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益闻录》与轰轰烈烈的“江南科学计划”

创办一份中文刊物是耶稣会士“江南科学计划”的一部分，《益闻录》是落实该计划的直接产物。耶稣会巴黎省的既定目标是回到北京，在钦天监、圆明园从事科学事业，接续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宫廷传教”路线。然而，紫禁城依然紧闭，通商口岸却逐步开放，令罗马、巴黎改变想法。1872年8月，郎怀仁（Adrianus Languillat,1808-1878）主教、谷振声（Angello Della Corte,1819-1896）会长在徐家汇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在北京宫廷建立科学事业的打算，建立“江南科学委员会”（Comité scientifique de Kiang-nan），在江南教区展开科学、文化、教育建设。按原计划，耶稣会拟将中华科学事业的中心基地设在南京。南京是明朝旧都、清代两江总督的驻节地；从教会方面考虑，南京由利玛窦开教，当时又是江南教区主教府所在，行政资源汇聚。然而，开埠以后上海在中外贸易中强势崛起，资本充裕，人才涌入，市民社会发育，“西学”热情高涨，显然是从事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最佳场所。徐家汇的耶稣会中国总院，在教会行政序列上属于巴黎会省。经罗马总会批准，法国籍会士制定了“江南科学计划”。法国是十九世纪的文化、经济大国，在经费、设备、资料、文献、技术和人员等方面，该项目还直通巴黎科学界，得到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支持。

“江南科学计划”包括四部分内容：一、高龙鞶(Augustin Colombel，1833-1905）负责筹建天文台、气象台，编辑出版一本气象科学的杂志，与巴黎法国国家天文台交流；二、韩伯禄（Pierre Heude, 1833-1902）负责筹建博物馆，收集资料、标本，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三、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负责从事中国人文、历史、地理等汉学研究，以及江南教区、中国天主教历史的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四、出版一本介绍科学、帮助传教的中文杂志。第四项计划，即后来成功创办的中文报刊《益闻录》。在徐家汇建立科教文化中心的计划顺利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为江南教区获得盛名，又使中西人士共受其惠，从而使徐家汇闻名于天下。”[1]

1868年由韩伯禄创立的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徐家汇博物院，1933年更名为震旦博物院

按“江南科学计划”的规划，大部分的项目是引进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由巴黎省派遣修生、神父和教外学者来从事。同时，“江南科学计划”努力培养华籍神父，而当时他们就能够独立担当的工作只是一些与汉语和中文相关的职位。会长内定马相伯、马建忠兄弟负责筹办一份中文杂志，从事“江南科学计划”中的科学普及和知识启蒙工作。翻译、介绍和普及“西学”知识，是清末社会日益重要的工作，以后教会再创办其他类型的中文刊物，也都计划由马氏兄弟负责。马氏兄弟是徐汇公学培养的杰出人才，被挑选了担任重任。按《江南传教史》记载：“两位耶稣会读书修士，马氏两兄弟，马若瑟（建常）、马玛弟（建忠）预备将来负责管理这个部门。可惜他俩没有恒心，终于还俗出了修会，后又进入政界，并担任了重要职务。”[2]由于一系列复杂的人事冲突，更由于马氏兄弟对于清朝“同光中兴”的抱负，他们两人分别在1875年、1876年离开徐家汇，回到上海市区，[3]并在天津、山东、巴黎、长崎、神户等地从事“洋务”。

