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益闻录》影印前言

文化   2024-11-28 17:24   上海  

《益闻录》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发行,李杕主编,土山湾印书馆铅印。作为晚清创办时间较早、出版时间长久、规模宏大的中文期刊,《益闻录》对中国近代社会史、新闻出版史、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晚清西学东渐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上海书店出版社鉴于《益闻录》独特的价值,为保护和传播近现代上海珍稀文献,服务学术文化研究,现将上海图书馆所藏《益闻录》分四十三册影印出版,并将期刊所有篇名编制成总目一册,以便读者翻检。


下文节选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为《益闻录》影印本所作前言。



《益闻录:1878—1898》

(全43册,附总目录1册)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11月出版

 

《益闻录》是一份由天主教耶稣会士在上海徐家汇所办的中文刊物,目的是向一般读者传播教会内外消息,译介来自西方的世俗知识,用以配合清朝已经推行有年的洋务运动。传教士办中文刊物,自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15)开始。但是,该刊一方面只是在海外传播,读者较少;另一方面则专注传教,对儒家士大夫的影响很小。这种情况在中英“鸦片战争”和清朝“洋务运动”后改变,在华基督宗教各机构开始创办知识启蒙类的世俗报刊。一般认为,上海的广学会(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接办的《万国公报》(1874),是第一份由传教士所办的传播世俗知识的中文报刊。光绪四年(1878),《益闻录》创刊[1],虽比《万国公报》晚出数年,但却表明天主教会也动员起来,加入了“变法”运动。《益闻录》和《万国公报》办刊目的非常接近,即通过世俗知识的传播,以“学术传教”“间接传教”参加“洋务运动”,影响朝廷的“变法”事业。李杕神父编辑《益闻录》,出版中文译著作品,较英美传教士、学者和商人们编辑《万国公报》《申报》等报刊稍晚,比严复等人翻译、介绍“西学”著作更早。《益闻录》在以“新闻纸”启蒙近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万国公报》


徐家汇观象台出版的《气象公告》(Bulletin desobservations météorologiques,1872),被认为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天主教期刊”[2]。《气象公告》是内部出版的自然科学杂志,《益闻录》则是一份知识普及刊物,旨在为中国全面介绍世俗知识。对比来说,《益闻录》仍然是天主教第一份面向中文读者的普及刊物。1877年,雷蒙迪(Raimondi)大主教创办了一份《香港天主教记录报》(The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被“认作远东地区第一份天主教报刊。”[3]该刊比《益闻录》早一年,初为双周刊,不久改为周刊,报道香港、中国内地和日本的新闻。但孤悬海外,发行量不大,持续时间不长,至1889年停刊。民国报刊史学者戈公振把《益闻录》和它的延续刊物《圣教杂志》合并,称“此报为基督教旧教之言论机关,继续出版四十余年,在外人所创办之杂志中,当以此为最久。”[4]从办刊时间长、内容丰富、影响力覆盖广等方面来看,《益闻录》确实是天主教在中国所办的最为重要的中文刊物。


徐家汇观象台


1878年12月16日(光绪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益闻录》作为半月刊,试刊第1号发行。至1879年3月1日,一共发行了六期。按编者所拟发刊词“本馆告白”:“新闻报之传行于中国盖有年矣,其论学问,言国是,辨道义,述风谣,有益于身心性命,文学见闻,实非浅鲜。”“新闻报”“新闻纸”“新报”,均意译自英文Newspaper,和后来通常译为“日报”(Daily)时的含义不同,是指包括日报、双日报、旬报、半月刊、月刊等形式的报刊杂志(Periodicals)。《益闻录》“告白”称该刊是由教会主办的,旨在发表一般知识和社会见解,帮助完善个人修养。试刊期间,《益闻录》注重教会伦理,含有明显的传教使命,设定的读者也是以教友为主:“本书馆摘录中西各报,每月两次布闻。删其烦,录其要事关吾圣教者,特为记及,使在教诸信人或可以为日进功修之助。”[5]在试刊的六期中,大多是教会新闻。如第2号在“恭录上谕”之后,就报道“追思主教”(悼念上海郎怀仁主教)、“圣教远扬”(梵蒂冈推进美洲传教)、“严办英教堂案”[6](总理衙门处置福州教案)等等,这些都是教会新闻。

