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汤涛：《尊前谈笑：王伯群及其友朋》

《尊前谈笑：王伯群及其友朋》

汤涛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大夏大学是我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在2024年大夏大学建校百年和2025年王伯群校长诞辰140周年之际，母校档案馆馆长汤涛教授创作完成了《尊前谈笑：王伯群及其友朋》这部传记，并嘱我撰写序言。读过传记，我心中甚是感慨，王伯群校长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朋友、同仁的真挚情谊。这部书稿，不仅是对一位教育家的追忆，更是对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深情回望，让我对王伯群校长及母校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

王伯群校长的一生，跨越了“革命救国”“交通救国”和“教育救国”三大领域。他是晚清与民国交汇之际的一位传奇人物，站在历史的潮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通过汤涛笔下的讲述，王伯群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教育家的形象在我面前立体而丰富起来。

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的青春壮志

王伯群校长祖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志学之年，以学行相师友，“喜观亭林、黎洲、船山诸先生书”。青年时期的学问修为与思想积淀，奠定了他日后投身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基础。兴义当地有句民谚：“一寸金，一寸土，一坝走出三将军。”三将军，即指北伐东路军总参议王伯群、陆军上将王文华和陆军中将王文彦三兄弟。

1905年，王伯群考取贵州公派留学资格，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中央大学专攻经济学。他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得到了启蒙与鼓舞。加入同盟会，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回国，投身民主共和的事业。尤其是在护国运动中，与蔡锷、李烈钧等人组织策动滇黔独立，终使袁世凯败丧，堪称革命风云中的中流砥柱，被誉为“民主共和”功臣。王伯群的名字，也因此与民主共和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

交通部长的雄才大略

革命的胜利并未使王伯群停下脚步。1927年王伯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由革命家转变为执掌全国交通的政治家，开始了他“交通救国”的新篇章。彼时的中国，战乱频仍，电政、邮政、路政、航政等交通四政百废待兴。王伯群策远谋弭大患，收回外国交通主权，振兴铁路、航运和海关；统一全国邮政，创设独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创办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首开国际航线；发展电政，整顿电信教育。正是在他的擘画下，中国的交通事业逐渐恢复了生机，有力推动现代国家交通体系建设。

教育救国的责任担当

王伯群毕生最为世人称颂的，莫过于他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与贡献。1924年，他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彼时之中国，军阀混战，民穷财尽，创办一所大学的艰楚可想而知。但王伯群坚信，国家的未来在青年人，青年人的希望端赖教育。为此，他倾尽个人财产，四处筹资募款，在上海将大夏大学建成沪上高校最大的校园之一。他还担任交通大学和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培植工科和船政等高端人才。

王伯群不仅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更是大夏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他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和“自强不息”校训，制定实施民族复兴教育纲要，坚守“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倡导“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率先在国内高校实行“导师制”，推行博雅通识教育，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组建抗战时中国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辟了新的新机。大夏大学在王伯群的带领下，不仅培养了两万余名各界英才，拥有上海、贵阳校区，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创办上海、贵阳、南宁和重庆附中，影响深远。正是在这深厚的基础上，后来的华东师范大学得以诞生，延续了大夏的精神文脉和办学传统。

我和汤涛教授相识多年。他是一位学术视野广阔、研究领域多元的学者，他的学术旅程充满了才情与智慧。汤涛的祖籍是江南素有“才子之乡”美誉的临川，或许是那片文化沃土的浸润，使他从小便展露出文学天赋。随着求学之路的延展，他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专攻企业文化与品牌传播，然而，随着时间的沉淀，他的研究旨趣逐渐被近现代人物与大学史的研究所吸引。正是这种跨学科、多领域的融合，使他的写作显得得心应手，既能在历史的细微之处探幽发微，又能在宏大的叙事中纵横捭阖。

