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在《金银滩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沉溺》让出生、成长在青海藏区的索南才让以此印证自己具有虚构故事、塑造人物的能力，随着一系列以草原牧区游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陆续问世、接连获得若干文学奖项的认可，他的文学之路逐渐宽广、笃定。2022年，中篇小说《荒原上》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作品引起文学界、读者更多的关注。与“关注”相伴的，除了写作的量与质的稳步提升，还有出版计划和活动邀约。
索南才让的2024年从夏天“充实”到秋天，出版长篇小说《野色》，应邀赴日本参加文化交流，来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他以青海藏区县城的工作室书桌为起点，放下手头创作中的下一部长篇，到东京、北京或其他地方，参观、考察、开会、对话。
索南才让在《野色》中，索南才让以牧民那仁与公牛“小妖”并行且交叉的双重视角叙事，写实与超现实交织，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时代变迁下牧民与草原众生的生存状态，用极富隐喻色彩的寓言式书写传递出作者对人性的剖析，对游牧生活未来的隐忧，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
日前，中华读书报记者在索南才让与作家徐则臣、淡豹于北京SKP RENDEZ-VOUS书店举行的《野色》新书分享会之前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坦言未曾预料一路写来能有这么多收获，对自己的天赋、写作方式与瓶颈有清晰认知，谈到“最后一代游牧人”颇感无奈，说起草场、牦牛则依旧心怀眷念。
以下为采访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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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在牧区放羊、去城里打工，从偶然阅读的武侠小说到动笔写作，直至成为作品题材扎实、风格鲜明的作家，你的经历在同代作家中还是比较独特的，地域特色与少数民族文化为你的写作提供了素材，除此之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天赋？
索南才让：前两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被问起，你相不相信自己是有天赋的？我说，这是肯定的。这个天赋倒不是指我对文字有多敏感，那不算天赋，顶多算是文学的感受力，天赋是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太僵太死板，得有灵气。如果不具备，无论再怎么努力，都不是靠读书、反复修改以及吸收各种文学流派营养就能实现的。我有个会讲故事的祖母，腿瘸的她后半生都在轮椅上和炕上坐着。她给我们讲的故事全部关乎人性的黑暗，兄弟相残，狼来了把孩子吃了之类的，这些故事让当时的我害怕又想听，听她翻来覆去讲这些故事，我们很快就听厌了。我就开始自己编故事，一天晚上，我把编的故事讲给兄弟姐妹，他们竟然没听出来是我编的。故事也不复杂，就是把我那时候想要的自行车和彩虹糖这两个元素放在一起，情节也不复杂。我发现编故事是很好玩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听说你当初是偶然读到金庸的《天龙八部》着迷于武侠小说才萌生写作的冲动，想没想过当时要是读到其他作家另一种风格的作品会怎样？
索南才让：幸亏当时读到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对男孩子的吸引力太可怕了。要是当时读到纯文学作品，可能就扔开了。有意思的是，十几岁的我读到武侠的那种入魔程度，要是当时有人告诉我，过几年就不会再看这些武侠小说了，我会觉得不可能。事实是，两三年后我就对武侠没什么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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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当年发表处女作让你意识到自己可以写小说，那篇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索南才让：那时我已经二十一岁，开始读严肃文学作品了，这“骗”一本那要一本，存了一些书，装在一个放衣服的柜子里。当时有个书店，里面有《收获》《十月》《人民文学》这些杂志，我就去买。第一次读《十月》，我读完觉得，这样的小说真好，就继续读下去。读的过程中没想过自己写，更没想过当作家。发表《沉溺》之前一年，有段时间就随便用笔在纸上像写诗那样写几句，但一首完整的诗也没写出来过，不过我一直记日记。有一天下午，外面刮沙尘暴，我四五点钟就回家了，吃了点东西，就坐在一个方桌的角落。我记得父亲靠着被子把帽子扣在脸上睡觉，我坐了一会，去另一个房间，把柜子打开，不知道要写什么，就把纸和笔拿出来。想了一会儿，旁边好像有一本鲁迅的书，我在上面找到“沉溺”两个字，就写下“沉溺”作为标题，就这样写下去，那天下午一直写到晚上，第二天下午放羊回来继续写，一万字的小说就写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野色》中以牧民那仁和公牛“小妖”的视角和口吻交叉叙事，特别是牛那条叙事线索有着强烈的象征性，是意味深长的草原魔幻隐喻，这样设计有何用意？
索南才让：按理说人是有智慧的，牛是愚昧的，我这样写，就是把人和牛的思想反过来了。人的愚昧在于对所有事情都要指手划脚，很可笑。为什么把主人公设置成一头公牛？草原上的牦牛中有些公牛不待在牛群里，独自走开，漫无目的地流浪，到这个牛群走一圈，又到一个山谷或河边待几天。它一边反刍一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有时候山谷里下大雨，雷电就劈在它旁边，它也一动不动，人从它旁边经过它都不看你，它的体型大到一定程度，强壮到一定程度，就无所畏惧。你快要走近它就能感受到它的气场。我从小就对这样的公牛非常好奇，想知道它在想什么，为什么要离开牛群？它们那种很有智慧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直到2002还是2003年的秋天，我在秋牧场，有天早晨我起来，草原上大雾弥漫，雾散开的时候，我看到草场里的河边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当时很惊讶，什么东西那么大？走近发现是一头公牛。它是从山下走上来的，两个前蹄带着镣铐，就这样一直走，遇到隔离牧场的铁丝网它就直接绷断，扯到河边时它身上已经挂着很长一段铁丝网，勒在肉里，走不动了。它不是家养的牦牛，是可可西里的野牦牛，为什么它出现在那里？是因为当时有个给家养牦牛提高品质的项目，它是逃跑的种牛。我当时特别受震撼，这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被圈养当种牛，但是它没有繁衍后代的观念，自由才是它的本性。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要写的主人公。
