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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近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主办的“2024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下称“论坛”）上，银发经济的未来发展路径成为热议的话题。
“整个银发经济已经走入2.0时代。”在上述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汪泓表示。论坛嘉宾普遍认为，银发经济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优化多层次保障体系、提升多元化养老服务业态品质等多重挑战，需集中力量加以突破和完善。
银发经济的2.0时代
“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三大特点：第一，总人口从2021年开始减少，而且趋势很难逆转；第二，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所占比重在未来30年将加速上升，将达到35%左右；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占比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在论坛上分析称。
老龄化的进程加快使得银发经济发展站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国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做出战略部署。
在一系列国家顶层政策相继出台的背景下，业内认为，当前银发经济已经走入2.0时代。
银发经济2.0时代有何特征？
综合论坛嘉宾观点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的需求已经从单一化的医疗、护理走向多元化，从养老走向享老，从生活必需型向享受型、发展型、参与型转变，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不仅有养老金管理、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日常照护等常规服务，还有文娱社交、终身学习、心理慰藉等精神需求；另一方面，银发经济覆盖面应更加前移，不仅包括老年阶段的老年经济，也包括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另外，银发经济所涉领域甚广，随着其整体规模的扩大，对于银发经济在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上的发展需求也愈加迫切。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分析称，银发经济的发展及其规模首先取决于老年人口的增长，其次是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再次是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口福祉的投入。“政府建立和完善养老金和长期照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成为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目前老年人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的比重低于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这种状况将会逐渐改变，从而使银发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2023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为7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约6%。预计203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5.7%。
而近期出台的渐进性延迟退休政策又会对银发经济有何影响？对此，中欧金融与会计学教授、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芮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延迟退休对银发经济影响深远，该政策不仅有助于缓解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还能延长个人的职业生涯，提高其收入和消费能力，从而刺激银发经济的增长。同时，随着大龄劳动者工作年限的延长，他们对健康、休闲、教育和金融服务的需求将显著增加。这将促进银发经济相关领域的发展，如健康管理、旅游、终身学习和养老金融等。
未来有这些重点发展领域
银发经济不仅关乎老年人的福祉，更是一个涵盖广泛领域、产业链长、业态多元的庞大市场。然而，多位论坛嘉宾均提出，要充分释放银发经济的潜力，还需要面对中国养老“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照护单薄”“服务单薄”等复杂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汪泓称，银发经济2.0时代将有八大重点发展领域，包括：优化多层次保障体系，促进养老保障水平和质量持续提升；推动高质量、高品质医疗健康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推动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态进一步完善；以科技赋能养老产业，通过人工智能助推养老龙头科技企业加速“破圈”入局；进一步拓宽老年消费市场新赛道；不断拓宽老年文旅新赛道；以养老金融支撑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城乡适老化改造，不断扩大银发经济市场规模。
在这其中，首先需要解决养老需求的支付问题，即优化多层次保障体系。对此，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在论坛上建议称，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中，要进一步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投资运营来实现更好的保值增值；通过降低企业年金建立门槛、引入自动加入机制等方式提高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覆盖率；同时，继续加大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税优力度，并加强养老金融机构的专业咨询服务。
在老年消费市场方面，汪泓认为，可以进一步发展康养服务、老年康复辅具、老年教育、老年文体健身、老年科技等市场。尤其在文旅方面，AgeClub及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中，旅游休闲活动占比高达56.99%，在老年旅游市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针对老年人的切实需求规范发展。
