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抉择：养老到底要不要市场化

文化 2024-09-04 21:43 北京

《三中决定》用“博大精深”形容绝不为过，里面很多句子都蕴藏着非常关键的抉择和博弈，背后就是政策窗口和机遇。正因此，小镇不可能一直谈，写作强度太高，也不容易控制深浅，而且没有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引子，有空谈之嫌。

所以，出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找对应的好好谈一谈，标志性事件也是进一步理解政策导向的方向标。

今天这篇要谈的就是每个人都躲不开的“养老问题”。

有很多人留言说养老指望不上国家，有很多抱怨，说还不如把钱留下自己养老。但还是要强调一下，抱怨归抱怨，一定要清醒的明白：如果一个人连财务自由都做不到，那还是老老实实的靠国家吧，最起码社保、医保一定要想办法先交上。

40岁以下，跟40岁以上乃至未来60岁、70岁以上，这是截然不同的状态，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养老有啥啊，自己身体多好，大不了老了少花点。但等真的老了，身体过了巅峰期，就会明白人老了是真的不一样，一般39岁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考虑养老问题。

在《三中决定》中，有一句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这句话是养老部分的第一句话，但是当时舆论关注很低，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上，又或者盯着养老金。但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关键，而且这句话背后能够看出决策层非常纠结。

上周国务院针对这句话组织了一次专题学习，主题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邀请的主讲人是复旦大学教授吴玉韶，他也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由学者型官员转为学者，这也是近些年高级别官员转行的主要方向之一。

吴玉韶博士毕业后一直在民政部工作，晋升厅级后转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主任，老龄协会是国务院所属的副部级事业单位，2019年明确为参公管理，他长期从事老龄工作，后来又去复旦大学当教授。

主讲人绝不是随便选的，研究老龄问题的专家学者很多，比如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她现在转到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授课。

她长期关注中国的养老和老龄化问题。2012年发表了《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八大问题》，某些媒体断章取义，从文章中选择性摘抄了个别句子，比如“50岁退休，65岁再领养老金，这15年到养老院去做义工”，结果引起了全网网暴，一度清华大学所有对外电话被打爆了，甚至“杨燕绥不敢出门”都成了热搜。

然而现在却发生了180度翻转，被评价“虽然冷酷难听，但说清楚了实情”，还有人指责为什么不早点听杨教授的建议。

注意杨燕绥教授和吴玉韶教授虽然都关注养老和老龄化，也都认为老龄化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但这两位关注的重点不同的，开的药方也不一样。但是这绝非对错、好坏，都是想更好地解决中国未来面临的问题。

这两位观点的区别，就像是《三中决定》中“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区别。这跟职业发展背景或许也有关系，杨燕绥教授要比吴玉韶教授大10岁，经历也更加复杂，一生都在跨学科，一开始是专门研究劳动法，33岁（1985年）参与中国劳动合同制、劳动仲裁、劳动法的制度建设，是中国劳动保护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后来她还首创劳动争议仲裁庭，现在的劳动者真的应该感谢杨教授。

杨燕绥教授参与劳动保护制度建设设计时，正值国企打破铁饭碗，大量职工不得不自寻出路，当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国企职工没有了铁饭碗，一旦离开工厂不一定能找到工作，那么国家应该如何制定措施，提供社会保障？

带着这个问题，杨燕绥教授请教了中国劳动法立法顾问、德国劳动法院大法官史奈德先生，史奈德先生建议她去欧洲学习。于是1994年杨燕绥教授前往比利时根特大学攻读社会法学博士，当时欧洲多数国家正在进入深度老龄化，跟现在的中国差不多。

杨燕绥教授的经历还不止这些，限于笔墨就不多展开了，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学科，而养老从来就不仅仅是养老的问题，想要解决养老问题当然要跨领域，于是杨燕绥教授从劳动法领域进入社会法领域，还研究就业和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治理等。

杨燕绥教授的主张，更贴近“养老事业”，所谓“事业”就是公共事业，相比“产业”更强调公共性、普惠性而非市场化、盈利性。

而“产业”强调市场为主体，当然要以营利为先。

吴玉韶教授则是从产业也就是市场化的角度去看待养老，认为只有让养老变成产业，投资养老能够赚到足够的回报，才会吸引更多资本、人才进入养老领域，才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养老服务。

比如吴玉韶教授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2019年在养老产业大讲坛上，吴玉韶教授做主旨演讲，认为“银发经济、老年经济都是当下的朝阳产业”，再过5到10年中国养老产业有望成熟，还认为“全世界没有比中国的养老产业发展速度更快的了，可以说中国市场充满了潜力”。

顺便说一句，在养老上，小镇更倾向于“养老事业”，也就是公共性为主、市场化为辅，在养老的一些关联产业上，可以进一步市场化，但是主体一定是公共服务。

比如老年用品、农村特色养老、医养结合还有一些方便老人食用的营养预制菜等等，这些大可以市场化。过去对养老的认识太浅薄，老人绝不是只活着就行了，老人当然也有就业、娱乐、发展的需要，毕竟未来人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90岁，哪怕65岁退休，还有二三十年的时光，怎么可以刚退休就等死呢？

早在1991年，钱学森就明确说“我说人活到100岁，将来所谓老年人占我们人口的一半，那么到那个时候，老年人怎么办？你光让他们养老、吃呀，那怎么行，要让他们维持一定的工作能力，这是很大的问题，然后要利用他们的工作能力，来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又是一个大问题”。钱学森还强调“将来信息社会，实际上是脑力劳动了”。