中华读书报：你在《野色》后记中提到这部长篇来自你更早的一部长篇《野色失痕》，为什么一定要在《野色失痕》基础上“重写”这部长篇？这种“重写”某种意义上可能要比纯粹地创作一部新小说更辛苦。
索南才让：确实如此。当初我写完《野色失痕》不是很满意，觉得后半部分没有写出我想要的东西。这次出版社要再版《野色失痕》，我就说，调整、修改一下。我一重读，一下子就被击中，一点没犹豫，不行，这个肯定是要重写的。我当时正在写另一个长篇，写得很顺利，但还是毅然决定放下这个长篇，等到写完《野色》，八个月过去了。
中华读书报：读《野色》的过程中，对书中的景物描写、人物和牧场的牛、马等动物的外貌、神态、动作的刻画印象深刻，这些文字有很强的画面感，你在中央民族大学做驻校作家的演讲中说，“很多人说我的小说画面感特别强，我不是刻意去追求这样，是我之前看电影的经历让我习惯于在创作时把小说在脑海中影像化，我需要这样极具画面感的呈现才能将文字书写出来，而不是文字出现后去想象画面感。”这也是你在写作方式上的一个独特之处吧。
索南才让：我最开始写作时就发现，我不能直接把小说写在纸上，而是先把要写的画面在脑子里过一下，然后才能输入到纸上，这种写法在最初还是挺困难的。一个人物在说一句话，如果我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状态和样子，就写不出来。所以我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从画面到文字的转换，有意思的是这种写法后来被人诟病有翻译腔。比如我写一个草原上的男人或妇女在说话，我是无法想象草原上的牧民是怎么说普通话的，就只能先想象他们说青海方言，然后再用普通话写下来，这时候，可能是有种翻译的感觉在。这样的写法有优势，也有局限，比如说像万玛才旦导演、伊朗的阿巴斯的电影，你看到片中一个画面，往往能心领神会画面背后的东西，从中得到很多。我的瓶颈也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在文字中让读者领会我文字背后的东西，这方面我还是没有做到。
中华读书报：此前，你的中篇小说《姐妹花商店》入围平遥电影节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这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对你作品另一种形式的诠释，你是否想过参与到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工作中？
索南才让：其实已经有人联系我改编自己的作品，参加“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当时我是很感兴趣的，说我先想一想，但考虑以后，就觉得，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我还要写长篇，小说都没搞明白我还要去搞电影？最后还是“忍痛割爱”，先把手头这一两部长篇写出来再说吧。不过，视觉艺术对写作来说好的一面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供文字描写的样子。我以前看香港武打片，刚开始看画面也看字幕，后来看到那个人物形象、表情、动作、对话，就和字幕协调起来，很多武打片的台词我都能背下来，用这些就能还原人物的表情动作，这种感觉对我的写作是一种很好的促进。
中华读书报：你现在生活在县城，每天按时作息，喝咖啡，跑步，读书，写作，像村上春树一样，这基本上是职业作家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状态了吧？
索南才让：我就是向村上春树学习啊，我的性格就不是那种积攒积攒然后突然爆发式写作，然后又长时间不写，我是每天都要写一些才能稳定地保持状态。以前在草原上，早上六点之前起床，用半个小时生火，把房子暖起来，然后写到八点。羊群早上八点要出去，再用半个小时把牛羊放出去就不用管了，回来接着写，一般写到中午十二点。我现在没有羊群了，只有一些牛，交给我弟弟打理，草场也租给我弟弟了。之所以经常回牧场，是因为房子不住人，得回去看一下。
中华读书报：即使你每年会回到牧场，看待游牧生活的视角和心态也会变化吧？会不会担心自己对草原、游牧乃至牧民精神世界、生活状态的书写会因此有些隔膜？
索南才让：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种隔膜了。以前我在冬牧场，冬天的时候阳光特别好，我在阳台上戴着礼帽写作，和现在在县城的书房里写作的状态是不同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专门和人探讨过，在草原上写作，和当个水手在海上写作，即便是同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的风格都会有变化。我比较担忧的是，在牧区里写作的时候，眼中看到牧区的景物和人，但我专注的是小说写作本身，而我在县城的楼房里写作的时候，发现环境、气味、温度、干燥还是湿润对我的影响很大。
中华读书报：关于“最后一代游牧人”的提法不止一次出现在对你的采访和评论里，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你怎样的情绪？
索南才让：这就是我面对现实的一种忐忑心情。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不知道接下来草场和牧民会发生什么，作为一个世代相传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人，我的上一代还是那么纯粹的牧民，到我这一代，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而我的下一代，不太可能再去过游牧生活了。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是真正的城里人，而是迁徙到城里的“游牧人”，这是未来下一代最大的身份困扰，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这样说起来，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把这种游牧生活通过写作留在纸上了。
索南才让：是的。我说过一句话，我把我游牧的疆域从牧场转到了文学里面。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你常常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参加文学活动，这次还去了东京，这些经历会成为你之后写作的素材吗？
索南才让：会呀，我现在就要写一部有关日本的小说，估计要写成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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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色》
索南才让 著
在某年的放牧转场中，莽撞自大的年轻牧人那仁的一头母牛在路上产犊，艰难地生下了“小妖”——一头长着一双不祥的人眼并且有智慧、能思考的公牛。
小妖的母亲因为生小妖而大出血，被那仁毫不留情地抛弃。小妖为自己的母亲流泪悲伤，为自己的族群深感失望，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无比沉痛的思考，并对那仁产生了复杂强烈的仇恨。在不断出走又被寻回的过程中，它渐渐明白了生活的意义不在过去，而是为了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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