另外，养老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对于我国超过90%采用居家养老的长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表明，58.7%的城乡老年人认为住房存在不适老问题。有媒体援引住建部数据报道，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直接市场规模能达3万亿元。
“未来我们要立足于这八大重点领域，加大老龄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行业监管，增强全民养老意识，完善老龄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推动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多主体协同，全面促进老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为中国老年人提供更健康、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汪泓称。
(来源：第一财经)
2003年，黄宇从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空乘专业毕业，接着进了航空公司，从乘务员做到乘务长岗位。但母亲的一场病，间接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2020年，黄宇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从此成了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为有需要的老年人进行健康状况测量与评估，科学划分老年人能力等级。在与老年人打交道的这些年，他逐渐意识到，这个职业是帮助老年人享受幸福晚年中的重要一环。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我要努力让每位老人的需求被看见
我在空乘领域干了15年。然而，也是那些年，我的母亲因尿毒症每周要到医院做三次透析治疗，每次治疗要花四个小时左右，其间需要家属陪同。家里的事情和母亲的一日三餐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因此选择了离职，以获得更多时间照顾母亲。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越发感受到，一个人老去时，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其照顾需求是越来越复杂的。我在准备母亲的一日三餐时就要考虑很多东西——母亲有糖尿病，我要控制糖分摄入量；母亲有高钾血症，所以蔬菜须焯一遍开水以降低钾含量，并低盐少油；除此以外，这些饮食习惯还要结合每季度的血检结果和医嘱调整。
那些年，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也在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机缘巧合下，在2019年加入了广州市黄埔区盈火处处社会服务发展中心，并在2020年成为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从事老年人照护需求综合评估工作，带着自己照顾母亲的思考和经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发布的新职业。最近几年，我先后为黄埔区、荔湾区、从化区的老年人服务，但做的不是直接服务，而是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活动、精神状态、感知觉与沟通、社会参与等健康状况的测量与评估，科学划分能力等级，为其能力恢复提出个性化的照护建议和康复护理方案。一开始，我也在思考：都是老人接受养老服务，为何还要去做评估？
发现老人需求对接精准服务
这几年里，我接触了上千名老人家，逐渐发现，评估对老年人而言不是一个冰冷的分数或字母。每一位老人的需求不尽相同，评估的意义在于看到真正的需求并有效对接服务。
我们在上门评估时，需要通过“生活化的测试”发现老人的真正需求，通常会携带日常用品，如杯子、勺子、梳子、毛巾、报纸等，与评估对象模拟日常生活动作，由此判断评估对象独立完成某一项日常生活的能力。比如，我会让评估对象用勺子做一个将食物送到嘴边的动作，观察其是否能够独立完成该动作，过程中是否有手抖现象，甚至会在勺子上放一个小小的物料。
而对接精准服务，则是评估的意义所在。有一次，我为一名困难老年人做评估，上门后发现老人瘫痪在家，只有年老的姐姐隔两天送一次食物，家里杂物堆积。我做完评估便联络街道、居委，找到社工站对接志愿队伍为老人打扫房屋，同时，协助老人拿着刚刚做好的评估报告，申请了公办养老院入住轮候。
除了作为养老院照护、政府补贴、长护险等依据，一份完整的评估报告也可以告诉老人如何去对接更个性化的服务，比如一位老人双脚行动不方便，又住在没有电梯的高楼层，其实很难每天上下楼去长者饭堂吃午饭，而在完成评估报告后，老人可以凭报告申请送餐服务；如果评估报告内涉及居家服务的刚性需求，也可以凭评估报告申请上门康复护理、居家卫生清洁等居家养老服务。
保持共情和同理心是关键
因为评估报告也是有“保质期”的，需要一年一更新（其中老年人能力等级或照护需求等级3—5级的有效期两年），所以我与很多老人的关系是一年一会，如何把握这“一年一会”的机会与老人建立互信关系，让老人在评估中将自己的能力和状况充分展示出来，是一个难题。而保持共情和同理心，是其中关键。
因为照顾母亲的经历，以及在服务越来越多老人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老人最需要的其实是被看见、被回应。大家最想要的，莫过于在家门口享受自己需要的养老服务。
截至今年上半年，广州建有颐康中心177家，建成村居颐康服务站2839个，越来越多元以及越来越社区化的养老服务进入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中。颐康中心的服务内容包含了康复护理、生活照料、日间托管、配餐送餐等。需要进行照护需求评估的老人除了通过“穗好办”App或民政网站申请评估，还可以到家门口的颐康中心咨询，由工作人员协助申请。而根据评估报告中的等级，老人可以按规定享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资助或优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此外，除这些基本养老服务，广州还充分调配市场资源提供不同层次的个性化养老服务，满足老人对居家社区养老的美好想象。我希望每位老人都能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
（来源：广州日报）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金收支矛盾削弱其保障能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应成为各主要经济体无法绕开的趋势。
根据最新公开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平均寿命达到了81岁，至少3/5即将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6.3岁，女性推迟到65.8岁。丹麦、意大利、爱沙尼亚、瑞典、荷兰未来的退休年龄也将达到或超过70岁。
