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学界已有共识，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今极具天赋、原创性、煽动性的文学评论家。深厚的文学修养构成了布鲁姆作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基础。对文学如数家珍的熟稔，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知识的百科全书般的涉猎，使得布鲁姆成为西方文学和文化界的传奇。
《记忆萦回》是布鲁姆的告别之作，也是他最私人的回忆录，被作者称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本书可以说是年近九十岁的布鲁姆对他一生阅读体验的一次回顾和总结。书中，作者遵循阅读的记忆选取了超过八十段他从小就熟记于心的经典作家的文本，为读者带来精炼、睿智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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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
阅读此书，就好比跟随作者经历一段从童年到晚年的精神之旅，读者将有幸看到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从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的杰出灵魂中汲取养分的过程。书中选入的作品自布鲁姆幼年时就萦绕在他心头，直到暮年它们依然鲜活：从《圣经》到莎士比亚与约翰生博士；从斯宾塞与米尔顿到华兹华斯与济慈；从惠特曼与罗伯特·勃朗宁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从托尔斯泰与叶芝到德尔摩·舒瓦茨与艾米·克兰皮特……其中不少作者他都在之前的著作中论及过，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将它们重新加以诠释，依然会给读者带来新鲜的观点。
全书精彩纷呈又令人深为感动。虽然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垂垂老矣”的孤独和忧伤的气质，但布鲁姆对于经典、灵魂、美德、信仰的重申与热爱，却依然跃然纸上，充满生机。本书不仅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文批评家的阅读历程、人生历程，也映照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英美文学史。无论是在文学意义上，还是在文本意义上，这部著作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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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高金宇为《记忆萦回》所作的一篇书评，首发于“北京文艺观察”，让我们跟随作者，走进布鲁姆的文学回忆录。（注：本次转载已取得相关授权。）“更多的生命进入无边的时间”
——评《记忆萦回：布鲁姆文学回忆录》
高金宇
2019年10月14日，哈罗德·布鲁姆在纽黑文的一家医院中离世，彼时距离他最后一部大作[1]的出版不过半年。这部沉郁之作，既是对他一生所追随的伟大文学传统的致敬，亦是对他自身命运的深沉预感。此书或许是布鲁姆最为个人化的作品，一部长达五百页的文学“回忆录”(中文版长达七百余页)，仿佛一座沉重的文学墓碑，镌刻着他一生中所珍视的文本与思想，以及他对文学、记忆与死亡的最后沉思。写作本书时，友人、同辈诗人和批评家们已一一逝去，布鲁姆坦然道：“我即将走完第九十个年头，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挽歌季。”[2]这是双重的挽歌，既是对那些已逝文学灵魂的祭奠，也是对自身即将消逝的预言性哀悼。当然，这也是一部“自传”，但批评家的生命故事并非由世俗的事件编织而成，而是由那些曾令他灵魂震颤的伟大文本构成。如同布鲁姆在书首所引用的王尔德的妙言：“它（注：指文学批评）是自传的唯一文明形式，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事件，而是个人生活的思想；不是生活中行为或环境的有形事件，而是心灵的精神气氛和想象激情。”“Possessed by Memory—The Inward Light of Criticism”——这一标题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性的启示。“possessed”并非简单的占有，而是神秘的双向渗透：我们被记忆所占据，正如我们占据记忆。如同布鲁姆自己的解释，词根“poti-”暗示着一种原初的力量，一种预言性的掌控，它使我们在当下就能预感未来的阴影。而Memory-记忆，这个已被滥用的词语，也拥有多重维度，它既是个人生命的私密编年史，又是整个文学传统的回响。被记忆所占据，意味着同时被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与永恒的文学所攫获。布鲁姆从康德的三个形而上学理念（自由、上帝、不朽）出发，指明他所理解的记忆和诗歌的意义:“这三个理念在诗歌中转变成了对应的三个理念：个体化的声音、降神或巩固一个逐渐衰败的神、赋予我们更多生命的神恩。记忆就包含在诗歌的这三个复合理念之中。”[3]它既见证着个人声音的确立，又参与着神性的衰落与重生，同时也成为了某种永恒性的载体。