《益闻录》试刊第1号

试刊第1号《益闻录》只三四页纸,寥寥十余条消息,如“主教因病出缺;沪上琐闻;钦使来汇;排印新书;教宗谕旨;天主教士济赈;英军被困近报;乱耗录闻;禄德灵奇;教宗庇护第九略迹;恭译教皇谕旨”[7]等。注重教会新闻、为福传事业服务的做法经三个月的试刊就加以改变。正式创刊的《益闻录》(第1号),包括“弁言”“谕旨恭录”共二十多条内容,关系宗教的仅“人魂必有论”“天上舟师”“教事汇登”等数条。短期内就实现办刊“世俗化”,当然是编者官方做了调整,即更注重向教外人士介绍欧美新知识,而直接原因则可能是试刊期间人手不足,还未准备好充分的消息源。正式创刊的第1号,《益闻录》编辑部撰写了“弁言”,宣布了新的办刊宗旨,开始面向更广大的社会读者。每期都首列目录,注重传播世俗知识,教会新闻只一二条而已。几年内,《益闻录》编辑部自行翻译、采编的消息渐多,每期都保持有几十条左右,篇幅长达十四五页纸,内容涉及宗教、科学、论述、时事、经济等方面,上海本地新闻也占有一定篇幅。在后来的日子里,《益闻录》定期出刊,印制精良,文字优美,消息灵通,因而成长为一份传播一般世俗知识、为教友和教外士大夫共同阅读的“新闻纸”(Newspaper)。


《益闻录》正式创刊号


《益闻录弁言》(1879年3月16日,第1号)为正式创刊词,开宗明义称:“董狐称古之良史,以其能事无顾忌,端笔直书者也。夫在古盛时,凡一事之利弊,一物之重轻,一人之贤否,一言之兴败,在朝在野,共见共知。”办一份新闻报刊,宗旨却以“董狐直笔”的春秋故事来引导,这就是徐家汇耶稣会的文风。我们知道,李杕、马相伯这一代人在徐汇公学读书,都研读经学——五经之学,用来参加地方科举考试,或与儒家学者对话。徐汇公学的“经学”修养,不亚于上海官学敬业书院、龙门书院,于儒学并不生疏。耶儒“会通”的融合主张,看似保守,实则稳健,却也并未稍减《益闻录》对于现代新闻事业的重要性之理解。《弁言》说:“近世创立闻报者,殆皆追慕古风,殷然有望治之心,不徒资谈笑,志怪异而已。”通过新闻报,要使“舆情不壅于上闻,朝议悉征诸公论。”[8]《益闻录》主张信息交流,推进社会公开,达成人民共识。来自于欧美的现代报刊原理,用传统的“史汉”笔法表达,意思也很充分,且更达国人之心。


《益闻录弁言》


《益闻录》初创时为“每月两次布闻”,即半月刊。自第11号起,改为周刊,后又改为三日刊。刊物虽为活字印刷,但价格并不便宜,三五页纸即取十文,和木版雕刻印刷出来的价格差不多。“本报每七日出二次,每张本埠取钱十文,外埠由代售者酌加寄费。除本账房外,又由各处天主堂分发,愿赐顾者各往购取可也。”[9]光绪年间,制钱十文可购买二斤大米,江南地区的中、上民户可以负担。好学儒生渐生兴趣,夷务官员备作参考,各地教会也勉力订阅,《益闻录》有自己的销路。另外,江南天主教会有现成的堂口网络,遍及州、县、镇、乡。《益闻录》由各地教堂代为发售,神父们兼顾发行,不需要另建邮递系统,成本可控。


《益闻录》主编李杕(1840-1911)


