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魁承杓——陈潮“经纶翰墨”篆书联

作者：薛元明

 陈潮自小过继给婶婶，家庭的种种不幸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形成了一生压抑的基调，平素沉默寡言。成年后，科举仕途并不顺利，又多了一层难以言表的痛楚。陈潮曾以廪生游太学，学识才华而名动京华，被誉为“江北才子”，京师各路大神争识其面。在当时人眼中，京城有十二才子，陈潮乃其中翘楚。然则，陈潮即便才华横溢，却直到道光十一年(1331)才经顺天乡试中举，后来三次被推荐参加礼部考试，皆未中进士。大兴学者徐松精于史事，尤长于地舆之学，雅好钟鼎碑碣文字，慧眼识才，把陈潮延至家中教授儿子。陈潮一面授馆，一面治学，直到去世。虽然学术成就颇丰，但心态愈加郁结是必然的。天妒英才，总是无奈。外加上极度勤奋研学，熬夜伤神。史料记其常常夜登高台观察星象，达旦不寐。种种因缘际会，使其成就过人，却天不假年。

 费了一些周折，托朋友在陈潮的老家泰兴博物馆，寻觅到了一件篆书联，内容移用来评价陈潮本人再合适不过，或者可以说，这正是其个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有通天之志，有济世之才，著书立说，呕心沥血、刓精敝神，奈何命运不公，劳瘁成疾，过早离世。生命犹如流星划过。这不禁让我想到陈潮的好友龚自珍。陈潮与龚自珍极友善，学术观点和水平常能共鸣，一时并称“陈龚”。对比两人，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才高、志大、命短，功名之路不畅，虽然都曾名动京华。龚自珍得年49岁，壮志未酬身先死呐。

陈潮生来就是读书种子。父亲和伯父都是读书人。陈潮自少年时，虽然家门多变故，生活十分艰难，但父辈刻苦好学的精神给他以强烈地熏陶，毕生笃志读书，钻研学问，治学广泛，于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凡诸子百家无不手披口诵，寒来暑往，在多个领域内皆有独到研究，尤其致力于经学研究，被称为“自有石经以来第一能读者”，魏源、包世臣对他很是推崇。

  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篆书创作，在当时可谓独领风骚。

 话说回来，之所以要从陈潮家乡来找资料，除了少见之外，也是顾忌伪作之因。电子信息时代，即便是非常冷门的书家，总能找到一些图录。问题是，陈潮作品极少，彼此之间没有“连贯性”，故而无法证伪，也很难定真，只有选择来路绝对可靠的作品。网络所见作品，有的甚至风格类似《岣嵝碑》，有点不可思议。有些则类何绍基风格，但用笔更为夸张，收笔上扬弯曲，就像大象鼻子，有多笔长线时，重复雷同，明显不符合其篆法特征。

清代篆书家总的来说，主要有两类：一是专职书家，如邓石如、何绍基、黄士陵和吴昌硕等；一是在文字学或文献学方面从事研究的“非专职书家”，如戴震、段玉裁、姚鼐等，即便像阮元和吴大澂等官员，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精力，成就过人，评价角度就会发生变化。只要深入研究，就会有开拓性，对书法史有贡献，就可以界定为专职书家。陈潮自当归为专职书家，其精研六书，不但钻研《说文解字》，且对徐铉、徐锴及钱大昕、段玉裁诸家之异同详加考核，夙夜研探，穷尽原委，文字本源，悉在胸中。每日晨起必作篆字数百，寒暑不辍。虽然取法“二李”，并非一味沿袭泥古，有原创性。

 清代小学昌盛，加之江左遗风，习篆籀者甚众。到了陈潮生活的时代，正逢乾嘉学风振衰丕变之时，一方面，乾嘉学者倡导实事求是的考证功夫，书家必须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另一方面，大量金石碑刻书迹不断被发掘，提供了新的借鉴范本，由此也引发了书坛审美观念的变化——崇尚碑学思潮的出现，渐成热门。包世臣曾大力鼓吹碑学，维扬一地的书画创作风起云涌，名家云集。面对此时此景，陈潮则静观时风，独研篆法。从当时的篆书创作潮流来看，风格多为严谨师古一类，如钱坫、孙星衍、钱大昕等，终不能脱去秦篆之窠臼。陈潮则能做到入古为先、取法乎上，与时人保持距离，这是陈潮篆书给人最主要的启示。康有为评价陈潮篆书“思力颇奇”，无疑说到点子上了。真正的书家都是用思想来写字，思力和心力，首当其冲。

 曾农髯在陈潮“骚作四始勍敌，赋为六谊附墉”篆联上有题跋：“东之先生与道州为同年友，道州篆法多取东之，天不与年，流传亦少，殆亦命耶?此联古厚，髯所见第一联也。”言下之意，曾熙认为何绍基受到陈潮影响。对比何绍基和陈潮的生卒年，何稍年长，但在书法创作方面，能者为师，不能单纯以年长与否为标准。何绍基从事篆隶创作主要在中年以后，受到陈潮启发也是可能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仅仅是曾熙的个人之见，也可能是陈学何，最大的可能则是相互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古厚”二字点出了陈潮篆书的审美特征。所谓“古”，即是强调古法，曾熙本身也是身体力行者。中国艺术多半好“古”，常见的有古雅、古淡、古秀、古雅、苍古、浑古、醇古、荒古等字眼。概而言之，“古”的内涵有三层：其一，漫长时间中筛选出来的经典范本，直接的可视物；其二，历史中所形成的既定的艺术规律；其三，中国文化特有的趣味。所谓“厚”，亦是书法乃至很多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要素，诸如厚重、雄厚、浑厚、宽厚、温厚、拙厚、圆厚、遒厚等。1934年，黄宾虹首次举办个展时在给友人的信札中写道：“近时尚修饰、涂泽、谨细、调匀，以浮华为潇洒，轻软为秀润，而华滋浑厚，全不讲矣”。也就是说，一旦缺了“厚”，甜俗、卑琐、浅薄、浮躁、扭捏、怪诞、狂野、怯弱、板滞、破败、枯陋等就会鱼贯而出，可谓诸弊丛生。“厚”从本质上来说，是创作者应该具备的调和融通与变化出奇的能力。袁枚《随园诗话》中曾提及：“作诗不可不辨者，……厚重之与笨滞也，纵横之与杂乱也，亦似是而非。”诗书同理，刘熙载也提出过“厚而清”的理念，真是不谋而合。以“厚”喻人，强调包容蕴蓄、诚挚笃定和深沉坚韧等品质，由艺及人，则关乎时间、阅历和修养的积淀。由此可见，曾熙对于陈潮篆书的评价非常高，其篆书成就确属不凡，名至实归。