记忆就潜藏在这三重变奏之中，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可以说，我们不是记忆的主人，而是被记忆所选择的仆人。而“The Inward Light”，这一既具有明显宗教意味的意象，也是对批评之本质的揭示。作为一个犹太人，亦深受卡巴拉神秘主义以及诺斯替主义的影响，布鲁姆对文学的理解显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或者说，准-宗教色彩，他将宗教文学化（强调《圣经》尤其是“J书”的文学性），也将文学宗教化，乃至以文学代宗教：“我的宗教是文学经典”[4]。于是“神恩”也不过是文学的恩赐：“神恩的原初意义是得到上帝的恩惠。因为我不像我母亲一样坚信耶和华与犹太子民的立约，所以我很久以前就把这种赐福转化为其原初的形式，即我们对他人的爱。为了找到这种赐福，我求助于文学阅读和研究，因为我逐渐明白，我们爱的人远远不够。他们死了，我们还活着。对于我和许多其他人来说, 文学成为我们生命获得更多神恩的重要方式。”[5]这种艺术形而上学乃至艺术神学是本书，也是理解晚期布鲁姆乃至整个布鲁姆的内核。除去导言和结语，本书共分为四部分。不难发现，本书的结构与布鲁姆另一本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影响的剖析》[6]的结构极其相似，后者亦分为四部分：1.我所遵循的批评观；2.创始人：莎士比亚；3.怀疑主义的崇高；4.惠特曼和日落之地上欧洲的死亡。《记忆萦回》中，第一部分“她听到世界在创造出来之前的一个声音”的核心是宗教文本，但几乎可以等同于“我所遵循的批评观”。通过对《约伯记》《雅歌》《传道书》和《诗篇》等文本的分析，布鲁姆展开了自己对经典宗教文本的独特诠释，这同时也是其自身批评观的呈现。这一部分的标题化用自斯蒂文斯的诗作《基韦斯特的秩序观念》（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7]。借用此句，布鲁姆揭示了诗歌中超凡且神秘的声音——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声音，仿佛在讲述宇宙尚未成形时的真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教导自我和他者，如何倾听我们在世界诞生和毁灭之前就听到的声音”（the voice we heard before the world was made and marred）。这是什么样的声音？在斯蒂文斯的诗中，女性歌者的声音具有绝对的创造力量，与神以言说创造世界形成了互文，这声音赋予世界以意义，是将混沌转化为有序存在的力量。对布鲁姆来说，这声音不再来自上帝，而是来自诗歌，“就我所能想象，诗歌是古人所谓神术的终极世俗模式”，诗歌乃是灵知（Gnosis）的呈现，在神“逐渐衰败”的时代，超越了宗教，创造了新的神圣体验。如此，至高的启示不是来自于宗教圣典，而是来自于文学正典，“对于我而言，要么是莎士比亚的启示，要么什么都不是。”[9]莎士比亚似乎成了新的上帝，他“发明”了现代的人性（正如布鲁姆另一部重要著作的标题所示——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惠特曼则成了耶稣基督——“这个美国基督”[10]。第二部分“‘自我的他视’与莎士比亚式的崇高”正是对莎士比亚的至高启示的展开。布鲁姆认为，在莎士比亚那里，我们遭遇了一种独特的意识模式，他称之为“自我的他视”，这是一种“偷听到自我之声”[11]的奇异而普遍的经验，“无论在莎士比亚笔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所谓的自我的他视，指的是这种双重意识：一方面，旁观我们自身的行为和痛苦，似乎它们属于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另一方面，意识到我们是行为的主体和痛苦的承受者。这就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应，令我们茫然地摇头、揉眼。”[12]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突如其来的自我疏离感，这是一种双重意识状态，即个体在体验自身时，同时感到这些经历似乎是发生在他人身上，此即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或解离。但现代心理学所命名的这种“心理疾病”并不能完全涵纳这种复杂的意识状态。依布鲁姆所言，自我的他视包含着四个维度[13]，这意味着：1.看到自身的“他我”：个体意识到自身的多重面貌，即内在的“他我”。这种自我分裂的体验使个体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复杂性。2.看到他者及其破碎的现实，这意味着，在某些瞬间，个体能感知到他者的真实存在，甚至是他者的破碎与痛苦、复杂与脆弱。3.看到缺席者乃至“虚无”本身。这意味着对不可见之物的意识，看到表象之下的虚无。个体感知到现实的有限性，感知到缺席者乃至缺席本身。4.看到已然存在于此的丰盈以及可能存在于此的一切潜在的可能性。布鲁姆在标题中提及的“崇高”在此部分中虽未集中论述，却与“自我他视”这一话题关联紧密，莎士比亚式的“异质共振”（ resonance of the opposite）[14]能力以及莱奥帕尔迪式的“负面崇高观”[15]所展现正是自我他视的不同维度。当然，自我他视的多重维度在莎翁的戏剧中有着完美的呈现，比如徘徊在埃尔西诺城堡发出质疑的哈姆雷特，既是独白的发声者，又是自身话语的倾听者。而当他捧起约里克的头骨，凝视着这位旧日宫廷弄臣的遗骸，对虚无的体认在这一经典场景中达到了绝对的深度。此外还有两个人物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是福斯塔夫，这位肥胖的骑士通过无与伦比的幽默感，绝妙地展现了自我他视。他既是自己最尖刻的批评者，又是最忠实的辩护人；既能看清自己的可笑之处，又能在这种自我嘲讽中保持尊严。另一个人物是伊阿古，伊阿古展现了“自我他视”最为黑暗的维度。伊阿古不仅能够看见自己的多重面貌，而且能精确地操纵这些面貌来毁灭他人。当他煽动奥赛罗的妒忌时，他同时扮演着忠诚的朋友与致命的背叛者。他一边观察自己的表演，一边欣赏他人的毁灭。在伊阿古这里，这种对自我与他者同时操控的双重意识，达到了令人战栗的完美程度。![]()
