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位于南美洲大陆最西侧，地处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土地狭长，南北距离达4300公里，东西距离最宽却只有400公里。智利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超过16000美元，但由于贫富差距较大，以及国外移民较多等原因，在首都圣地亚哥等城市却时常发生盗窃和抢劫事件。
悉尼时间2024年2月4日中午12点，我和老康登上了去智利的飞机。经过12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横穿太平洋，落地圣地亚哥，抵达时是当地时间的2月4日早晨11点。成为“时间旅行者”，让我和老康惊喜不已。
落地后第一个问题是买电话卡。机场只有一家便利商店门口贴着电话卡的海报。年轻店员摇着头告知我们卡卖完了。密实的黑色长发在背后左右摇摆。
“还有别的地儿卖卡吗？”
“没了，得去市区。”
好在机场有Wi-Fi让我们成功搭上了Uber。
—— 聂鲁达故居 ——
几十分钟后车停在了一间装着黑色铁门的公寓大楼外边。我和老康走进去，被进门右手边保安室门口穿着黑衣的中年保安大哥拦下来，问我们去几栋几楼。我打开Airbnb，给保安大哥看预订信息。他想拿过手机细看，我想到南美不安全，把手机握得更紧了。
保安大哥拉不动手机，只好将脑袋凑过来。
“没门牌号，得联系房东。” 看了半天后他得出结论。
“我没网。” 我撇撇嘴。
听说我没网，大哥十分爽快，掏出手机打开热点让我连。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和老康都连不上他的热点。期间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全都礼貌地与保安大哥打招呼。
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打招呼时不说hola（你好），也不说“buenos días”（早上好），而是“Buen día”，是早上好的单数形式，意思是“好日子”。Buendía也是《百年孤独》里布恩迪亚上校的名字。我立马学了过来。
“去对面的中国人商店买卡吧。”期间另一个头发带着蓬松小卷的保安大姐也从监控室出来围观，并给了我们新的建议。
“在哪里？”我问。
“出门右拐对面” 她边说边将我们领到了门口想指给我看。
我顺着她的手朝右前方看去，看见一个中国餐馆。
“在哪？” 我又问。中餐馆还卖电话卡吗？我想确认一下。
大姐随即说出了一连串超过我能力范畴的西语。
老康西语只会你好，谢谢。他早早放弃挣扎，选择在我身边挂机。
大姐摆出一个“罢了”的手势，带着我和老康穿过了马路，又向右走了二三十米，最终停在一个杂货店门口，然后匆匆走回了公寓。
我们向大姐道谢，但愿她的老板不要判她擅离职守罪。
华人店的电话卡只有2G的流量，机场那个卖光的足足有40G。
人心不足蛇吞象。
我和老康决定去他在出发前标记好的电信运营商那里，就在走路十来分钟的地方。我们的行李只有两个背包，走过去到也方便。
—— 行李 ——
或许因为是星期天，街边许多店铺都没有开门。银色卷帘门纷纷拉下来，地上锁着明晃晃的黄色大锁。有的卷帘门上开了小门，小门从上到下锁了三四把锁。有的卷帘门外还有一道防盗窗似大门，也锁起来。一个月后我和老康回到圣地亚哥，在清晨遇见一个店铺开门。老板将卷帘门拉开，我们发现里还有一层大铁门。“他们的钥匙都得编号，每天开锁估计都要十几分钟。”老康评价道。
十几分钟后我们走到了电话运营商该在的位置。一个二层楼的商场，几家运营商的巨幅广告海报高高地挂着。门店却怎么也找不到。昏头苍蝇似的我们稀里糊涂进了家服装店。
“请问哪里有卖电话卡？”我随便找了个店员问。
不知道和我们的亚洲面孔有没有关系，店里的人非常热心，见我们需要帮助，纷纷走了过来。他们用西语激烈交流后，一个年轻小姑娘将我们带到门口，指着右手边的报刊亭说，“那里有卖。”
—— 早餐 ——
长途旅行的疲惫让我和老康作出了妥协。一番折腾，我们终于还是在报刊亭买了张和华人超市一模一样的2G流量电话卡。花费1500比索（约11元人民币）。付钱的时候，老康将钱包大敞开，用手一张张数。周围人的眼睛都飘过来往钱包里看。我紧张得不行，生怕有双眼睛属于不安分的人。付完款后气得大叫着提醒他注意安全。他立即表示下次改正，到了下次付钱，钱包还是敞得比鳄鱼嘴还大。
因为不会激活，我们决定回华人商店再买一张卡，让老板帮忙。
华人老板是个消瘦的中年男子。四十岁左右，始终戴着口罩。他经营的杂货店卖各种日用品。四五排货架挤在不足三米宽的店面里。老板站在门口的柜台后面，身边站着一个混有黑人血统的年轻男人。在我们开口前，两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右上角监视器的显示屏。
“老板，拿一个电话卡，多少钱？”我用中文问。
“1000比索”老板说着从身后的货架上取下了蓝色的电话卡。
我和老康对视一眼。中国人果然不骗中国人。
——圣卢西亚山公园——
蓝色包装上写的的激活程序十分复杂。老板特意叫来另一个大约是他妻子的当地女人帮忙。
在激活电话卡的时候我与老板闲聊了几句。他曾经在委内瑞拉做了9年生意，后来当地经济崩盘，才来了圣地亚哥。我们聊天时店里客人进进出出，老板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监视器。临走时他见我手里拎着小袋子，提醒我说这样很危险。我说里面只是一点飞机上的零食和一些药，他还是再三嘱咐我要小心。
在圣地亚哥，这样的提醒，我们还遇到过两次。
一次是当天下午，我和老康终于在airbnb安顿好后，赶去参加了下午三点的免费城市游览活动。委内瑞拉来的导游带着我们了解圣地亚哥城市的创建，历史的战争，自然的灾害，以及著名的建筑。可是因为时差，我和老康就像凌晨三点出动的丧尸一样，迈着沉重的步伐，低垂着头颅和眼皮。直到走到一条略偏僻的街道，导游说看好包包和手机，如果遇到坏人我就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跑。
另一次是一个月后，我和老康旅行结束回到圣地亚哥。为了给朋友们买点小礼物，我们打车去了一个叫中央市场的地方。开uber的司机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爷爷。快到中央市场的时候，老爷爷先用英语说了个“dangerous”，并用手指了指自己正在导航的手机，又用西语说了一次注意你们的手机。我用西语表示我们听懂了，“这个市场很危险，不要用手机”。他才放心地点点头，将我们放在了路边。
—— 全副武装的药店 ——
我和老康前后在圣地亚哥停留了三天，除却被报刊亭多收500比索外并未遇到任何抢劫和偷盗，只遇到了热心的保安，老板，uber司机和许多好心的路人，可大家善意的提醒，店铺重重叠加的铁门和大锁，院子外墙上防止攀爬的金属尖刺，以及餐馆露天座位桌椅上绑着的铁链都好像一块块写着城市治安问题的警示牌，让我脑子里关于安全的那根弦始终紧绷着。
“坏人隐没于无形，而好人显现于光明”是我对圣地亚哥最终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