 与陈潮交游者，除何绍基外，还有吴存义、何龙文、李兆洛、陈启文等，皆一时俊杰。好友相互影响很正常。胡澍和赵之谦之间非常典型，谁学谁并不重要，关键是学得好不好。赵之谦极聪明，除了师法邓石如外，主要取法德林。“德林”是谁？估计很多人不知道，甚至有可能，第一次看到德林作品，会认为是学赵之谦的，因为赵的影响力更大。书法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合并同类项”。为避免被“合并同类项”，正是书家追求个性的最终目的所在。

 早逝之人，才名可以位列书史，必定是早熟之人。陈潮即是“神童”一枚。最令人惊奇的是，陈潮还研究数学，由此而言，他一方面具有感性思维，另一方面又有逻辑思维，所以他的篆书可以做到法度和性情兼备。近代马宗霍评：“东之篆书驰骋有势，而神颇能闲，惜其早卒，不能充其所至。”关键字有二：一是“势”。笔势的内涵很广，点画自身的方圆曲直、轻重虚实，相互间的呼应顾盼、穿插映带，偏旁部首间的开合向背，字与字之间的启承揖让、参差错落，皆与笔势相关。概而言之，笔势的丰富性来源于各种对比，古人所说的“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即是此理。处理得当，使人感觉天然合理，谓之“得势”，正如《临池心解》中说：“作书贵一气贯注。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应，打叠一片，方为尽善尽美。即此推之，数字、数行、数十行，总在精神团结，神不外散”。篆书总体上来说，是静态的，陈潮能够做到蕴藏许多变化，并不容易。一是“闲”。按照现代人的观点来理解，艺术无疑是“闲”的结果，人只有在“闲”时才能下功夫钻研，最终有成就。如果一味忙着衣食名利，永远不会真正进入最佳状态。对比来看，西方很多艺术作品，常以一个国家、一方领主或跨地域性组织财力为支持，尤其在古代西方社会，没有可靠的艺术赞助人，普通人很难成功。但对于中国书法来说，书法家多半是个体状态，成功与否取决于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哪怕穷困潦倒，也可能有惊世之作。这是书法的独特之处、奇妙之处。对于陈潮来说，“闲”就是心态从容，无所欲求，绝非现实处境的被闲置状态。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努力，精神状态始终是饱满和圆融的，悠游于艺。这才是真正的“闲”。换言之，只有具备了思维空间，才能在实践方面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当然，对于书法家来说，活得岁数大一些，会更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何绍基活到了74岁，比陈潮多出一倍有余，书法创作上做到了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此件篆书对联内容为“经纶资博物，翰墨动星文”，可谓陈潮铭志之作，量身打造，内容直接点明了陈潮的研究方向，一面研究经学，一面研究天文。宗法“二李”且能租到食古而化，应用自如，既继承古人又异于时人，有自我理解和自我发挥。书法要有古意，追古但不能泥古不化，取决于书家的审美境界、情怀和能力。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是要把古典吃透，然后根据自己的思维来表达，体现出“时代性”。

 就具体技法而言，陈潮在邓石如用羊毫作篆的基础上，寓古法而求新意。行笔加入行草书笔意，时见提按调锋，不拘于藏露，常有侧笔取妍，摆脱了前人拘谨刻板的习气，笔力开张，体势活泼。不管如何，始终能恪守中锋用笔。收笔更是率意之极，浓淡枯润一任自然。“动”字枯笔，最见趣味。与何绍基篆书对比，确实有相近之处，多用长线，增加了难度，也因此有更多变化。因为是穷款，不知确切书写时间，依照陈潮的生卒年来看，青年即是“暮年”，令人感伤。虽然穷经皓首，但书法创作观念一点都不保守，风格早熟，有才气，难能可贵！

 品读此联，不禁想到米芾的惊世骇俗之论：“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毫无疑问，“勒、排、描、画”四字，用来形容一些篆书创作的不足，非常到位。一言以蔽之，学识、胆气、才情不足，说到本质，就是开拓性少、原创性少。时人誉之“用笔斩截”，干净利落，能做到这一点，无疑取决于个人功力。陈潮篆书是“写”出来的，凸显了笔势、气韵和活力，写出了个人的“精气神”！

 后记：撰文之后见到相关资料披露，泰兴博物馆藏有十二件陈潮篆书作品，包含对联、横幅、条幅、著作等各种样式。如果有机会得见全部作品，针对陈潮篆书加以全面研究，无论是对于泰兴地方文化的梳理，还是对于陈潮篆书本身的研究，都将迎来一个新的起点。

文章来源于延令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