艺术家笔下的福斯塔夫在第三部分“挽歌季：约翰·弥尔顿、灵视一族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布鲁姆探讨了挽歌的形式及其在弥尔顿、济慈、布莱克和维多利亚时代诗歌中的重要性。《失乐园》中那个标志性的场景——亚当与夏娃离开伊甸园的背影——成为了所有后世挽歌的原型。这一意象包含了人类最根本的命运：失落、追忆与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创伤。挽歌的语言立足于生死之际，在那里，语言变得纯粹，个人的悲痛被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情感体验；而经由记忆，逝者在诗歌中也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延续。当然，对于布鲁姆而言，挽歌不仅仅是对逝者的哀悼，也是诗人反思自我和面对死亡的方式。可以说，挽歌正是“看见他人和他者性的破碎现实”式的“自我他视”的实现。也是在这一部分，布鲁姆频频哀悼起那些逝去的生者，这些是本书中最个人化也最为动人的段落：“这是六月的一天，我疲惫不堪地坐在这里，因为我还在漫长的康复期，陷入对亡友的沉思。我深爱的学生托马斯・威斯克尔 (Thomas Weiskel) 去世时才二十九岁, 他是想去拯救两岁的女儿, 结果脚下的冰突然迸裂将他们吞噬。”[16]当布鲁姆剖析着一首首挽歌，何尝不是在借助这些诗行哀悼逝者，并试图慰藉自己，给予自己力量：“现在，我几乎每个月都在失去老朋友。人的慰藉难觅，唯有求助于挽歌”。[17]分析到丁尼生的《尤利西斯》，读至与尤利西斯同行的同伴全部牺牲，唯有他独活下来时，布鲁姆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我的一个密友，一个伟大的学者、批评家，今天清晨去世了。我很悲伤。尽管这样的分离早有预料，但想起我们长达六十五年的友谊，我还是哀伤不已。”[18]但他并未陷入无尽的悲恸与自伤自怜之中，《尤利西斯》最后的诗行带来了某种救赎：“进入残年，尽管我往昔的力量也不足以惊天动地，但那已经足矣……我们意志的力量可能衰减，但我们仍然想模仿这个撒旦一样的尤利西斯,‘要奋斗、探索、发现，决不会低头’”[19]。第四部分“我们的天堂并不完美：惠特曼与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围绕着惠特曼这一“美国基督”展开。布鲁姆将惠特曼（与爱默生及史蒂文斯一道）视为理解美国诗歌以及美国精神的核心枢纽，布鲁姆聚焦惠特曼的伟大之作《自我之歌》中的“自我问题”，探讨其中心灵(psyche)、精神(spirit)和真我(real me, myself)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站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呼吁他们和谐一体。但是，灵魂、假想的自我、内在的真我或自我的相会，却因性的强大力量而引起了混乱”[20]。布鲁姆也再次强调了以惠特曼为代表的美国诗歌与英国诗歌之间的区分[21]，惠特曼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化诗学。这种诗学既保持了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又实现了表达的普遍可及性。它建立了一种基于想象力而非社会地位的新型精神贵族主义的空间。这个空间中，个人经验、集体记忆和永恒真理得以交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主义诗人，构成了美国诗歌传统的重要底色。正如布鲁姆所说，“惠特曼溶解了自己，他的肉体化为空气，他的身份化为草芥。他将永远走在我们前面，这个美国基督在等待他的弟子们追上他。”[22]随后的部分，布鲁姆分析了惠特曼的众多的“美国弟子”或“门徒”，其中大多与布鲁姆有着私人性的交往，这部分也因此打上了强烈的个人印记。![]()
惠特曼重现逝去的时光
结语的部分，布鲁姆借助对普鲁斯特的阅读再度沉思了逝去、衰老、死亡、记忆和救赎的话题。布鲁姆坦陈，在动笔六年后，他才意识到普鲁斯特的伟大文本是他写作本书的隐秘动力（在莎士比亚和约翰生博士之外）。布鲁姆赞赏普鲁斯特笔下那些“特权时刻”（the privileged moments），他将之上溯至圣奥古斯丁所谓的“精神启迪”[23]；再次，宗教性的顿悟启示时刻在文学中得以实现，在这种体验中，“灵魂回到狂喜状态”[24]，将人从“黑暗的浑噩和无用的激情中拯救出来”[25]，世俗的时间流动模式被打破，个体获得了短暂的救赎。对于一本七百余页的鸿篇巨制而言，以上的概括显然只是管窥蠡测。正如布鲁姆在本书中对这些诗篇、作家的讨论，也不过是他毕生研究的一个切面。实际上，书中所论及的大多数文本，布鲁姆此前都曾在别处深入探讨过，而他在本书中所做的，实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重读。布鲁姆逝世后，针对他晚年充斥着循环与重复的叠印书写，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他还是写得太多太迅急了。”“晚年布鲁姆一次又一次重复循环着他的痴迷，自我交叉引用，沉醉于一种不劳而获的满足之中。”