但是产业化、市场化决不能反客为主，养老是一国根本，能够老而弥坚寻找到人生第二职业的毕竟是少数，必须确保养老的普惠性、公共性。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市场化作为补充。

所以，小镇当然对吴玉韶教授的观点并不认同。他把产业放在了事业之前，他是从市场化产业而不是公共事业的角度去看待养老问题，此前就曾建议国家出台养老产业培育和扶持专项政策。

不过这几年两方也出现了一些调和，代表是以“银发经济”取代“养老产业”的表述，比如今年初吴玉韶教授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认为“银发经济是中国未来最确定最稳定的大产业”。

花了些笔墨，但是不说又不行，否则无法理解决策的纠结。

对于养老，两任总理都很看重，但是重点有所不同，前总理更多是从“产业”角度去看待。比如2021年两会后记者会回答记者提到的老年人问题，认为“老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之后的阐述也围绕市场、产品、投资展开，强调中国广阔的养老产业也会给外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这从养老相关政策文件中也可以看出来。提到养老，最开始就是“养老产业”，比如2014年7月、2018年11月两次国常会都是强调“养老产业”。而更早的2012年7月，民政部下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到“养老产业”，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产业发展”。

既然想要民间资本参与，分担政府养老压力，那就必须能够让资本获得回报，这个回报可以是持久的长期微利，但一定不能赔钱。

转折是2021年“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到“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之后这句话不断出现，包括领导人调研、二十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以及最新的《三中决定》报告。

注意从“养老产业”到“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表述变化，有很多朋友老是认为官方文件咬文嚼字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吗？

有没有看出这背后决策倾向的变化与纠结？

有没有看到背后对投资、产业、职业发展的影响？

这就是政策解读的价值和难点。

而且还要注意，从2021年之后，国家出台的与养老、老龄化有关的具体文件，也有意回避了“养老产业”，产业化、市场化更多指向养老下面的具体的产业，比如前面提到的老年用品、特色养老等。

尤其是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这份意见重点放在“养老事业”上，只有在“六、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的部分对养老产业进行了规划，主要放在“（十七）发展适老产业”。

对过度市场化的纠偏，当然也体现在养老这个事关全体国民的大问题上。

所以，这次专题学习，请了养老产业化旗帜之一的吴玉韶教授，就很值得揣摩了。当然，这次专题学习的报道中，只有标题提到“养老产业”，在报道的具体内容中仍然是更多强调“养老事业”，在未来工作部署部分也只在最后提到“银发经济”，表示“要大力推动银发经济扩容提质，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和推广，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场景，强化质量监管，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

而且，这不仅仅是这次专题学习如此，之前总理对养老的重心也是放在养老事业上，也就是强调养老的社会性、公共性、普惠性。比如去年在海南调研，就去了海南一家养老机构，“了解海南省养老事业发展和养老机构运营情况”，调研中强调的是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等基本养老服务，完全没有提到养老产业。

既然国家已经认定养老不能过度产业化、不能以赚钱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强调公共服务，那为什么还要请一位长期主张养老产业化的教授来讲课呢？

答案很简单：钱，准确地说是资源。

国家当然希望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去建立一个更加强大、普遍的公共养老体系，但是钱从哪里来？

老年人的需求绝不仅仅是能活就行，老年人也是人，辛苦了大半辈子，当然有资格去享受、去娱乐甚至还要开拓人生新的可能，而对于养老，不同的人要求也大不一样。小镇就去过海南博鳌的一家主打医养结合的高端养老机构，国际上很先进的医疗设备，全球第二台就可能出现在这里。这种纯商业化的服务机构，提供的养老养护服务远远超过一般水平，价格不菲但供不应求。

而且，养老也绝不是说政府砸钱就行了，养老工作人员、人才、科研怎么办？千万别觉得养老就是体力活，养老也是需要大量科研创新的，如果养老完全变成一个强调公共性的事业，那高薪人才凭什么去做奉献？

总不能指望国家财政砸重金去提高养老从业者的薪酬回报吧？所以要想解决资金、人才缺口，而且是极为巨大的缺口，把整个中央财政全砸进去都肯定不够，决不能仅仅靠政府，就必须想办法激活社会力量，想办法让民间资本也进来。

这还涉及到国际竞争问题。未来养老领域也是要对国际开放的，现在国际养老产业极为发达，中国同行以不堪一击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想要提高中国养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少让外国资本赚钱，未来还要想办法赚外国人的钱，那就必须借助市场化的力量。

所以，决策就更加纠结了。政府怎么做，已经比较清楚了，现在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发挥好民间资本力量，却又控制住资本。这或许就是邀请吴玉韶教授主讲的考量之一。

国家希望养老更加普惠，想要更多靠政府承担养老责任，但是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就必须借助民间力量，可又担心过度市场化乃至资本无序扩张导致极度的养老分化，甚至出现更多更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种纠结也确实影响到了民间资本、国际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所以就感觉在养老产业化方面进展并不大，一些先期探索的高端养老服务仍然受到限制。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最好的结果当然是国家把兜底和制度设计、监管做好，资本也能够遏制贪婪和无序，真正实现养老服务的多样化、多层次，各取所需，而部分领域的市场化也能够带动养老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毕竟老龄化不等人，养老需求一定会与日俱增。

堵是堵不住的。

有钱人在国内享受不到，就一定会去海外，那还不如想办法把钱留在国内，也好让国内普惠的养老事业得到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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