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我所了解的《益闻录》主编李杕

《益闻录》由耶稣会华籍会士李杕神父创办，并担任主笔。李杕（1840-1911），原名浩然，又号大木斋主，字问渔；别署耶稣会隐名氏，教名劳楞佐（Laurentius）。1840年8月12日，李杕生于川沙（今属上海浦东）的唐墓桥西李家村，为天主教世家。李杕父亲国范，母亲陆氏，有一姊三妹一弟。“自先祖奉教以来，业已八世。”[1]清代江南地区的天主教徒，即使处在清中叶禁教时期的隐蔽状态，仍然还尽可能地参加科举考试。李杕幼年跟从家乡经师庄松楼先生学习儒业，因聪颖灵悟，曾被寄予科场成功的期望。1851年，当耶稣会决定创办自己的神学教育机构徐汇公学时，李杕入学，与马相伯同为首届学生。1856年8月18日，李杕加入圣母始胎会，为相公（修士）。1859年，李杕决定放弃科举，专习拉丁文、哲学和神学。1862年5月29日，李杕与马相伯一起从徐汇公学毕业，加入耶稣会。1865年，李杕入董家渡读哲学，随即进入徐家汇大修院读神学。1869年6月29日晋铎，1870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2]李杕晋铎任神父后，最初在松江、青浦、南汇、建平、宁国等地传教，1878年被耶稣会调回徐家汇，委以重任，创办并主编《益闻录》。

李杕

李杕是耶稣会自1847年在徐家汇开辟教区后训练出来的第一批华籍神父，也是天主教会为“学术传教”而培养的学者型人才。李杕学兼中西，著述丰富，曾翻译和解读《圣经·新约》，被江南地区的教外儒生士大夫称为“西学家”。他注解《新经译义》；他编辑的《古文拾级》，选录范文，为徐汇公学语文教材；其他撰著则有《理窟》《续理窟》《辨惑卮言》《砭傲金针》《天神谱》《玫瑰经义》《圣体纪》《德镜》《心箴》《忠言》《答问录存》《圣若瑟月新编》《弥撒小言》《奉慈正义》《爱主金言》《拳祸记》《增订拳祸记》；编定的著作有《徐文定公集》《古文拾级》《墨井集》《墨井书画集》，另外还有译著近四十种。[3]李杕是十九世纪用中文译著“西学”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据统计，李杕一生翻译著述共达六十种，其中创作十七种，翻译三十九种，编辑四种，有说法是李杕著述不断，“无年无书。”[4]

《圣心报》

1887年，李杕在《益闻录》之外，又创办了《圣心报》（月刊）。按教会的设计，这是一份单纯为教友服务的，以圣心教义为福传的教内报刊。“《圣心报》月出一册，全年十二册，一以传扬圣心，宣布圣化为宗旨。首列每月祈祷总意及圣心道义各一篇；次杂载圣人言行，圣教掌故等著；末附各国教中要闻，而以罗玛为首，不涉时事，不参杂说，诚为中国圣教中最纯洁，最需要之刊物。”[5]《圣心报》兼为祈祷宗会的机关刊，负责指导教友信众的每月祈祷，提供祈祷信息，也是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刊物，拥有大量订购者。该刊物与《圣教杂志》在“神圣与世俗”两方面分工合作，都是全国天主教的机关刊物。该刊于1949年停刊，是天主教会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

马相伯

李杕和另一位著名天主教徒，前耶稣会士神父马相伯同年出生。他们同时进入徐汇公学，一生都保持着同年、同窗、同教之谊。1903年，马相伯创立震旦学院，李杕前来帮助教学，担任法文、科学课程；1905年，震旦学院与复旦公学分离之后，李杕出任震旦学院院长，兼任哲学教授。法籍神父南从周（Félix Perrin，1858-1911）担任震旦教务长。在马相伯及其学生们与南从周的冲突中，李杕在震旦与复旦、南与马之间调解关系，化解了一度尖锐对立的两校之争。1908年，震旦学院从徐家汇迁到卢家湾，两地相距数公里。李杕因在杂志和学校之间无从分身，遂卸任校长职务，专任《汇报》《圣心报》主编。1911年7月3日（宣统三年六月初八日），李杕因染伤寒，在徐家汇不治去世，葬于上海南门外耶稣会士墓地。

