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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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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两桩惨事，回转头，再说桩有趣点的。
四十六年前，与我一同被牵连进那起所谓“四楼事件”中去的学生共计有十七八人之多。其中，除了我，以及住在我家隔壁（即溧阳路685号）的一位名叫“蒋美庆”的女同学（她与我并不同班，但属同校同届）有惊无险外，其余的人死的死，判的判，被遣送外地农场去劳教的遣送外地农场去劳教。总之，一片彩旗倒地，只有我们那两杆红旗还能迎着强劲的寒风，飘扬了近半个世纪。
说起我家的那位邻居女孩，她之获罪也够算是荒唐的了，且极富时代特色。构成她全部罪状的是她的姓名。她叫“蒋美庆”，她父亲蒋老先生是我父亲财大的同事，一位留美的老教授。女孩是他最小的女儿，生于1948年7月14日，恰逢美国国庆日。
老父一时兴来，便随口给她起了那个最后证明是惹祸根源的“帝国主义”名字。而且，他家好姓不姓，偏姓蒋。那与老蒋，蒋介石的“蒋”不同一姓吗？所谓“一笔难写两个蒋”，这里面又有何种玄机呢？就算现在不是，但红卫兵们锐利的目光看到的是未来。他们可能感觉到这个女孩已具备了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日，摇身一变，而成为“美蒋女特”的各种潜质与基因了。不行，先隔离起来，审她一审再说。有可能的话，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蒋女孩也被关进了四楼来。
当然，公安部门是绝不可能因此而将她入罪的。发下一道命令来，说让她改一改名字完事 —— 姓当然是无法改的啦。于是，她便改叫了“蒋纪文”——取“纪念文革”之意。她获释在我获释的几天后。文革一结束，我去港后没几年，就听说蒋纪文也去了美国读书。只是不知道，现在的她是否已将名字改了回来呢，还是没有？如是问我，我说最好甭改。如此一个时代的这么一段经历，弥足珍贵。难道不值得将它留住，当作一种终生“纪念”吗？
然而，最让我摔不出记忆的还是那无辜的一群：尽管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皇恩浩荡”，不论是坐牢的还是劳教的，都蒙昭雪平反。但基本上，铺展在这群三十出头的中年人面前的人生之路，已再无辉煌与憧憬可言了。当时的中国，积累了十多近二十届的学子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城市。他们正陷入在了一场“回城潮”的疯狂中。其后，便是温习旧课，恢复高考的高峰期。“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久违了的，当年从苏俄进口来的口号，加上本地土产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几乎都成了全国青年学子们的座右铭了。
时代那泛滥了的潮水，在牺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低低回旋声中，又重新归入长江黄河的洪流中，直奔太平洋而去了。又过了三十年，全国已变成了一片金钱加美女加权力的世道与人寰了。但我们都已老了：钱，就是这么点退休养老金；权，那是人家用来管我们权；至于美女，那也只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地瞧一眼再瞧多一眼的份儿了。年龄过去后，一切也都随风而逝。假如说还能有什么抱负与理想的话，那也是属于下一世的人生话题了。当然，那还要看你仍否有重新投胎做人的福份。而且还得做上海人，北京人，香港人，广州人。如果种子撒在了黑非洲，撒在了战火连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撒在了偏僻的高原山坳里，那前途，还不一样是渺茫？
当我在作这些漫无边际的遐想时，你应该记得，我是站在河的对岸，隔着水面，凝望着当年的那间关押我和谢三宝的窗口的。我糊乱的脑海里，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人生场景，真伪莫辨。连正在回想着它们的我自己也都闹不清，究竟什么事应该在先，什么在后？唯当下这一刻的情景是确定的：那窗口已换成了有着宽广视野的塑钢玻璃大窗。在这黄昏降临之际，室内的LED现代照明设备大放光明。
有谁还会去理会，去想象，几十年前在这间曾经的课室里发生过的一切呢？没人会。这是因为，这与他们今日的生活毫无关联。就像一位唐朝宋代的冤女投河或缢颈事件与今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毫不相干一样。也难怪，如今的人们都在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所带给他们的丰盛的物质生活的成果，而那些淹没在了历史烟波中的悲惨往事，哪怕只是提及，也都可能扰乱了人们美好的兴致——而你，又不是在构思一部历史穿梭剧。
都活到今天这个年岁了，揣着一大筐的人生阅历再度回首文革。是的，事情是过去了，说说“荒唐岁月”一类的感慨语，也算是省略去了一切过程的某个结论了。其实，当年那一步一台阶，铺砌而上的那座神臺，以及神臺上供奉着的那尊胖胖神像之种种种种的盲目，这本来就是场万民参与的群众运动。举国上下，一片沸腾。这是一种土壤，一颗含毒的植物怎么可能在一种无缘无故的水土条件之中发芽、抽枝、成长为株呢？
