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离我们有多遥远？现代读者为什么还需要中世纪故事？
2024年8月，跳岛FM的主播张晖与俄语作家叶夫盖尼·戈尔曼诺维奇·沃多拉兹金见面，从沃多拉玆金的小说《拉夫尔》开始，讨论俄罗斯当代文学与历史、宗教，以及文学中的重要母题：时间与永恒，生与死。
沃多拉玆金曾被《纽约书评》列为在世最重要的俄语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研究古罗斯文学的资深学者。双重身份赋予他的作品奇妙的气质。在小说《拉夫尔》的故事里，主角在16世纪的雪原上捡到一个塑料瓶 。因为这个细节，沃多拉兹金遭遇了读者狂轰滥炸的考证和提问。说到这件轶事，他语气略带委屈地说：“可是我只想表达，时间可以是双向的。”
在沃多拉兹金看来，自己创造的这个故事同时属于“先锋小说”和“中世纪文学诗学”。后现代主义已来到一个新阶段——中世纪诗学曾经历过的阶段。作为一个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他清楚地看到，有些东西正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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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作品
在读者的思想中完成
张晖：在《拉夫尔》中文版的前言中，您写道：“中国当代读者与俄国中世纪，还有比这更为不同的东西吗？”虽然您在文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但还是想请教一下您对使用中文阅读《拉夫尔》的建议。尽管这本书对非俄语读者来说存在着普遍的语言困难——您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了34种语言——但在一个基督教文化对许多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国家，这里还存在文化方面的复杂性。您能给中国读者一些建议，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拉夫尔》吗？
沃多拉兹金：我认为中国读者可以更多地依赖自己的经验，因为无论读者阅读的是什么，她总是会将其外推到自己的经验领域。我知道有一位名叫孙婷的中国学者，她在10年前，在《拉夫尔》刚出版不久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她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认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小说中讲述的俄罗斯圣徒故事可以看作道家思想的体现。我喜欢这样的解读，因为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会在自己的语境中，依靠自己的经验理解作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自身走过了很长的精神历程，因此我希望《拉夫尔》在这里可以得到理解，并有可能带来益处。
电影《镜子》（1975）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晖：您提到了中国的文化经验，在浏览了中国读者对您小说的评论后，我注意到有些人提到了书中草药的元素，将其与古代中国的《山海经》联系起来。还有些人将其与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进行比较，将拉夫尔的生活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活相提并论。您支持这种通过参照不同文化阅读小说的方法吗？
后现代主义
来到了一个新阶段
张晖：《拉夫尔》是关于一位中世纪草药师、医士、圣愚与修道士的一生的小说。您认为讲述这样一个人物的生活对现代社会有何意义？它能为现代人提供怎样的道德和正义生活的教导？
沃多拉兹金：是的，我相信我的这本书并没有绝对的普世意义，但或许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有益的，这些人思考存在于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根本问题——生与死的问题，爱、责任与忠诚的问题。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可能有自己的观念，而我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方案，或许可以给他们带来帮助。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太关心生与死的问题，而只是把死亡搁置到生命的边缘，尽力不去想这件事，将其置于意识之外。
