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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译自朝日新闻2017年12月10日的报道：《身体拘束ゼロへ、一歩一歩 尊厳とリスクのジレンマ抱え》。
这次我们来到照护机构和精神病科病房的现场，针对“零身体拘束”进行了采访。虽然所有人都认同剥夺他人自由是不合理的，然而为了做到这件最基本的事，要改变的现状却不少。首先是照护思维方式的改变，然后是一线功能设计的改变，接着是改变患者-家人，家人-医院，医院-患者之间的交流方式。
（以下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列举4位代表的发言。）
“我是一家照护保健机构的经营负责人。我常常能听到来自一线工作者说’人手不够，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不得不进行身体拘束’。我认为这种话都是工作人员为自己不正当行为进行的诡辩。应该减少类似『减少身体拘束』这类暧昧不清的用语，而变成『禁止身体拘束』。对于工作人员也不是强制性的让他们执行零身体拘束，需要对一线工作人员不断地培训，从哲学、伦理学角度把身体拘束的不合理性传达到工作人员心里。除了教育，没有其他办法。”（爱知县 50代男性）
“在对应自伤和他伤可能性较高的病人时，为了保证工作人员和患者两方面的安全，一位患者至少需要四名工作人员。另外，通常这类患者的睡觉时间是不固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床，需要全天看护，所以要增加至10名工作人员。这样一来，为了确保人力资源需要多少成本？社会需要注入多少资源？身体拘束最重要的是界限，应该有一条明确且合理的界限。恶意的身体约束绝对是错的，但也不应该将拘束完全与’恶’划等号。一线工作中是否可能让第三机构参与监督评价？”（神奈川 40代）
“我原来是一名精神科护士，在很多家医院工作过。如果管理层优先考虑患者人权，自然会减少身体拘束行为。然而即使减少了身体约束，口头上的约束是否减少了呢？其实大多数一线的工作人员在潜意识里会认为自己的能力或地位高于患者。患者和工作人员需要一起学习和思考人权！”（东京 40代女性）
“我是患者的家属。在入院之前，院方或机构方会进行说明会议，让家人理解如果不采取身体约束可能带来的风险，并签署同意书。当时送爸爸入院时，我也参加了，然而在准备签署同意书的当下，我却看到爸爸带着约束手套，所以立刻拒绝了院方的签署要求。那个时候的我感到协议书上的内容都是院方避免责任的说辞，用保护人身自由的权利作为院方不想负责的借口。没有一个家属会从心底里欢迎身体约束的，看到父母的笑容比什么都重要。”（东京 ４０代女性）
日本大阪的照护保健机构“大阪绿之丘”的事务长柴尾庆次先生说，他们机构从20年前就以零身体约束为目标不断努力着。1999年时柴尾庆次开始任命于一名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的设施经理，他回忆说，当时使用机构的老人大概有50名左右，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用绳袋绑住身体，或戴着束缚手套。问工作人员原因，工作人员回答道：“没办法呀，前一位设施经理说，如果因为没有绑住老人而发生事故，所有责任都是职员个人的责任。”这件事让柴尾庆次久久不能释怀，他认为：“照护工作重要的是帮助老人如何缩小与日常生活的差距，约束却是将这个目标越拉越远。”他开始向职员宣传零约束的思想，并告诉职工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负责到底。
为什么老人会从轮椅或床上掉下来？为什么会有暴力行为？如果仔细观察就会理解：“长时间用一个姿势躺或坐身体会感到酸痛”；或者“至今为止没有一直在床上生活的经验”；再或者“想去洗手间前，会比较激动”等。知道这些产生原因后可以提前处理它，并逐渐减少身体约束。此外柴尾先生认为营养点滴和胃食管严格来讲也是一种形式的约束，“面对这样的病人时，我们会重新判断这位患者是否真的需要胃食管，我们会不断尝试让患者用嘴进食，让患者靠近正常人的生活。设施里有我们独创的软食菜单。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停止胃造瘘的案例。”
柴尾先生介绍：“在我们机构里例如‘等一下！’连强制性言语拘束也包括在内的话，已经三年实现零身体约束了！”他还解释道：“如果不从根本处理潜在风险，直接采用约束是治标不治本的。毫无疑问，人手短缺是事实，即便一对一照护同样会发生事故也是事实。而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一线人员的借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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