汤涛尤其以对王伯群和汪道涵的深度研究而闻名。通过研究这两位历史人物，他不仅贯通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还延展至中国近现代120余年的社会、政治、教育、交通和财政史等多维历史面相，他的笔触如同游丝般连接起这些丰富的历史脉络，形成既细腻又广阔的历史叙事。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在王伯群研究中，汤涛甘坐冷板凳，爬梳档案文献，近代报刊、人物日记等资料，从细节出发，填补研究空白，开拓人物研究空间。他积十年之功，不仅出版了《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王伯群年谱》等六部相关专著，还在《民国档案》《历史教学问题》《中华读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本《尊前谈笑：王伯群及其友朋》是《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的姐妹篇，不仅展现了王伯群的个人的跌宕传奇，还带我们走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复杂社会，了解他与孙中山、谭延闿、于右任、钱永铭、蔡元培、章太炎等政界、军界、财经界、金融家、实业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等历史人物的交往。通过这些研究，汤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民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窗口，让人倍感新鲜和深入。

这部传记把王伯群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从不同角度展现在我们眼前。汤涛的文字既有对历史的严谨追溯，也带着浓浓的感情与思考。比如，他在研究中探讨了王伯群的公馆的前世今生，揭示了当时政治人物生活的真实面貌，也深入剖析了王伯群与各色人物的复杂关系，带给读者全新的认知。他将那个时代的人性与信仰娓娓道来。通过他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人物的伟大，也看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温情与挣扎。

汤涛的王伯群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是对他多年深耕学术的高度认可。这不仅是对他治学态度的肯定，也让王伯群研究更上一个台阶。让人敬佩的是，他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把人物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力求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通过他的笔触，复杂的历史变得鲜活、生动，令我们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厚重的文化底蕴。

屈指算来，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至今已有三十六年了。

大本阶段是我人生学习与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时期。

1984年秋，我从赣南山岙赴大上海入读华东师大。正是在母校的读书生涯，让我在视角立场、逻辑思维、情怀审美、文字功夫等各方面夯实了基础、得到了提升，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底子。不过，读书的时候我并不晓得水波荡漾的丽娃河校园，最初是大夏大学的校址，更不了解我时常光顾的大礼堂原本叫做思群堂。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是为了纪念王伯群，而他正是母校前身大夏大学的创始人。

教育事业被王伯群先生认为是人生两大最爱之一。回想起来，从大学毕业以来，我的人生也跨越了三大领域：金融、咨询和教育。在多年的投资以及管理咨询工作后，教育事业也成了我的挚爱之一：先是在北京创办和君商学院，近年又在家乡赣州会昌建设和君教育小镇、创办和君职业学院。正是因为这样一段跨越时空的“巧合”，阅读王伯群的人生经历，让我心有戚戚焉。

近代中国是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激荡时代。20世纪初，青年王伯群从贵州山乡，前往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孙中山赠给王伯群的一幅五言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是革命先行者对追随者的谆谆教诲，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在和君集团，我一直提倡“三度修炼”，其中之一便是“气度决定格局”。人生修炼气度，方能打开格局。

王伯群遵循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之遗教，执着于实业救国、铁路兴国和交通强国。他的这种理想和实践，基于他广阔的国际视野，基于他对世界工业的发展、产业的进步和金融的作用的先进认知。教育救国是百年前中国时代的潮流和有志之士的热望，作为董事长兼校长的王伯群是金融硕勋、实业能手，通过投资股票、筹建金融银行、经营矿产盐务等方式筹集办学资金，可谓呕心沥血。“殚心教育，为国储才”，是国家对他的肯定和褒奖。

海上回首三十年，犹记丽娃水上鳞。撰写本序的时候，赣南和君小镇的窗外已是春光和熙，近水远坡，山花烂漫。人生如莲，人间的事功是浮在水面上那朵看得见的花，而决定其美丽绽放的是水下看不见的根和本。当我们看见大夏大学这朵成功之花时，也应该看到百年前王伯群校长创办大夏大学，为国育才，为民族复兴教育所做出的种种探索、艰辛和收获。从百年前先贤们教育救国的信念，到当今新时代教育强国之追求，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者，吾辈当自勉，吾辈当自强。

胡晓明｜有这样一位先贤，为后来的华东师大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