[26]詹姆斯·伍德的批评固然不错，但这种对“重复”和“自我交叉引用”的痴迷，何尝不是一个近九十岁的老人以记忆和文学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如果说每次真正的阅读都会打上时空的标记，那么每次重读，也就是打开一个时空折叠体，借助书籍和记忆的通灵力量，让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以及与那些时光相关的人、事、物——短暂地再现。或许，这就是布鲁姆在书写这本书时所做的。而他也清晰地预感到，即便是这样的机会也正日渐稀少：“最后一次做某件事，就像是目送心爱的人离去。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看不见，听不见，动不了，这样的日子近在眼前。”[27]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充斥着悲凉的告别意味。《记忆萦回》内页｜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布鲁姆的“遗嘱”
在2003年一场与孙康宜的访谈中，布鲁姆将自己作为批评家的生涯以四场论战串连起来[28]。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布鲁姆向新批评学神殿投掷火把，他认为新批评派破坏了从乔叟到济慈的英语诗歌伟大传统，也试图打倒惠特曼、狄金森、爱默生等早期美国经典作家。这场论战的核心是对文学传统的捍卫。随后，他转向对抗来自巴黎左岸的解构主义者（当然，其中不少人也是他的挚友，布鲁姆也曾与之并肩作战过），这是一场被他戏称为“反法国侵略”的论战。这些哲学家试图将诗歌意义推入无限延异的深渊。随之而来的则是与“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持续抗争[29]，那些用政治正确取代美学判断的人，就像是用意识形态的铁锤击碎阿波罗的竖琴，“对抗文化”的倾向使美国的大众文化和学术界丧失了美学原则。而在生命的暮年，布鲁姆再次披挂上阵，对抗商业文化对文学圣殿的亵渎。J·K·罗琳和斯蒂芬·金的畅销书就像是特洛伊木马，企图用娱乐的糖衣包裹着文学堕落的毒药[30]。纵观这四次论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布鲁姆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坚持维护传统文学经典的价值，反对以任何非文学的标准取代美学标准，始终捍卫严肃文学对抗商业化和政治化的侵蚀。随着四次论战的进展，布鲁姆的阵地、写作风格、目标读者也都发生了转移，一开始，布鲁姆是写作恪守学院规则论著的学者，用詹姆斯·伍德的话说，其作品拥有“学理密度和得体的分寸感”，然后则是作为所谓的“耶鲁四人帮”的一员，作为独创性的诗歌理论家，推出了“那爆炸性的、以四部曲的形式相继问世的‘诗歌理论’”[31]，这一时期的布鲁姆文风奔放诡谲，以启示性的语调宣示晦涩理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布鲁姆与切尔西出版社（Chelsea House Publishers）合作，编辑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并为其撰写序跋（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其创造了一种作为“第四种批评”的“序跋文体”[32]），与“憎恨学派”及商业文化双线作战，这些文本面向非学术界的一般读者，“在这项追求赅备的求索中，我受到更为充分的教益，学会如何为更广大的读者写作。文学批评是个人的行动，也是与公众接触的行动。”[33]。这一书系的编辑出版极大地提高了布鲁姆的影响力，他不无自豪地写道“有些书出现在极不可能的地方：博洛尼亚、瓦伦西亚、科英布拉、奥斯陆的旅馆客房，法兰克福和尼斯的旧书摊，我旅行所到之处的作家书架。我应马其顿一所大学的要求给它的图书馆寄去一批，也应要求捐了数册给美国监狱服无期徒刑的囚犯”[34]，媒体和出版商也越来越喜欢给他冠上一些虽不无道理却略微显得耸人听闻的名号[35]。在中国，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一般的读者圈中，布鲁姆的声名也颇盛。1989年，《影响的焦虑》一书出版；此后，布鲁姆的众多重要著作也陆续出版，包括《误读图示》《西方正典》《影响的剖析》等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虽然与其全部著作相比尚显不充分），布鲁姆所写的不少导读性质的文本（例如《如何读，为什么读》）或序跋文章也被引进（如译林出版社所出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系列）；在学术界，以布鲁姆为主题的论文、硕博研究、课题、专著也算得上层出不穷。时至今日，“影响的焦虑”或“误读”此类诗学用语已几乎无人不晓，“正典”（Canon）或“经典”的议题也引发了众多讨论；如今，趁着《记忆萦回》这一最深度地铭刻着其个体化生命记忆的“文学回忆录”的中译本的出版，或许我们可以再次追问：布鲁姆留下的“遗产”是什么？或者，面对着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滔滔不绝地言说（无论是作为教师在课堂上还是在书本中）的人，更值得追问的是，他留下的“遗嘱”是什么？并不是说中国的读者有什么责任去遵行一个出自西方批评传统的批评家的“遗嘱-约定”（testament），但这毕竟是一个阅书无数且确实极具天赋的批评家的几乎最终的言辞，的确值得聆听。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或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但作为一个仍然在无尽的书海中挣扎着遨游（或遨游着挣扎？）