关于马氏兄弟脱离《益闻录》的筹备工作，其中有关系到清朝“洋务运动”的一段传奇。马相伯、马建忠被委以重任，他们自己亦热爱这份工作，曾十分投入地学习数学、天文学，准备从事编辑和翻译，离开教会是个意外。1875年，马建忠先离开徐家汇。当时马氏兄弟中的长兄建勋（绍良）为李鸿章的淮军办理粮台，介绍建忠为李的儿子经方、经迈教英语。“眉叔先生复受文忠招，与其子伯行（经方）、季皋（经迈）共学。”[4]李鸿章见此俊秀，诧异上海竟有此等人才，扣住要亲自使用。马氏三兄弟也觉得既然学有所用，能够报效朝廷，是个机遇。于是，马氏两兄弟就在《益闻录》创刊之前，投奔李鸿章幕府，直接从事“洋务运动”。兄弟俩出走，清朝得到了两位杰出的外交人才，耶稣会却有点慌乱，为此还起了争议。最终，决定调回外派到堂口传教的李杕神父，接任《益闻录》的筹备工作。李杕一直主编《益闻录》等中文刊物，从事教内中文著述，直到去世。

在上海办一份中文报纸，是很多传教士、商人和部分清朝官员、儒生士大夫们的共同想法。1870年代，随着太平军叛乱的平息，“同光新政”开展，上海中外各界都倡议“新报”。“改良派”士大夫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在《采西学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提倡士大夫了解和学习“西学”。另一位“变法”思想家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人）主张“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5]王韬是中国第一代华籍报人，对世界各国“新闻纸”历史有所了解。他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说：“泰西日报，约昉于国朝康熙时。日耳曼刊录最先，而行之日盛。”[6]按报刊史研究，1660年（顺治十七年）在德国创办的《莱比锡新闻》是世界上第一份日报，可见与外人交往密切的王韬，实具丰富的域外知识，真的了解洋务。王韬提到《泰晤士报》（1785）、《纽约时报》（1815）在英国、美国的流行程度，敦促迅速创刊“新闻纸”。王韬回顾在华办中文报刊的艰难过程，如他所说，“华地之行日报而出之以华字者，则自西儒马礼逊始，所刻《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也，时在嘉庆末年。同时，麦君都思亦著《特选撮要》，月印一册，然皆不久即废，后继之者久已无人。咸丰三年，始有《遐迩贯珍》刻于香港，理学士雅各、麦领事华陀主其事。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伟烈亚力主其事，采搜颇广。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玛高温、应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杂述》，英人麦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近则上海刊有《教会新报》，七日一编，后改为《万国公报》，林君乐知主其事”。[7]按王韬所述，差不多就是《益闻录》之前从《东西洋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西杂述》到《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早期中文报刊历史。

基督新教各大教会率先兴办中文报刊，中文早期报刊史上的前几名刊物，为新教教会所办，伦敦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等英美教士所办报刊最为突出。报刊出版是文化知识的载体，它沟通中外、上下各阶层的信息，是组成现代开放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抵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清朝的“洋务派”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对“江南科学计划”表现出浓厚兴趣。1875年4月，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访问董家渡和徐家汇；11月，继任两江总督沈葆桢也来上海询问“江南科学计划”。[8]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创办《教会新报》（1868），后来改刊由广学会接办为《万国公报》（1874），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江总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开始容纳在沪外人参与清廷“变法”，并开始赞助该报。此际，更有不少士大夫读者通过订阅、购买和包销等方式参与新式报刊事业。

在清末民初，基督宗教各教各派更加自觉地利用医院、学校和出版等新式事业进行“间接传教”“学术传教”[9]，这既是清末变法事业的需求，也是十九世纪全球宗教“世俗化”的必然。在这方面，天主教会整体上不及基督新教那样积极，马相伯曾两相比较教会大学，指出：“乃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10]可以肯定天主教在“间接传教”事业规模落后于新教，但是落脚于徐家汇的天主教耶稣会，对于“学术传教”是相当积极的，“江南科学计划”就是落实“学术传教”的具体措施。1851年，耶稣会创建了中国内地第一所新式书院徐汇公学；1903年，马相伯回到徐家汇，帮助创建了一所具有天主教背景的震旦学院；1907年，震旦大学又在卢家湾校区办了附属广慈医院，徐家汇这些单体的机构，数量不及新教，但质量上并不比新教的小学、中学、大学、医院、出版社落后。在报刊方面，徐家汇创办《益闻录》，时间不晚，质量不差，在早期中文报刊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天主教会赢得了一份声誉。