文革初期有一幅叫作“鬼见愁”的对联，流传甚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的倒是真话，没遮没掩的真话；也是心声，直言吐露的心声。只是它的表达可能太露骨了，于当年希望达至的某种政治目的有所冲突，从而才被定性为“反动”，予以取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理念只是改成了做而不说——这或者也算是某种进步？瞧瞧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要害部门，“油水”部门首长们的大多数不都还是如“八老”中的一位所说的那样：是“咱们自家的孩子”吗？唯“自家的孩子”可靠是可靠了，但常常不“靠谱”，更有不争气的。依我说，“自家的孩子”还是“他人的孩子”都不是最重要的。不要太执着于这一点。人，一旦有了优越感，有了特权就有纨绔了，就堕落了；就会变得有恃无恐起来了：薄公子——薄熙来就是个实例。熙来熙来，他不说了吗？“熙熙攘攘陆续有来”吗？决不是一个两个，这类人还是很多很多的！
虽说什么都二十一世纪化了——包括哈尔滨路荻思威路——但思潮这样东西很诡异，说不定哪天又失控泛滥了。文革之惊恐怎能保证说一定不会重临你我，或你我之后代们的人生梦回里来呢？欲杜绝之，谭力夫的这条“鬼见愁”的对联或是颇含有了点省人悟事之功用的。发展经济与民生，这都对，都好。只是再先进再高科技的硬件也不能保证说哪一天不会遭“黑客”软件的攻击与入侵——文革思潮就是那“黑客”。
说了一段题外话，再回到我的本题上来。
我惆怅地踱下大理石级来，离开了“虹口港”。我让自己的腿带领着我，向溧阳路的北端走去。我也说不上是为了什么，可能只是想从哈尔滨路拐个弯进去，再次来到“兰葳里”的弄口上站一站，看一看？看看在那条陋弄之进出口的人来人往中，我是否还能找到个把举止行为或脸部特征上还能有点儿熟悉影子的谁来呢？想不到，我真还如愿以偿了。
是“汰鼻涕阿三”——那个“老虎灶”老板娘的儿子。
我见他时，他正用环形锁把那间客堂屋的门上锁，准备外出。在黄昏微弱的光线中，我只见到一截弯驼了背脊的半老头在那儿摆弄（其实，在别人的眼中，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形象？）。我站定了。让记忆再次仔细地过滤了一遍那些动作的细节之后，我吃准他一定是谁了。我用我67岁的声音叫了声：
“阿三！”——当然，“汰鼻涕”三个字是一定得省略掉去的。
他转过脸来，怔住了。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游移着，他的思路在追寻。
“侬是？……侬是77号里个……个……‘乖小囡’！”
很明显，他一下就认出我来了。他想叫出的是我的全名。然而“搜索引擎”失效，屏幕上跳出来的几个字是：“抱歉！无此记录。”那个刹那间，他的人脑却在高速运行。在资料库里，它发现了一条线索：那是我童年时代的绰号。即使如此，还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差，他将“乖囡囡”错译成了“乖小囡”，但无碍于事。
“嗨，真还是认准了，叫对了！”我喜不胜收。
一下子，我俩的距离拉近了，拉近了至少50年。我说：
“别来无恙，侬一切还好伐？”
他说：“以前倒还算好，后来得了个直肠癌，前年动的手术。”
我说：“喔。”
他说：“都做化疗了。还做了个人工肛门。现在没事，怕就怕再复发……侬是晓得我娘个。”
经他这一提，一张蜡黄的面孔上死鱼般的眼珠偶尔转动一下的记忆画面便同时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说是说她生肝癌，但医生说，很可能就是肠癌的转移。就担心这一招，据说这病有遗传……”
但我想转个话题，这话题太过沉重。我说：
“不谈这个了。你仍住这里？”
“不，早搬了。搬到了黄兴路的商品房里去了。”他说此话时，脸上掠过一丝得意。
“噢，是这样。黄兴路？是杨浦区的黄兴路吗？”
他说，是的。他后来进了公交公司工作。开25路电车，一开就开了30年。黄兴路的房子就是那时单位里实行货币分房时分给他的。“两室一厅，光线敞亮！”他形容道。
“那好。那敢情是好。你现在是准备回家去吗？”
“不，我就住这里。我是锁了门，出去喫碗面去——老婆差麻将去了，夜饭唔勿人烧。”
“黄兴路那房子呢？”
“给儿子媳妇住啦！现在个女小人，侬没有房子，伊勿嫁给侬。所以只得将黄兴路的房子给了儿子结婚用。自家再搬回来住，还是同‘兰葳里’有缘哪！——亏得当时这房子没卖掉，否则真是要睏马路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折出了满脸满面的粗细皱纹来。听他这么一说，儿时的调皮劲又升了起来，我想说笑的那一句对白是：马路就勿要去睏了。其实，弄堂里的过街楼也蛮好个，这遮风避雨的。但，我想此话是说不得的，不厚道，伤人。我将话题偏离了一个小小的角度。我说：
“啊，现在人都老了。侬娘过世的辰光，伊几岁了？”
“六十出头点，现在想想，老娘伊……伊……伊真是作孽喔！”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变得深沉而恳切，像是有点儿从丹田里发出来的音响效果。他的眼光在这昏暗的过街弄口巡游着，像是在寻找什么，寻找谁。或者，他还想再说点啥，但都让他给克制住了——其实，他不说，我也明白。
“后弄堂里已经没有侬还认得个人了。搬走的搬走，死脱的死脱。”他说。也是在那一次，他告诉了我“垃圾筒老虎”在部队里当大官一事。
后来，我俩是在弄堂口分的手：他径直往嘉兴路桥那边去了，那里应该还有不少几家个体户面馆的。我则走反方向，上了哈尔滨路桥，往救火会方向去。我从桥上渡过河去，这是一条前世之河。
已经到达河对岸了，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回眸望它一望。升起的夜雾已变得很浓重很浓重了，有几盏灯光在这雾霭之中闪烁不定，仿佛是幻影。升起了的，除了夜雾，还有我刹那时的困惑：究竟，我是不是真真实实地活过了那六十七个年头呢？没有答案，不会有答案的。一切的一切，不都隐藏在身后的那团迷雾之中了？偏偏就感觉自己登地上了词人辛弃疾的那层境界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是谁？那人是我自己，1952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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