总的来讲，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措施是：多个支柱共同支撑、逐步推进（每年延长1-4个月不等）、弹性延退、男女统一，以及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在35年以上。
欧美国家往往通过至少数十年的制度变革，以实现稳定性和持续性，且普遍能在最初几年收到积极的效果，但随后因为资金收支失衡等实际国情而逐渐出现阻力、不足，甚至副作用。
德国：项目经理临近退休被辞退，生活无聊找“短工”
欧洲国家延迟退休更多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引擎”德国。
据可考查历史资料，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在1889年率先实施与年龄挂钩的国家养老制度，当时首相俾斯麦将70岁定为退休年龄，而普鲁士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直到1916年，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退休年龄降至65岁，而战后德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7.1岁。此后近一个世纪里，德国法定退休年龄维持不变，65岁也逐渐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标准。
自1980年起，德国的养老金体回报率下降、成本上升，逐渐不可持续。该国政府规定，从2012年开始以月为单位逐步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提高到2029年的67岁。政府还通过与工会合作建立灵活的制度，以满足工龄超长、重度残障、工作环境恶劣等群体等各方的利益诉求。
具体来看，最早领取退休金的法定年龄为67岁，或者工作满40年也可以在63岁时就退休，享受全额退休金。另外，累计交纳35年养老金的人士也可以提前退休，但金额略有缩水，而如果67岁后仍继续在岗发挥余热，则有额外的可观收入。
除了政府统筹的基本养老，德国还有国家支持的附加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及商业养老保险，这两项都要求缴纳20年，退休之后有每月数百欧元的额外收入，且可以参与抵税。
德国当地人士告诉界面新闻，长期坚持延退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起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该国55-64周岁的老年就业人数从2012年的62%上升到了10年后的72%，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如今德国人均寿命高达81岁。2010年，平均每四个德国劳动者供养一个退休人员，但30年后，将只剩下两个供养一个。2022年，养老金危机再现。德国雇主协会总会主席杜尔格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改革，养老金制度将在5年内崩溃。
今年65岁的瓦格纳（Friedrich Wagner）在年轻时从事医疗护理工作，后进入物流工程领域并深造至博士，现居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基地不来梅。他和从事护理工作的妻子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婚，小儿子仍在读大学。
两年前，在戴姆勒集团任项目经理的瓦格纳被要求拿赔偿金大礼包走人，或者接受外派去东欧国家。他最终选择了领赔偿金离职。之后一年，瓦格纳通过旅游和资助儿子置业将赔偿金挥霍殆尽。
根据法律规定，他有权领取为期一年的“一期失业金”，大约为税后工资的65%，第二年可以领“二期失业金”，但金额减少，还需要定期去劳动局证明自己正在积极找工作，否则必须参加劳动局推荐的岗位面试。
考虑到年龄问题，且不愿意去劳动局报到，瓦格纳放弃了二期失业金。被解雇前，他的年薪约5.6万欧元左右，略高于德国平均水平。其妻子仍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员工，年薪约4万欧元左右。由于赔偿金已经耗尽，如今家庭开支依靠积蓄、定投股票收益以及妻子的收入。
瓦格纳对界面新闻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退休金制度改革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是自己养老的负责人。”未来，他计划从事每个月收入在450欧元以下、每周10小时以下、无需缴纳社保和所得税的“短工”，一方面是补充家用，同时也为了打发闲散时光。
法国：政治雷区、阶级博弈
在欧盟的另一大核心国，以养老金为核心的退休改革关乎社会各阶层博弈和利益取舍。2023年法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3.35岁，而改革前62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60-64岁人群的就业率已低于欧洲平均水平。如今法国政坛甚至有将退休年龄降至62岁的讨论声音。
在布鲁盖尔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任职的高级政策研究员科克加德（Jacob Funk Kirkegaard）对界面新闻说，法国人将退休视为“社会权利”，之所以改革难以推动，主要原因是各群体存在巨大鸿沟，特别是公共部门等利益群体竭力要求保持现状。
法国原来的双轨制养老金体系可分为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不仅拥有涵盖全体就业者的基本体系，还有特别针对农民、铁路、电力、医护等行业的42项特殊制度，为这些从业人员提供缴费年限短、退休年龄低、待遇相对较高等优惠措施。
以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为例，其员工在55岁左右退休即可直接领取养老金，参照标准为退休前最后6个月的工资，而民营部门的养老金基准则是职业生涯中工资最高的25年的平均值。
在第一个任期内，马克龙政府尝试养老金制度改革。其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再分配的初衷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支持。马克龙于2019年底推行的全民统一积分方案触碰了上述42个职业群体的利益，引爆了交通、教育、医护等公共行业的全法大罢工。
马克龙的这一宏大愿景随后相继被“黄背心运动”、新冠肺炎、高通胀危机打断，越来越被视作冷漠无情的领导人。从多个民调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公平或有效。
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马克龙力保执政遗产，于是在2023年初跳过国民议会表决，动用宪法49条强制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案。根据新改革，从2023年9月开始，法定退休年龄将每年延迟3个月，最终目标是到2030年从目前的62岁提高至64岁。上述庞大的公共部门成为损失最大的群体。