但需要记住的是，死亡是生活中的事实，并可以影响生活，如同中世纪人说的“勿忘你终有一死”（Memento mori）。死亡在这里并不是悲剧性的，而是乐观的，因为一旦人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那就会珍惜时间完成那些想要完成的任务。如果人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在尘世中的生命是无尽的，那会让人变得弱小，生命确实是无尽的，但不是以我们现在的形式，而是以上帝的永恒形式，这是我作为一名教徒所相信的。
但这并不是说，这本书只是献给那些信教者的。前几年出版了一部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没有什么好怕的》（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不可知论者，对上帝的存在不置可否，但作品却在讲述死亡，用三四百页的篇幅展开议论。当我在读这本书时，我觉得我们面对的是相似的问题，而一个非教徒对此的看法让我很感兴趣。甚至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美国家庭在读完了《拉夫尔》之后，决定改信东正教，这是我未曾想过的。我想重申的是，我不支持宗教宣传，而只是想表达我的理解与立场。
《拉夫尔》的反响让我自己都有些惊讶，因为它同时引起了教徒与无神论者，普通人与知识精英的注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引用著名俄罗斯学者洛特曼的话，可以说每部作品都有它的代码，而《拉夫尔》有许多层代码，对于东正教徒来说它可能是关于圣徒的宗教故事，对于知识分子它可能是一部先锋小说，因为它使用了当代的小说技法，而对于熟悉古罗斯文学的人来说，它又不是一部后现代小说，而是遵循了中世纪文学诗学的作品。事实上，其中的后现代元素正是来自中世纪诗学，后现代主义来到了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中世纪诗学所经历过的。
电影《乡愁》（1983）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晖：作为一名作家和古罗斯文学学者，您是如何挑选和改编历史材料进行文学创作的？为什么选择了16世纪这个历史时期？在《拉夫尔》中，您复原了俄罗斯中世纪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细节参考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阿尔塞尼的圣愚经历让人联想到尼古拉·萨洛斯和圣瓦西里的记载。然而，您却给这部小说加上了“非历史小说”的副标题。这只是为了表明故事的虚构性，还是另有其他含义？
沃多拉兹金：您知道吗，这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历史小说，因为如果我对某个时期的历史感兴趣，我可以读学术论著，它们包含了我需要的事实。历史小说像幻想与侦探小说一样，是一种类型小说，它有时候显得有些狭隘。我不是想责难这类小说，它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对我来说，我为什么需要它作为我和历史事实之间的中介呢？因此我想从一开始就让读者明白，这不是一部类型小说。
此外，现在买书很贵，我不希望人们买了这本书，把它当作历史小说阅读，然后却看到里面有哲学和其他方面的内容感到失望，所以一开始就作出提醒，设置界限，而不是迎合那些可能不适合这本书的读者。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要加这个副标题，但是出版社当时习惯于给小说加上一句标语，于是我就写了这句。
在小说的世界里
时间是双向的
张晖：我觉得，尽管您的小说具有古罗斯圣徒传的外形，但它还结合了俄罗斯传统中其他体裁和风格的元素。例如，世俗爱情和私人情感首先是出现在小说中（如《特维尔少年修道院的故事》）。您的小说第三部分读起来像朝圣游记。您是如何看待自己小说的体裁问题的？现代俄罗斯读者是否能够注意这种体裁的融合呢？
沃多拉兹金：当代俄罗斯读者其实有着非常不同的阅读经验和储备。比如说，他们注意到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塑料瓶出现在冰雪消融的土地上。在国内外我与读者的见面会中，每次都会有人问：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塑料瓶？在互联网上开始讨论，塑料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大家发现不是在15世纪。也就是说，有很多读者还是会用现实的眼光看待小说，而像塑料瓶这样的细节是他们不能忍受的。后来我有些后悔写了这句话，事实上它只是简单地想展现，时间是双向的，不仅仅是从此时通向未来，也是由未来通往此时。我甚至问编辑舒宾娜，能不能把这句话删了，她说不行，因为它已经火了，所以瓶子就留在了那里。
