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主论》《孙子兵法》并列为“三大奇书”：格拉西安《智慧书》出新版

《智慧书》（点击图片购买）

[西] 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 著

张广森 译

作家榜经典名著 出品

上海书店出版社

命运之轮（Rota Fortunae）——这一自中世纪开始广为西方文学家所知的母题——对于巴洛克时代的格拉西安而言自是不陌生。时运深刻地主宰着个人，其如在轮下，前一秒风光无限者，下一秒就可能零落成泥；其如同迷宫，“从喜门而入者常会经苦门走出，而从苦门进入者却反倒可能会经喜门步出”。命运的变幻莫测带给人们的深刻不安被自古希腊《荷马史诗》到波埃修《哲学的慰藉》再到莎士比亚的悲喜剧反复讨论，而“人类在面对命运时应展露的智慧”也成为《智慧书》主要面向之一。

格拉西安先是承认“命运自有其所运行的方式与时机”，难以“妄图改变”。但“对于智者而言，时运并非全然不可捉摸，而是可以通过人力加以掌控”。作为个体，人对于时运的掌控由三方面构成。其一，是顺应时势：格拉西安强调人在时局之下的灵活变化：“切勿按照教条生活，除非是为了彰显操守；切勿为欲求制定具体条规，说不定明天就得啜饮今日弃绝之水”；其二，是把握时机：“发觉时机有利，就应果断行动；时机常常青睐勇者，甚至，犹如妙龄佳丽偏爱少年。命蹇时乖不可盲动，韬光养晦为宜，勿令雪上加霜。一旦掌握了时机，就要勇往直前”；其三，是行运当虑背运时：“顺遂的时候，人情便宜，示好者众；背运之际，一切涨价，无不匮乏，故而，绸缪当在雨来前。”

值得注意的是，与古典作家强调个人与命运悲剧性对抗的英雄主义，以及中世纪基督教作家顺应命运并从中发现神意的实践不同，自文艺复兴起，加快的社会流动更加使得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跃迁或坠落，因此，人文主义者通常用建设性的乐观主义来面对命运（Fortuna），并更加强调其中能够被人所把握的时机（chance）。格拉西安综合了基督教对于神意的重视与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引用了自身所在的耶稣会创始人、圣徒罗耀拉的信条来总结人在面对命运时应展现的智慧：“当视天道不存而求人道，当视人道不存而求天道。这是大师的信条，无需置评。”

严格说来，《智慧书》在文学传统上是一本咨政手册，此类书籍是西塞罗主义的产物，在文艺复兴早期被以彼得拉克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所广泛书写，在格拉西安之前，其集大成者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君主论》一书是马基雅维利为统治着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而写，但在格拉西安这里,《智慧书》却更像为自己而写的咨政书籍，好比卡斯蒂廖内的《廷臣论》。身为耶稣会教父的格拉西安生活中能够接近各式各样的宗教或宫廷要人，这也使得他大量着墨于对人际交往中处世智慧的探讨，缘于此，《智慧书》在今时今日也能被作为一本“职场指南”来阅读。

格拉西安把握住了人际交往中的两个维度：“智者”和“大众”。在与智者交往这个维度，格拉西安认为：“遇上智者成智者，遇上圣贤成圣贤。”一个人不仅应该“尽量了解同时代的精英”，更要结交可师和有担当之人，并“要从结友中获得学识，要从交谈中汲取教益。要化友为师，将学习的苦心融汇于言来语往的愉悦之中。要尽享同智者交往的乐趣”。倘若能够让他人之智为己所用，“知众人之所知就能化众人之学为所学”的话，就更是大智慧之彰显了。

而在面对大众这一维度，人际交往的机制则要更加复杂。一方面，格拉西安充分肯定人望对一个人事业的重要性：“凡事只要喜欢者众，就必定有其可取之处……众口一词，不是果真名不虚传，就是众望所归。”因此，人应该广结人缘，争为众望所归：“获得人们的普遍敬重很了不起，然而，被人喜爱却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运气，但更多要靠营谋。”然而，取得大众的喜爱不仅仅只是为了声名，在格拉西安看来，这也是智者自保的体现，他显然对苏格拉底之死心有戚戚然：“想要违逆潮流不仅难免失败而且易遭风险。也许只有苏格拉底可以这么做。”格拉西安充分认识到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化的动物，他引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并评论到，“要想独自生存，必得非常像神或者变成畜生。不过，我倒是很想将这一格言改称为‘宁可与众同疯，而不独自清醒’”，因为“随波逐流是如此之重要：有时候，无知或假作无知恰是大智的表现”。只需注意，在随众之时不可丧失自己的尊严，以免沦为笑柄。

“心随精英，口随大众”八字，总结了《智慧书》中人际交往的智慧，然而，无论是面对智者还是大众，上级抑或下级，重要的是让他人有赖于己而不是仰赖于人：“神灵之所以成为神灵，并非因为其身着金装，而是由于受人膜拜。聪明人更希望的是被人所希求而不是被人所感戴……人们通常都是从别人对自己的依赖而不是感戴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智慧书》原名《关于审慎技艺的神谕手册》（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PRUDENCIA），足以见得在格拉西安所认为的所有智慧的显现中，“审慎”（Prudence）是最为重要的智慧。实际上，作为耶稣会神父，格拉西安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审慎隶属于基督教四大枢机美德（Cardinal Virtues）之一，并与个人的灵性、实践、休憩相关。审慎之智慧在格拉西安那里集中表现为对自身的控制，格拉西安根据经院主义的传统区分了理性、情感和想象。对于情感，他说：“免受情感左右，是精神境界的至高表现……没有什么能比把握自己、把握自己的情感更难，因为这是意志的胜利。”而想象，则“有时应该遏制，有时却要助推，因为想象制约着悲喜乃至会影响理智……其不仅不会止之于思，而且还意欲显之于行，甚而常常会左右生活”。对于情感和想象的适当控制是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理性而服务，善用理智是“该得之法，善能进取之道”，“除了理性，没有别的万应灵药能够治愈”。在这里，格拉西安对于为人处世智慧的讨论同时反映了他对于求知的看法，同时体现了西方道德哲学和认识论传统中对于理智优胜于情感和感官证据的强调。

提香，《审慎的寓言画》

（The Allegory of Prudence, c. 1550–1565）

为了控制情感，运用理智以至能拥有智慧，人必须得时时自我审视，清楚自己的优长、所欲与所恶，“要想自制，必须先要自知”。然而，格拉西安同样强调审慎之限度，其并不认同古代晚期那些弃绝肉身放逐自我沉溺于修行的柱上圣徒，或中世纪隐修制度中沉醉于出神狂喜的修士修女，而是在《智慧书》中强调，要有实干精神、讲求实际，做务实的人：“世事并非成于思，还需见诸行。”这也是此书之所以在现世之时代依然能够广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

格拉西安在《智慧书》的首尾都谈到了为人处世之智慧的终极体现与最终目标：与至尊（entities）和圣徒（saints）比肩，这沿袭了中世纪的神学实践，而同时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伟人的威势（vis）和人文主义者所强调的德行（virtue）——“上帝的一切都是无垠而广袤的，人杰亦当如是：一切都须博大、宏伟，以使所行、所言皆具恢弘、磅礴之势。”正如书中之教导，博大的智慧需要顺时运而求时机、向学与智者而得宠于大众、控制情感以发挥理智。正如本书译者张广森老师所说：“亲爱的读者，只要您认同或遵行书中的观念，就永远不会是自己落入窘境。您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而智慧，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