神表述语短短8个字，字字珠玑，气势磅礴，集中体现了重庆的城市文化品格和集体人格，展现了巴渝儿女的价值取向、行为取向，吹响了重庆精神立德、人文立城的集结号。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内在核心，涵盖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文化精神和精神追求等。那么，从文化向度看，“坚韧、忠勇、开放、争先”这8个字、4组词有何内在逻辑呢？
忠勇——寓意坚守信仰、永葆初心。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巴渝大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忠勇”早已植入重庆人的文化血脉中。
东周末年，群雄四起。古巴国将领巴蔓子为解巴国之困，向楚国借兵。借兵时巴蔓子允诺楚王，事成之后将三座城池送与楚国。楚国出兵解了巴国之困后，向巴国索要承诺的三城。巴蔓子既不愿行不忠之事割让城池，又不愿行不义之事违背诺言，唯有献出自己的项上人头以示忠义。
巴蔓子死后，巴国深受其恩，将他的无头之身厚葬于巴国首府江州（今重庆城）。楚王也被其精神与义举感动，对他的头首奉以上卿之礼，葬于楚国荆门山之阳。
南宋抗元斗争中，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进攻，重庆军民在钓鱼城坚守了36年之久，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抗蒙防守“独钓中原”的奇迹，成为“忠义勇武”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重庆地区同样是英雄辈出。如“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理想，以一部《革命军》而名动天下，被孙中山称赞为“惟蜀有才，奇俊瑰落”，毛泽东感叹邹容“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可惜英年早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进的重庆人为救国救民而追求真理，忠于信仰，忠于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坚守信仰、永葆初心的“忠勇”篇章。
年少的刘伯承，立下了“拯民于水火”的志向；聂荣臻元帅20岁时走出重庆，怀揣的就是为“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均能享安乐”的初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杨闇公的人生信念，是“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有一种熠熠生辉的精神——“红岩精神”，光照千秋，成为重庆人和城市精神品质的内核。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曾题诗“未变坚贞一片心”，表达了红岩人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尚品质。
开放——寓意创新进取、开明包容。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能够传承发展至今，离不开其突出的开放与包容。
在重庆，开放总体上贯穿了各个历史时期。晋代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由此可见，彼时的巴人已走出了巴山渝水。
在文化交融方面，巴渝大地与东楚、西蜀同山共水，同风共俗。尤其是共饮一江水的天然属性，共同经历的每个历史时期，使它们成为长江文化链中开放交融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巴地与楚地文化交流为例，敬鬼神、祭祖宗、万物有灵的巫教和巫文化就是楚人与巴人共同的信仰、相同的文化。其中，文有屈原、武有巴蔓子，就是巴楚文化天空中最耀眼的“双子星”。
与此同时，随着历朝历代的移民们涌进涌出，重庆敞开大门，育化出了多姿多彩的移民文化。
在对外开放方面，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次年3月，重庆海关成立。随后，各国在重庆纷纷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重庆被迫开埠，虽属西方列强侵略之举，但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育化出重庆建市良机和近现代城市文化，一座新型工商业城市应运而生。
抗战爆发，“陪都”重庆成了大后方对外贸易中心；新中国建立之初，重庆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统筹解放和经略大西南；“三线建设”，重庆敞开胸怀，让山城建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重庆又成为内陆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进入新时代，尤其是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赋予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
由此可见，重庆是一座开放之城，造就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
争先——寓意敢为人先、勇立潮头。
在巴渝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有无数事例彰显了重庆“争先”的城市精神特质。
汉朝，云阳人扶嘉父女掘白兔等9口盐井，开创中国最早的盐场；南宋大足人赵智凤倾尽毕生心血，开凿宝顶石刻……
近代，实业家卢作孚用毕生精力推行乡村建设、开展教育改革、兴办工商实业，以敢为人先的勇气走在了时代前列。他创办的民生公司一统长江上游航运，改写了我国内河航运外国船只横行的屈辱历史；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创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文化艺术界更是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文艺事业百花齐放、生机勃勃。
上世纪50年代，李少言、牛文、林军等一批原晋绥解放区的版画家来渝，与李焕民、宋广训、吴凡等一批从艺术院校毕业的青年一起，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新纪元。其中，《蒲公英》在德国举行的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获得金奖，是中国版画首次在国际重要艺术展览中获得最高奖。
文学创作，硕果满枝。1961年12月，长篇小说《红岩》横空出世。该书语言朴实，笔调悲壮，展现了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如今，该书发行量逾1000万册，成为歌剧《江姐》、歌曲《红梅赞》、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等众多文艺作品的题材源泉，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舶来的油画艺术，经重庆再造，同样问鼎高峰。1980年，罗中立创作的油画《父亲》问世，浓郁的色调、精湛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位情感真挚、淳朴憨厚的普通农民形象，无数观众边看边流泪，此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舞台艺术，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川剧《金子》《江姐》夺得中国舞台艺术领域最高政府奖——文华大奖，舞剧《绝对考验》获得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等。
近年来，重庆聚力高质量构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造高品质生活，累计建成图书馆分馆1771个、文化馆分馆1287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375个，全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一级馆率分别达90.7%、95%，位列全国第三、第二。
由此可见，纵观重庆3000多年历史，巴渝儿女始终以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奋勇争先、勇立潮头，无处不彰显“争先”的城市精神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