这让我想起，在20世纪初，俄罗斯刚开始放电影的时候，坐在电影院里的水手会朝着银幕上他们不喜欢的角色开枪，他们是把这些角色看作了现实中的人，而我们有些读者现在仍会这样朝着银幕开枪。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能尽可能地去忍耐和体谅。
关于忍耐，前不久我坐飞机去西班牙，航班延误了九个小时，我在机场向工作人员抱怨，工作人员对我说，“难道您没有在书中教我们要忍耐吗？”我说，“是的，我只是忘了。”
叶夫盖尼·戈尔曼诺维奇·沃多拉兹金
张晖：让我们来谈谈小说的主角。他有现实中的原型吗？阿尔谢尼—乌斯京—安布罗西—拉夫尔，您能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名字的变化及其意义吗（如果有的话），因为译作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些变化。
沃多拉兹金：关于人物的名字，它们本身都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代表我所使用的名字都需要指向这样的意义。我喜欢给人物以自由的空间，有时候只是因为某个名字好听。比如在我的另一本书《恰金》中，主人公的名字叫伊西多尔，我只是需要一个在俄罗斯人中不寻常的名字，虽然伊西多尔这个名字的意义和小说内容没有任何关系。文学批评家总是从我作品中的名字里寻找意义，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语文学家。但这就像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中一样，当人们问电影中的狗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回答道，狗的意义就是狗。所以我并不特别喜欢人名的象征解读。
不过在《拉夫尔》中，主人公的名字是有自身的逻辑的。阿尔谢尼指向的是圣徒大阿尔塞尼乌斯，我在小说开篇提到了一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话，它来自于大阿尔塞尼乌斯传：“有很多次我为我嘴巴里说出的话追悔莫及，却从未因沉默而后悔过。”这是一句睿智的话，这里说的沉默并不是被动的沉默，而是说不要用过多的词语使生活变得混乱，有时沉默是有必要的。更何况如果没有沉默，词语就不会真正地响起。就像如果没有朴素，就不会有盛装的美丽。
第二个名字乌斯京是乌斯吉娜的男性形式，重要的是，主人公接过了自己爱人的名字，把自己的余生献给她，为她做那些她本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而这无法完成是源于他的过错。从这个意义上他就像彼得堡的圣克赛尼亚，一位19世纪的圣愚，他的丈夫名叫安德烈彼得罗夫，她在丈夫去世后便使用安德烈的名字，仿佛代替丈夫生活。小说中那种一个人的本质向另一个人的迁移，就是受到了圣克塞尼亚生平的影响。
第三个名字安弗罗西，很简单，这是为了纪念他的朋友意大利人安布罗乔。最后一个名字拉夫尔，它的意思是月桂，这是一种常绿树，这里象征着进入永恒的生命。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记住人的生命确实是分成不同部分的，这里分成了四种，事实上，法语版的小说直接把标题译作了《阿尔谢尼的四重生命》。而我们的生命可以分解为更多，有时候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只有少数崇高而自律的人能够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而大多数人在发了财或者成为领导以后就会禁不住产生变化。在小说中有一个场景，拉夫尔向长老坦白，自己的生活像一片碎裂的马赛克拼图，在现在的他和那个炉火边的男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长老说，从近处看，马赛克就是一组无关的石片，只有离开了一段距离，才能看到完整的图案。他告诉拉夫尔，当退到最远的距离之外，一切都能显现时，剩下的就只有上帝，人是在上帝中看到自己完整的个性的。
张晖：关于小说中的另一些名字，比如纳斯塔西娅，是“复活”的意义吗？
沃多拉兹金：是的，这个名字有多层的意义。首先，村民们想要烧死她，而她仿佛重生了一般，这是低一层的解读。而更重要的是，她活下来的同时也保住了孩子，这是为了上帝的复活，与此同时，乌斯吉娜也通过她的形象复活了。阿尔谢尼想代替乌斯吉娜生活，在他的意识中，乌斯吉娜似乎一直都活着，而现在他看到了她的复活。他曾经因为自己的愚笨与幼稚害死了乌斯吉娜和孩子，而现在完成了救赎。阿尔谢尼的道路是螺旋形的，他好像回到了人生出发的原点，但已经是在更高的层面上。
在中世纪人和死亡的关系
是很亲密的
张晖：阿尔谢尼的医士生涯与村庄中的瘟疫有关，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刚刚过去的新冠疫情。与此同时，死亡（及其克服）似乎是您许多作品中的一个关键主题。请问，16世纪俄罗斯人是怎样看待瘟疫与死亡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发生变化的呢？