且或多或少（主动或被迫地）也在对文本进行阅读、解析、研究乃至“批评”（但愿配得上这个词）的“从业者”（这个中性化乃至技术化的身份认定显然迥异于布鲁姆推崇的“浪漫主体性”），这个问题如此切身，难以回避。就本书而言，最触动人心的无疑是那些自述性的、将自身的生命与文学关联起来的段落，在那些场景中，文学与生命之间直接而源始的关系呈现出来，时时让人想起《影响的剖析》中雄辩而动人的断言：“任何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差別都具有误导性。对我而言，文学不仅是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它本来就是一种生活，而生活也没有任何其他形态”[36]。文学与生活，或文学与生命，对于每个曾热爱文学或试图以文学为志业的人而言，二者之间的关系原本是如此自明，无需多言。即便没有痴狂到布鲁姆般将文学宗教化，但其间本质性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却显而易见。但随着个体的逐渐“成熟”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日益“专业”，这种关系在当下似乎已变得难以言说，甚至被羞于提起。尤其在当今学术评价日益算法化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断裂愈发显著（至少对笔者而言），以至让人不得不严厉地自我叩问：对文学与自身内在生命之间的根本性联系的遗忘——斗胆借用海德格尔的句式——也许不仅是遗忘了“文学性”，而是遗忘了“文学本身”。如此，在文学研究逐渐异化为纯粹技术操作的当下，作为“教师”的布鲁姆给予我们的“教导”尤为珍贵。从词源学出发，布鲁姆指出“教学”可追溯至希腊语中的“展示”和拉丁语中的“言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我把临在与作为教学过程中的演示或展示联系在一起。我已有六十三年的教学经历，我可以说，教师的工作是帮助学生感觉到自身的临在”[37]，这与他所强调的“赐福”(blessing)概念密切相关。宗教赐福代表上帝的眷顾，而教育也应是一种生命的赐福。如同他所翻译的那句犹太祷告词一样，文学的教育这一世俗性的赐福仪式使得“更多的生命进入无边的时间”（more life into a time without boundaries）[38]。“教师是见证者。他既有示范作用，也有激励作用。爱默生也教我懂得，我从他人身上获得的东西，从来不是教诲，而只是激励。”[39]布鲁姆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教师”，他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一种不是作为职业或技艺而是作为生命投入的文学阅读与研究方式，这正是笔者在阅读本书时，除去智识的教益之外，最“受教”于这个作为“教师”的布鲁姆的部分——将文学与生命牵系在一起的热忱与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激励”。
[1]严格说来，本书应该是布鲁姆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但却并非最后的书，逝世后，另有两本他临终前不久仍在撰写的书于2020年出版，分别是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和The Bright Book of Life。[2]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布鲁姆文学回忆录》，李小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第3页。[3]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前言第iii页。[4]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202页。[5]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41页。[6]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7]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13页。[8]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14页。[9]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202页。[10]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496页。[11]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113页。[12]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115页。[13]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121页。也可参看以下分析：Gina Masucci MacKenzie, "The Sight of Memory: Bloom's 'Otherseeing' in Possessed by Memory", symplokē, Vol. 27, 2019, pp. 329-332.[14]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第40页。