2027年之后，大多数劳动者需要工作至少43年才能拿到全额退休金，比原来增加一年，这一条适用于民营和公共部门。如果未符合条件，劳动者要到67岁时退休，才有资格领取全额养老金，但警察、消防员、狱警、消防员、海关官员等从事体力或脑力繁重工作等共同部门岗位仍可以提前退休。
新法案保证退休人员的最低养老金收入不低于最低工资的85%。另外，为了鼓励生育，在法定退休年龄（64岁）前一年已累计缴纳43年养老金的父母将获得占养老金5%的额外奖励。
养老金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也是马克龙政府必须考虑的事项。预计到2025年，法国财政赤字可能增加到172亿欧元。法新社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控制公共预算，预计明年法国的赤字将达到GDP的6.2%，大大超出欧盟规定上限（3%）。刚上任的右翼共和党总理巴尼耶甚至提出对富裕家庭和大公司增税。
除了民间抵制，退休改革的出台同样在政界引发震动。马克龙所处的中间阵营已为此付出了丢掉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代价。尽管总统在法国享有凌驾于其他立法机构的特权，但马克龙的政治力量已被大大削弱。
新人民阵线和国民联盟都希望将法定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法国公务员的许多养老金通过债务融资，如果未来马克龙的改革被推翻，退休年龄降回到62岁，每年将花费约16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
极右翼领导人、“造王者”勒庞带领的国民联盟正试图利用公共压力加大对马克龙新内阁的压力、推翻养老金改革。代表铁路工人利益的两个主要工会已申请在10月1日进行罢工，并号召全法各行业工会团体加入，包括教师和医生。工人运动是法国的特色，如今已发展成主张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利。
公开统计显示，法国人平均每年有114天在罢工，且一般选择在工作日进行，这样就对公共生活带来很大压力，尤其是垃圾收集、火车和航班以及电力供应等服务。
美国：提前部署、多支柱支撑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老龄化压力相对较小，劳动年龄人口长期维持在稳定水平，因此更有条件采取渐进退休计划。
资本家往往能提前感受到危机。他们更为主张延迟退休，以及支持个人退休储蓄。68岁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只要身体允许会继续全职工作，他还希望像老朋友巴菲特一样再工作二三十年。而72岁的黑石集团CEO拉里·芬克也在致投资者信件中呼吁美国人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来渡过养老金危机。他指出，65岁退休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产物，应大幅提高。
芬克提到的大背景，正是美国“社会保障”系统（Social Security）信托基金储备将在2033年耗尽，比之前的预期又提前了一年。届时退休人员每月领取到的退休金只有目前的75%，因此国会立法官员，特别是共和党人提议调高退休年龄。
美国现行养老保险金体系包括政府强制推行的“社会保障”、雇主（含公共、民间）自主出资的养老金计划、雇员个人退休账户。这三根支柱互为补充，几乎覆盖全部就业人口。今年70岁的伊利诺伊州前教师蒂姆·休森告诉界面新闻，他退休前在该州教育系统缴纳了6年半的养老金，现在领到的退休金基本能满足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支出，那些完全依赖“社会保障”的主要是财务状况不佳的劳动者。
“社会保障”项目要追溯到上世纪的大萧条时期之后。1935年8月14日，时任总统林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为失业和贫穷的老人提供社会保障，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女统一65岁，当时该国的人均寿命为75岁。目前超过5000万人参与“社会保障”，不仅包括退休雇员、残障人士，还有他们的家属。
1970年代末，由联邦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开始显现，收支面临失衡风险。1983年，在距离“社会保障”基金耗尽只有半年之际，美国国会终于通过改革，出台调整退休年龄法案，规定在2025年前将职工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但直到2003年才正式逐步实施。2003年美国的人均寿命为77.1岁。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弹性退休制极具代表性。除了67岁的法定年龄，美国还允许劳动者62岁提前退休，累计交满10年社保的也能拿到70%退休金。另外，主动延迟退休者还可以获得奖励，例如70岁的退休者可以全额得到退休金30%的奖励。
随着新冠疫情后的通货膨胀高企，“社会保障”基金储备在41年后再次出现危机。与此同时，美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79.74岁，各界一直在讨论进一步的退休改革。
一些政策专家提出在不提高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的解决方案，但这样就会影响数百万美国工人的福利。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桑德斯则提出取消“社会保障”税的上限，这样就可以大幅增加该基金的收入，并延长偿付能力。
资深政策研究员科克加德对界面新闻表示，美国退休制度改革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总结起来有：改革宜早不宜迟，否则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成本将会非常高；退休制度可以通过削减福利、增加税收和（或提高退休年龄/资格）来修复，尽可能广泛地分摊全社会压力。
“如果一个国家现有的退休年龄极低，那就只有先从提高退休年龄开始。”科克加德说。
成功的退休政策改革是什么样的？
在科克加德看来，成功的退休改革应该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人们自愿留在劳动力队伍中，有适龄、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以及友好的职场环境，当然前提是有充足的公共养老金支撑。他特别指出，政府应该为重体力劳动者制定非常早的退休年龄。
他认为，在全球最大的政府养老基金（资产规模近16000亿美元）加持下，日本的退休政策是相对最理想的。该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人均寿命也几乎是全世界最高。大多数老年工人从事与青壮年时期不同的新工作：便利店售货员、出租车司机，也可以是其他不需要太多身心压力的岗位，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通常会一辈子劳动，这样拉高了整体实际退休年龄。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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