沃多拉兹金：可以说，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怀着恐惧看待死亡的。只有少数的圣人，他们把死亡看作新生，看作永恒生命的诞生。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对修道院长老死亡的描写，在《拉夫尔》中也有这样的描写，但是这一描写是带有一种末世论的幽默感的。书中的长老邀请大家来庆贺自己的生日，而当大家到来时，发现长老已经即将离世，他说：“这是我开始永恒的生日。”人们未曾料到这样的情况，便开始哭泣。
事实上，在古罗斯人们不会庆祝生日，这里的描写是戏谑的。但当时如此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一种典范，在教堂圣歌中有一句话“有罪者的死是痛苦的。”人们希望避免这样的死亡。那些想要模仿圣徒的人，在死前会说“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于你的手中，求你怜悯我，赐予我永生。阿门。”人们在死前祈求神的宽恕，这就是中世纪人对死亡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遮蔽死亡，而是让它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各处，而现在，人们在各个层面上害怕死亡，想把它压抑到生命的边界。
我现在生活在慕尼黑，让我惊讶的是，在那里不允许在对死者进行安魂祈祷的时候开棺，人们认为这是不卫生的，只有在乡村才会这样做。实际上，所谓的卫生，更多指的是人们想要屏蔽关于死亡的想法。在中世纪，甚至更近的时候，亲人会为死去的人沐浴，而现在，人们会把死者送去停尸间，然后入棺埋葬，不会再触碰他。在中世纪人们与死亡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这一点与今日大不相同。
您刚才提到，人很难将死亡和自身放在一起，我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首先我大概是在五六年岁时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但我觉得这和我本人没有关系，而只是把它们看作他人的不幸。十四岁时我意识到，它和我直接相关，那时候我就产生了一场存在主义危机，我放弃了音乐学校的学习，我害怕的不是我将不存在，而是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无意义的。是信仰把我从危机中拖了出来，我在16岁时受洗，从此投入了东正教的怀抱。
张晖：小说中的死亡主题是与永恒主题相联系的（或相对立？）。您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过“时间是暂时的”。如何理解这句引人深思的话呢？
沃多拉兹金：“时间是暂时的”这句话，其实是事物常态的一种自然表达，几乎只能用同义重复的方式解释这句话：时间早在时间之前就已出现，而在时间之后仍将保存。永恒就像大海，而时间就像漂浮在其上的船只，最终会消失，而作为上帝属性的永恒则会一直保存。
张晖：然而，似乎文学叙事本身就要求时间作为其基本元素。圣经中的故事也有着独特的时间观？小说中的叙事是如何反映您刚才提到的时间观的呢？
沃多拉兹金：这里首先有时间观的历史差异问题。在小说中，当阿尔谢尼来到耶路撒冷这个一神教的中心时，他开始与上帝交谈，而坐在那里的长老回答了他的话，主人公是在与永恒谈话。这些谈话包含在一场更大的对话中，构成了这场对话的精髓，这便是中世纪人与上帝的对话。
当代人与中世纪人的区别就在于，神在前者心灵中占据的地方很小，而对于中世纪人来说却是他们灵魂的中心。中世纪人的寿命比现在短得多，但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生活却要广阔的多。时间只是他们生活的水平线，而在这个水平线上的每一点，他们都有通向永恒的垂直的出路。永恒打开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使其变得宽阔。这样一种与永恒的持久心灵接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很特殊的。
沃多拉兹金：天赋，这是一种异常。天赋是一种能力，当一个人能够比别人更好地看见、听见、记忆的时候，结果可能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会变得太多。19世纪的作家弗拉基米尔奥陀耶夫斯基有一篇小说，写了一个人祈求上帝赐予他一种天赋， 使他能看到所有事物的内部构造，窥见事物的原理，结果他获得了这种能力，于是当他读一首诗时，他看到了诗里的押韵从何而来，看到了诗人如何翻开词典，没找到想要的韵脚，去喝了杯咖啡，最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词。他发现，原以为是神来之笔的韵脚其实是辛勤工作的结果，而这个韵脚原本所具有的美感也随之消失了。因此，比别人看到更多的天赋可能是很危险的，可能是一种很大的诱惑。
