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为而治”到“无处不卷”
2002年我进复旦附中时，是谢应平校长治校。
谢校长的治校方略是“无为而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无为而治”，我到复旦附中半年多，才与谢校长说上两句话，那时他才把我的人与名字对上号。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无为而治”，我进复旦附中做人文实验，可以将 “穿行在汉字中”“现代主义”“新诗”“李白精神”“杜甫精神”“《论语》（整本书）阅读”“《庄子》（整本书）阅读”“宗教哲学研究”等这些课程带进教室。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无为而治”，我可以在2004年开始做“单元贯通”教学。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无为而治”，我可以在2005年开始做“过程写作”。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无为而治”，我可以在2006年开始做“中国人”与“外国人”教学。
还可以列出一些，不再列下去了。
记得那时的课表，每周只有27节课，其中还有选修课2节、班会课1节。并且，周五下午就1节班会课。语文课高一高二每周4节，高三5节。
2004学年我教高三。开学第一周，5班的班长与我商量：周五上午第三第四两节语文课可不可中间不休息，上到11点50分。我问为什么，班长说：乘下的10分钟可以把下周的事布置一下，这样下午的班会课有时就可以不上，同学们就可以在12点离校回家。我当然同意。由此事可见，那时的同学是高度“自治”的。
今天说起谢校长的“无为而治”，是三周前去看于漪老师，她说：黄荣华，你是幸运的。你去复旦附中，是谢应平校长“无为而治”。你看看，今天有哪所学校不在“卷”？我说：是的，于老师，现在无处不“卷”，天下无处不“席卷”。
于老师今年96岁，且身体一直在病痛中，她却在一直在为教育担心。这次我去看她，从进门到离开，一个小时，她的话几乎全部是对教育的担心。
于老师这次的许多话，这三周一直在纠缠着我。
今天实在纠缠得慌了，就写下这短文，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梳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