[15]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第192页。[16]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259页。[17]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436页。[18]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374页。[19]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374页。[20]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451页。[21]Daniel T. O'Hara, "The Privileged Moment in Bloom: Possessed By Memory: The Inward Light of Criticism", symplokē, Vol. 27, 2019, pp. 337-340.[22]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496页。[23]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699页。[24]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700页。[25]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716页。[26]詹姆斯·伍德，《误读哈罗德·布鲁姆：一位批评家的焦虑及影响》，《上海文化》2023年第3期，第85-88页。[27]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749页。[28]孙康宜，《我曾卷入四次论战——哈罗·布鲁姆访谈》，《书城》2003年第11期。[29]关于此可参看陈龙，《“怨恨”概念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后期美学思想》，《美育学刊》2023年第14卷第2期。[30]可参看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页。[31]徐静，《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英文）》，《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6页。[32]曾洪伟，《论作为序跋文体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外文研究》2020年第8卷第2期。[33]哈罗德·布鲁姆，《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史诗》，翁海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页。[35]如“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最富煽动性的文学评论家”之类的说明似乎已成了介绍布鲁姆时的标准用语。[36]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第5-6页。[37]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41-42页。[38]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41页。[39]哈罗德·布鲁姆 《记忆萦回》，李小均译，第16页。《记忆萦回：布鲁姆文学回忆录》
[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李小均 译
本书是文学批评巨擘哈罗德·布鲁姆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说是年近90岁的布鲁姆对他一生阅读体验的一次回顾和总结。书中，作者遵循阅读的记忆，选取了超过80段他从小就熟记于心的经典作家的文本，为读者带来精炼、睿智的解读。书中，布鲁姆的论战对象不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阅读此书，就好比跟随作者经历一段从童年到晚年的精神之旅，读者将有幸看到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从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的杰出灵魂中汲取养分的过程。书中选入的西方经典自布鲁姆幼年时代就萦绕在他心头，至今依然它们依然鲜活：从《圣经》到莎士比亚与约翰生博士；从斯宾塞与米尔顿到华兹华斯与济慈；从惠特曼与罗伯特·勃朗宁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从托尔斯泰与叶芝到德尔摩·舒瓦茨与艾米·克兰皮特……其中不少作者他都在之前的著作中论及过，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将它们重新加以诠释，依然会给读者带来新鲜的观点。
【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目前研究欧美文学与文论。
编辑丨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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