有时候，一个人获得的天赋并不是他所需要的。记忆也是一样，我们之前提到，如果没有沉默，就不会有词语。同样的，如果没有遗忘，也就不会有记忆。当一个人存在于这两极之间时，他的感觉是自如的，而当他偏向其中的一极时，比如若是什么都记得，那么就会破坏这种协调。
“有些东西正在回归”
张晖：《拉夫尔》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古俄语和现代语言相互交织（在翻译中它们用不同的字体标示出来），甚至在人物对话中也是如此。请问，是什么影响了您的语言选择？您是如何决定在哪一处使用何种语言的？
沃多拉兹金：这个问题是我在写作小说的前半年时间内一直在考虑的。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它同样有两个极端，一边是现代俄罗斯语言，另一边是古代语言。那么谁来讲哪种语言呢？难道是正派都讲教会斯拉夫语，反派都讲现代俄语？那就太可笑了。这样的方案显然不可行。我意识到，所有人物都应该说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应该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小说中的语言应该是统一的，存在着方言、个人习语，然而总体上应该一致。我所选择的语言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它是十个多世纪一来俄语发展的一幅肖像，从10世纪开始直到21世纪。
除此之外，小说中的语言还有另一个元素，我称其为叙述者“意识的闪烁”。它的意思是，叙述者有时站在小说人物的视角上，有时则站在读者这一边。比如说，小说中有一个场景，一个恶人杀了人，后来被人们抓住后用火烧严刑考验，一开始他矢口否认杀人的事。叙述者这时候进入了一种中世纪的状态，说道：“等把他狠狠地烙一遍后，他开口了”。
对于叙述者来说，这样的严刑逼供并没有任何问题，恶人也确实供出了真相。这就是中世纪的视角，而当视角变化时，语言也会随之变化。所有这些都是一场关于时间缺失的戏剧：无论是语言的混合，中世纪的塑料瓶，还是像安布罗乔的心灵时空旅行——他穿越到了70年代的普斯科夫，或者成为了一名苏联时期的研究生。这样的时空穿越完全是偶然的，就像一个人进入城市的地下管道，不知道出来时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张晖：这样的语言一定会对翻译您的书带来挑战？
沃多拉兹金：我基本上从来不给译者提供建议，因为译者比我更清楚如何翻译这件事。我可以告诉她个别词汇的意义，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词汇在译本语言中的表达。我知道几门语言，明白一些词汇的词法意义。但比如说，要是我告诉译者，这个词对应到译文中应该是某个意义，译者就会告诉我，您说的是词典中的第三条，而我使用的是第五条，我是无法与其争论的。译者对语言有更好地感知，他们应该得到信任。尤其是因为对于东亚的语言——它们的语体特征——我是一无所知的。
我之前有一个想法，就是给译者提供一个《拉夫尔》的范本，因为我觉得我或许可以更好地将书中教会斯拉夫语的部分翻译成现代俄语。翻译《拉夫尔》可能是双重的考验，译者一方面需要对原文中的古语有很好的认知，同时还需要了解自己母语中的古语。但是我发现一些译者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就放弃了为他们提供范本的想法。
关于语言，小说里也有很多笑话，虽然故事是悲剧性的，但语言也可以是风趣的。这可能也代表了一种俄罗斯人看待事情的态度。我昨天在分享会上讲了一则轶事，一个人被送到医院，肋间插着一把刀，医生过来问他：“是不是很痛啊？”他说，“也没有，就是在笑的时候。”这可能就是我们这里典型的“含泪的笑”吧。
张晖：说到“含泪的笑”，我想谈谈您和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人们经常将您与经典的俄罗斯作家比较。有人称您为“现代托尔斯泰”，也有人在《拉夫尔》中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的人”，还有人指出了您与普拉东诺夫在风格上的联系。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比较？如果有的话，哪位作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沃多拉兹金：当然，每个作家都处于不同传统的交集之上，如果一个作家否认这一点，宣称自己完全是自修成名者，那无疑是可笑的。显然，我也有自己的文学前辈，当人们将我与国内外的一些大作家进行比较的时候，我感到很荣幸。但我知道，所有的赞誉都是相对的，暂时的，而时间是唯一的裁判。如果人们的意见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那或许是好的。但假设一个人的名誉可以维持到100年以后，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的文本所属的那个文化类型已经逝去了，现在的文本会变得陈旧，被超越。文学就像时尚，它更换服饰不是因为旧的不好，而是因为有更换本身的需求。
