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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赵露思抑郁#的相关词条爆了多次，再次引起了人们去抑郁的关注。
赵露思在影视剧中的形象一直都比较开朗，许多人看到热搜都不由吃惊道：“这么开朗的人，也会有抑郁症吗？”
这让更多人意识到了抑郁症并非总是伴随悲观和愁眉苦脸。尤其是“微笑 抑郁”，这种隐蔽性更强的表现形式，常常被忽略甚至误解。
近些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年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据中国的《2020抑郁症患者群体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有近9000万，患者年龄占比近五成为18到25岁；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上显示，50%的抑郁症患者是在校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
“小孩子懂什么忧愁呢？”很多人心中仍然存在这样的疑问。这一现象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即使那些看起来活泼开朗的孩子，也可能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在怡禾后台，我们收到过一位老师的疑问，直击很多家长的心声：
“好几个生活中感觉很阳光的孩子，去医院做个测评回来，诊断为中度或者重度抑郁症，药就吃上了。我想知道这个测评系统是国际通用的吗？如果只是外来引进的，文化观点的不同，测评结果准吗？我就觉得孩子一旦吃上药，看着一下就不同了，很担心他们。而且这几个孩子，一旦几次测评下来，就觉得自己头上明晃晃的有个招牌“我有病”。给自己的那种心理暗示，好像所有的事都找到了出口。.....那个测评，真的真的那么准吗？看着那些孩子回来那种被宣判了的感觉，我都好想去测试一下看看。”
这位老师的疑问，其实反映了不少父母，社会公众对精神科和临床心理科工作的疑虑困惑，很值得探讨。
我们会从三个方向和大家进行讨论：
如何解决“微笑抑郁”
关于“贴标签”的问题
在诊断上，中外是否有差异
01
我们如何解释孩子看上去正常，却有中/重度抑郁症诊断这个现象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点此可咨询：
人们对自己抑郁的一面，是不会轻易让別人，尤其是在父母、老师等权威面前。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种心理让他们难以安心呈现自己脆弱的一面。
扪心自问，当我们自己很难过痛苦时，愿意让所有同学、同事、家人知道吗？会一不高兴就呈现出所有失败感、软弱无力感、无自信无自我价值感出来吗？尤其是让父母或老师等看到吗？
他们宁可假装阳光，也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情绪，直到无法承受时才会彻底崩溃。
《2020抑郁症患者群体调查报告》中，18-25岁受访者认为致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为：原生家庭矛盾的不可调和，和学业职场竞争下对自己感到失望。
这一点也解释了许多老师的困惑：家庭矛盾往往不会显露在学校，而学业竞争压力下的低落情绪，更可能被孩子隐藏起来不愿意被其他同学知道。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中国香港地区著名的演艺人士张国荣先生, 近几50岁的“高龄”，依然俊朗帅气，哪怕是公开出柜，还是有很多女粉丝对他不离不弃。刚做完世界巡回演出，赚了几个亿，却突然间纵身一跳，撒手人寰，社会愕然。
金马奖电影《阳光普照》的男主角，是个优秀的学生，处处为他人着想，看起来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却选择了轻生，他留下的遗书写到：
“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不论纬度高低，每个地方一整年中，白天与黑暗的时间都各占一半，它们都设法找一个阴影躲起来……我弟，甚至是司马光，都可以找到一个有阴影的角落，可是我没有，我没有水缸，没有暗处，只有阳光，24小时从不间断，明亮温暖，阳光普照。”
图源|电影《阳光普照》
现实和影片都折射着一个事实：抑郁症并不总是以悲观、愁眉苦脸的形式呈现，这种表面阳光、内心抑郁的情况，正是“微笑抑郁”的典型表现。而孩子们，往往因为表面上的活泼外向，更容易被误以为“没有忧愁”。
02
我们接着回答一下提问老师最关心的，诊断标签会不会产生心理副作用：让孩子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种担忧并非多余。
表达的艺术
我先举个例子，如果老人得了癌症，医生要不要下诊断呢？要不要告诉他呢？要不要告诉家属呢？
有些老人听到确诊消息后，会丧失生活的信心，因此有些家属选择不让医生明说病情。
然而，这种选择并非简单的决定，我们要考虑当事人的知情权的问题，也要考虑帮助病人正确理解自身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可以做的。
于是就需要一些平衡：既要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也要考虑如何以适合对方心理承受力的方式进行沟通。
这种沟通的“艺术”，正是专业医护人员的一项重要技能。
他们需要根据每位患者的心理成熟度和反应，找到合适的方式解释病情，而不是仅仅依赖诊断的“结果”本身。
性质上，这是一种权变。是每个工作人员跟每个来访者之间互动出来的一个结果。
心理问题，抑郁症焦虑症等的确诊，其实会经历类似的心路历程：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名称又激发了一些负面自己不好、不幸的想法，然后更加打击了积极性。
当工作人员跟他沟通后，让他意识到抑郁症其实是可以治的，而且很多地方，当事人自己是可以为自己做一些正面的改变的。