1898年8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徐家汇耶稣会决定将《益闻录》与董家渡教友们办的《格致新报》合并,更名为《格致益闻汇报》(每周二期)。《格知新报》由上海教友朱志尧、朱云佐兄弟编辑,此时并入教会官方事业。1899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格致益闻汇报》第一百期改名,略去“益闻”“格致”,简称《汇报》,保留其为教内外读者介绍一般知识的特色。[10]1907年,该刊又改名为《时事科学汇报》;1908年,又改回《汇报》。[11]《益闻录》从一开始的使命,就是普及科学、文化、伦理等知识,长期由李杕神父个人负责,编辑、创作、翻译、发行多出自其一人之手。1911年,李杕神父去世,因一时无人接手这份工作,《汇报》遂于10月3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停刊,辛亥革命正好在几天后爆发。次年,耶稣会另派潘秋麓神父接手中文刊物,在原编辑部的事业基础上,新办《圣教杂志》(1912,CatholicReview,月刊),“对于公教道理,神学哲学,中西学术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等学问,均为其讨论之资料。其销路远达南洋、欧美,为中国公教机关报之一。”[12]《汇报》改刊为《圣教杂志》,表明《益闻录》秉持现代知识启蒙的办刊宗旨有所调整,教会在倡导科学普及、教育革命和信教自由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在中华民国的新形势下从事教会建设,将公教精神与社会文化事业相融合。

1930年代《徐汇纪略》存录的英文地图


《益闻录》的编辑部“开设上海徐家汇”,这里的“徐家汇”就是天主教在上海西南郊区开辟的传教基地,是耶稣会法国巴黎省管理的总部会址。“晚明相国徐文定公之故乡,公之子孙世居其地,又以正当肇家浜与法华经两水汇合处,因名曰徐家汇。目下徐家汇有天主堂、耶稣会修院、大小修道院、徐汇公学、徐汇师范、类思小学、藏书楼、天文台、圣教杂志社、圣心报社、土山湾育婴堂、圣衣院、圣母院、善牧院十余所。”[13]从1847年,耶稣会在这里购置了第一块土地起,至1920年代,徐家汇,加上南面毗邻的土山湾,教会各种机关团体事业的占地面积达到1700多亩。徐家汇、土山湾地区是近代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科学、教育、艺术、文化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847年,原先被江南教区主教罗伯济(Louis Marie des Comtes de Besi, 1805-1871)安排在横塘(今松江区泗泾镇横塘村)建立会所的耶稣会士们,把本会的主要事业转移到了徐家汇。此后的一百年里,耶稣会把这里变成了一块文化热土,建造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益闻录》的编辑部设在徐家汇,一直延续到《圣教杂志》,社址都在同一个地方。从1930年代《徐汇纪略》存录的英文地图来看,CatholicReview(《圣教杂志》)的位置就在徐家汇大教堂广场正面偏南侧,西接天文台新楼(今上海气象博物馆),即今徐家汇书院的地点。


注释:

[1]《益闻录》创刊年月日期,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本首刊首页的封面。方豪说李杕于“(1878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创办《益闻录半月刊》。”(方氏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年,第673页)此误。罗文达著,王海译:《在华天主教报刊》记:“耶稣会士于1879年在上海徐家汇出版了第一份中文宗教报刊《益闻录》。”(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其指《益闻录》创刊年份为1879年,亦有误。

[2]罗文达著,王海译:《在华天主教报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3]同上引书,第8页。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74页。

[5]上海图书馆藏《益闻录》,1878年12月16日,试刊第1号。

[6]均见于《益闻录》,1879年1月1日,试刊第2号。

[7]《益闻录》,1878年12月16日,试刊第1号。

[8]《益闻录》,1879年3月16日,第1号。

[9]《益闻录》,1883年9月5日,第150号。

[10]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年,第674页;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0页。

[11]南京教区编:《徐汇纪略》,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八)圣教杂志社”。

[12]同上引书。

[13]南京教区编:《徐汇纪略》,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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