所以我想说，时代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文化与文明正在面临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开始了。我们刚才提到事物的回归，文化也在向中世纪回归，作为一名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我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之前我在一份美国杂志First Things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新中世纪》，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将重新迎来中世纪，而是说，当代生活获得了一些中世纪的形式特点，把这些形式融入到了自身中，尚不清楚这些形式中将会容纳什么，然而形式本身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身份将会变得更长久，甚至他的生死会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在中世纪并没有时尚的概念，也没有认为明天会更好的进步主义思想，在一本中世纪图书的封皮下，可以容纳差别长达一千年的文本，没有人会因此觉得奇怪，而一些类似的东西可能正在回归。
张晖：小说结尾时，铁匠说道：“我们当然也不理解它（我们的土地）。”可以推测，这本书最终不仅是关于阿尔塞尼的旅程，也是关于俄罗斯人的旅程。您认为宗教在现代俄罗斯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在俄罗斯人民中是否仍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力量？是否仍像在契诃夫的《大学生》中一样，每当我们讲述圣人的故事时，宗教精神就在民间焕发生机？
沃多拉兹金：当代俄罗斯的宗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简单地说，东正教的上升时期也就是基督教在俄罗斯的早期年代，就是在988年（罗斯受洗）以后的那段时期。在我看来，对于东正教的主要打击发生在主教公会时期（1700—1917），那个时候教会基本成为了一个政府部门。因此，像罗赞诺夫所说，当“过去的俄罗斯在三天内被一扫而空”时，这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没有人能够守护住那个俄罗斯，少数站出来的那些人也无法抵御冲击。过去我们的人民有一部分尊崇俄罗斯作家，把他们视为智慧的传递者，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这样认为。
后来，到了苏联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强制性地扮演了宗教的角色，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奇怪的宗教形态，把天国的秩序挪用为人间的秩序。而现在，在俄罗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怪异的混合体。现在的教会似乎是自由的，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至少在我看来，存在着某种信仰的不足。当我说，我们文明中的很多人都具有一种混合的思想时，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思想中，有一些多神教的元素，一些来自奇幻文化（fantasy）的元素，还有一些民族特色的东正教因素。
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信仰有着自己的认识，并且想要向人们解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很多人想说的是，我知道在天上有个留着胡须的老人，为了与他交流我不需要走进教堂，我可以和他随时随地地单独交流。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这就是我们中大部分人的想法。这种混合了哈利波特、东正教、多神教或者新多神教的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旋转，好像围绕着宇宙飞船的太空垃圾。而我担心，宇宙飞船有一天会与这些太空垃圾相撞，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改善这个局面，我担心事情还会恶化，我希望自己是错的。但可惜的是，我们的精神状况——我不想把我和我的人民分隔开——我们的精神状况是令人悲伤的。这就是我的感受，如果我错了，我会感到很高兴。
张晖：最后，您会推荐哪些您的其他作品给中国读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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