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面临三重压力，一是处在王朝衰败的节点上，中国历史存在着王朝兴衰轮回的周期现象，因为专制体制长期不变，无法跳出这个历史宿命。二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没落的节点上。三是资本主义向东方扩张。总之，清自嘉庆衰落，又支撑了百年，还挺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是个奇迹。
满人入关前不会说汉语，文化负担小，一直在学习，到后来，说汉语最好的反而是满人，出了大作家老舍、语言学泰斗罗常培。清代在吸收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存在阻力，但到它灭亡时，中国一只脚踏入民主化门槛，另一只脚踏入工业化门槛，这很不容易。此外，清代皇帝勤政、廉洁，对灾民能给予一定的接济，这也延长了它的寿命，因为人民对它还没有彻底失望。
中国19世纪末外患太严重，面临着亡国的风险，这给人们带来紧张感，直到今天，我们的国歌中仍然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反映了普遍的心态。清政府最大利益是皇位，无法摆正政府、人民和列强间的关系，为巩固权力，不得不依赖列强，加大对人民的盘剥，而人民反抗，又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只能继续求助列强，形成恶性循环。
从今天看，当时人们确实有点过于悲观，但我们没理由指责前人。1911年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远，列强忙于狗咬狗，外患压力确实不大，但仁人志士们对危险估计偏高，比较急躁。孙中山先生晚年对此曾有反省，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邂逅俄国革命党，他们问孙先生中国革命准备多久成功，孙先生说自己还客气了一下，预计20年，结果俄国人大吃一惊，说俄国革命预计需要100年。后来孙先生说：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因为过于悲观，所以浮躁，希望短期内成功，康有为说，如果用他的办法，10年内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怎么可能？这种投机心理使大家看不起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是特别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光绪皇帝做了超乎他能力的事，作为改革者，应该量力而行、稳扎稳打，但在外患的压力下，他过于急躁，此外缺乏改革经验，年轻气盛，他是慈禧的外甥，外甥像姨，性格同样执拗，但他凭一己之力打开了中华民族近代改革大潮的闸门，这个闸门打开了，就不可逆转，历史潮流从此汹涌奔腾，即使慈禧也不能不顺势而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而这个贡献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获得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光绪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我们今天仍在向世界文明的大潮奔涌而去，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遭遇了很多失败，但不是一直在失败，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仍在前进中。
注：本文资料整理自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喻大华，历史学博士，曾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