南从周（Félix Perrin）

马相伯与李杕谊深情笃，曾为《古文拾级》作序，称“余同学问渔，所选《古文拾级》凡百篇，先今后古。以其与我并世者今也，耳目同濡焉，自卑自迩，尤合现今之教授，足为逮古之津梁。学者苟于离经辨志之余，仿曾文正分段法，如吕东莱《古文关键》之为者，将逐节声调之异同，句豆之短长，一一口诵心维，勿以百篇为少而精熟之。熟则生巧，国粹之存，其在斯欤！”[6]李杕的古文辞本有庠序童子之功，后又得徐汇公学“会通之学”，更兼而长期主编中文刊物，修辞能力愈强。他擅长把“新学”“西学”输入的新概念、新思想，用古雅而传神的中文词汇，颇有心得地表现出来。这种中西会通的文风，在《益闻录》的文体中充分表现，与《马氏文通》属于同一风格。从“西学”本身来说，天主教刊物在翻译英美十九世纪新锐学说，如英美近代政治哲学方面可能不及新教杂志，但在古典哲学、中世纪神学和“文艺复兴”以后诸种欧陆学说方面，胜过新教同行。并且，继承利玛窦、徐光启以来“会通之学”的马相伯、李杕等徐家汇天主教学者，他们的翻译在严复所谓“信、达、雅”的处理中更有心得。

马相伯为《古文拾级》所作序

李杕是天主教会公推的汉语笔杆子，他曾担任震旦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其贯通中西文字的造诣不亚于《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和马相伯。时人评价说：“李杕长于古文，所作文字明白通晓，且所论皆有本，不浮泛，不雕饰，虽精微玄妙之说，能以浅显雅驯之文字达之。更善以古文译述西学，融合中西文字思想于一炉，使读者不觉沉闷，不知其为译文也。”[7]李杕被推为“伟大的公教作家”，时人更有称《益闻录》是一份“影响了世界”的刊物，说：“当时我国除《申报》外，没有其他的报章杂志，所以李神父创办《益闻录》，不但有功于教会，而且还有助于启发民知，有功于国家。”[8]

1918年徐汇公学新建成的校舍崇思楼

李杕与马相伯同岁，他们在徐家汇同进同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51年，李杕与马相伯在徐汇公学是同届同班的学友；1862年，从公学毕业后，李杕和马相伯、许彬、沈氏兄弟等九人一起加入耶稣会初学院，共同师从意大利汉学家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1876年，马相伯离开了徐家汇，李杕则终生为神父，服务教会。二十年后，马相伯决定以一般教友的身份回到徐家汇，仍然是好友李杕神父出面相帮，为之转圜。1896年2月15日，马相伯由李杕等人陪同，住在青浦朱家角天主堂作忏悔，告解师就是李杕神父。同岁、同年、同学、同教，李杕和马相伯可称是天主教会中为清末社会思想、文化变革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两位学问家。

注释：

[1]李问渔：《理窟》，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6年，“理窟序”。

[2]参见徐宗泽《李问渔司铎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圣教杂志》，第25卷，第12期，1936年12月）；又据张若谷：《古文家李问渔传》（《圣教杂志》，第27卷，第6期，1938年6月），李杕作品“译著、阐道、论学之书，凡六十种”。

[3]见徐宗泽《李问渔司铎逝世二十五年周纪念》和《汇报》第38期。

[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年，第674页。

[5]南京教区编：《徐汇纪略》，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九）圣心报馆”。

[6]马相伯：《〈古文拾级〉序》，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7]张若谷：《古文家李问渔传》，《圣教杂志》，第27卷，第6期，1938年6月。

[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年，第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