1903年马相伯倡议开办的震旦学院，

1928年学校更名为震旦大学

1879年，“江南科学计划”开始第七年，《益闻录》创刊第二年，徐家汇经过数年发展，已经成为上海西郊一座“西学”堡垒。这年，清朝驻英法公使，著名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1）被召回国内。在上海徘徊期间，他特地去徐家汇调研“西学”。4月11日（农历三月二十日）郭嵩焘参观了林乐知的格致书院，又在他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徐家汇。按日记记录，郭嵩焘“偕林乐知至徐家汇天主堂，神父名步天衢，字亦趋，在中国二十年，亦袭中国衣冠。旁设学馆，肄业生百六十余人，并习中国书。亦有博物院，藏书三楹，后楹皆中国书，略分经、史、子、集及释典、道藏、杂书，布置极有条理。其金石、鸟兽、虫介并取之中国。……学馆凡分三所，一女学馆，一课习外国学馆。外国学馆以剌丁文字为主，兼及数学、化学”。郭嵩焘在巴黎时特别欣赏使署随员马建忠（眉叔）的才学，这次专门来参观他的母校，故而提到“马眉叔受业于此十数年，今此学不过十数人而已”。经过步天衢（Henri-Joseph Bulte, 1830-1900）神父、能恩斯（Marc Dechevrens, 1845-1923）神父的解说，郭嵩焘对于耶稣会的“江南科学计划”印象深刻。参观电气实验室时，能恩斯自豪地说：“此法创自英国，推行不过二三年耳。”[11]确实，徐家汇的电气实验室和巴黎同步，与伦敦、纽约的技术差距不过数年。

郭嵩焘

《益闻录》是“江南科学计划”的科学、文化、教育的知识普及项目，徐家汇科学事业越发达，《益闻录》等出版刊物越能得到支撑。郭嵩焘、林乐知访问徐家汇的当天，马相伯、马建忠的昔日同窗耶稣会士黄伯禄（志山）、沈则宽（容斋）都来陪同，他们报告了自己在“江南科学计划”中承担的工作。“海门黄志山、上海沈容斋陪同指点；并在馆肄业，与马眉叔同学，今皆分理馆事。”郭嵩焘还提到本来应该是由马相伯、马建忠负责编辑的《益闻录》，说徐家汇“亦有新报，每月二次，名曰《益智录》（为《益闻录》之误）。”[12]郭嵩焘问明《益闻录》由土山湾孤儿院工艺院附属“印书局”，即在清末民初出版界著名的“慈母堂”承印。“大率缝工、木工、皮工，及画，及抟土之工，皆有师授，而印书局亦在其中。中、西两文并铅字板，所印多教书，亦有新报……”[13]

“江南科学计划”的实施，为编辑和出版《益闻录》提供了物质和信息条件。按1888年德国人恩司诺（Exner）记录，《益闻录》在土山湾印制。“孤儿院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要数印刷所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印刷品，从这里发往中国人的世界。超过十二个语种的材料在这里印刷，有的材料上甚至印上了非常优秀的木刻和石刻绘画。还有一份每周出版两次的报纸《艺文录》（亦为《益闻录》之误），也是在这里编辑印刷的，耶稣会传教团的所有宣传册子也都在这里出版。”[14]郭嵩焘对徐家汇文化设施的考察，表明“江南科学计划”初见成效，影响很大。《益闻录》在徐家汇编辑、出版、发行，在教会内外具有重要影响。

注释：

[1]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5页。

[2] 同上引书，第207页。

[3]参见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46页。

[4]钱智修：《马相伯先生百岁年谱》，《复旦同学会会刊》，1939年，第8卷，第2期。

[5]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年2月19日。

[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

[7]同上引书。

[8]参见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页。

[9]“学术传教”，见马相伯《学术传教》，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99-600页。

[10]马相伯：《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11]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2页。

[12]同上引书。

[13]同上引书。

[14]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40-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