当事人可能慢慢开始真正进入心理治疗狀态，慢慢重建自主权，自信心、自我价值感、积极性，也会慢慢地恢复。
表达的艺术在于避免让孩子感到“被宣判”。而是帮助他们明白，这个诊断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探索解决方法的起点。
图 源 | 图虫创意
合理的期望
当然，这一阶段，很多时候跨不过去是有复杂因素。部分孩子可能会以“生病”为理由，回避校园生活。
几年前了微信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表情包，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都精神多了，这一个，就可能是老师的担心——借病纳福。
图源|怡仔 自己做的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称为“次发性获益”（secondary gain），即通过疾病获取某种心理或实际利益。
此时家长和老师需要帮助孩子建立适当的期望：
疾病从来也不是尚方宝剑，不会因有了病，什么责任都可以免除的。
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还是：没有正规合理的进行跟踪治疗，孩子和家长都误以为，心理咨询工作是一次性的。很多时候做完诊断以后，就不再继续跟进工作了。
这就较易让孩子陷入到“我被诊断，但是又好像没有治疗方案让我有出路”的误区上去，这样子当然很“丧”。
个别孩子有了抑郁症标签以后，只想到“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努力都没用了”作为逃避责任的理由，但我们也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在没诊断前：对于中/度抑郁症的孩子，他内心也很可能觉得自己“完了完了完了”，此时，他是对自己“老是不成功、老是不被肯定、老是不开心，而觉得无望”。
在确诊后：他们这种感觉从具体事件变为“抑郁症”，加上抑郁症患者在早期讯息交流时，吸收信息更倾向于听到负面不好的讯息。
对于这样的阶段性情绪，父母和老师应该首先明确：这是抑郁症的心理特征之一，而不是诊断本身的问题。
遇到孩子因为抑郁症的名称而失去斗志的情况，家长和父母需要正视有可能出现阶段性负面问题，在这现实基础上，一方面去提供孩子被聆听、支持的正面感受，同时也帮助他们接受、正视和学习面对突破这阶段自己的问题。
大部分的抑郁症的患者，通过治疗是可以好转的。诊断，是为了带来能治能好的方案和希望。
03
最后我们讲讲抑郁的诊断会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有差别？
第一，在诊断标准上。中国国内的专家跟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似乎没有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中国国内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系统有三：
美国精神科学会的DSM系统（最新版本第五版）
世卫的ICD系统（最新版本第十版）
和中国本土的CCMD系统（最新版本第三版）
图源|图虫创意
第二，诊断的人。老师信中没明确说明，从信中看，孩子就读于国内，就医的医院也好像是在国内，我们可以推测，诊断医师是中国人的机会非常高。
一个中国医生，土生土长，每天接触大量病人，对本土的文化特质应该是了解的。有这样文化水平的医师，在诊断上，即或如遇文化不适合因素，应该会调整问诊方式的。
对此，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去质疑一个在中国受训中国行医的医生，会完全不考虑求助者中国人的文化背景，而将一个可能完全不合适的诊断标准去生搬硬套在求助的同学身上。
第三，更深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心理疾病呈现方式，是否和西方人不同呢？
这个，当然有可能。而且，也有文献报道过。早年的一位美国学者，1981年湖南医学院访谈了100个样本，发现在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神经衰弱诊断，是受到当时社会文化影响——为避免受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危险，以致对抑郁情绪感受多以躯体化病征表现和主诉。
于是，该书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依书中作者的看法，不同人群都会有抑郁、心理痛苦、无力、绝望感，但社会文化差异确实可能使其表达方式迥异。
在当年受访的中国人中，他们的心理疾病表达倾向，更倾向于即使有抑郁，也不会明说，以至诊断人数较少，而不是没有抑郁却被误诊出有。
图源|图虫创意
对于孩子这一群体来说，无论是微笑抑郁的隐蔽性，还是诊断标签可能带来的双刃剑效应，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
希望通过这个回应，能够回复这位热心的教师读者的疑惑。
老师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来说，是仅次于家长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很期待能够跟教育工作者更紧密的沟通交流，以希望能够可以更好地为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共同去扶持努力，祝教安。
本文首发于2021年1月，《看着特别阳光的孩子，怎么就得了抑郁症了？》，本文有做删减，点击可详细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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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清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