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法国议会制度和美国总统制的政治学家古德诺,于1913年5月担任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协助民国宪法的起草和政治改革。刚到北京协助制定宪法草案时,古德诺尽力维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平衡,但随着对中国实际政治情况的了解,他对天坛宪法草案中责任内阁制的设定提出怀疑,认为“中国无论在气候方面,还是在地理方面都呈多样性,缺乏足够的交通、通信手段。而且,在中国解决全国性问题时人民缺乏政治参加之经验,政党发展也不够”,并不具备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条件;从辛亥革命后的实际执行情况看,该制度在中国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功能。
基于这种认识，1915年7月中旬,古德诺在评价共和与君主的优劣,并分析中国适合何种国体时建议:“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前渐行之于立宪政治。”这位政治学知识过硬的美国顾问对中国国体的意见,对帝制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美国来华外交官芮恩施回忆,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曾告诉自己,对于称帝“袁世凯本人也是很迟疑的”,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古德诺的这篇《共和与君主论》是一个因素。这篇纯学理的文章,流传出去后成为“人们用来支持实行帝制的特别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的公民的意见”
杨度精通帝王之学、醉心于君主立宪,他将目标锁定在政治操纵能力强悍并青睐君主立宪政体的袁世凯。民国初年,杨度在看到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时,将自己“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思想,整理成《君主立宪论》转交给袁世凯。袁世凯阅后立即批复:“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
杨度用学理上的政治学术语,包装了袁世凯上不了台面的君主制思想,袁世凯强悍的政治操纵力,为杨度提供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机会。二人一拍即合,筹安会成立,帝制运动“未几则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杨度组织的筹安会,在学理方面对国体的讨论和对民意的炮制,给袁世凯造成一种错觉,不管是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上,还是政权基础的民众支持率方面, 称帝都是大势所趋。
只关注学术研究的古德诺,一心实现自我政治理想的杨度,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都没能技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不自觉间沦为洪宪帝制的帮凶。
洪宪帝制最终出台,关键还在于袁世凯的皇帝梦。那么,袁氏的皇帝梦是从什么时候正式露出苗头的呢?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是《袁记约法》出台之后。在这之前袁世凯的政治理念虽更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但对于共和制当有期待,并积极践行过,只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感受到它的诸多弊端之后,才将目光重新放回君主立宪制。
来源：
[1]柯育芳,赵慧慧.从历史合力论视角分析袁世凯称帝原因[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05):8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