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方努力加快气候议程相关进展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正经历快速发展变化。虽然中国继续行使其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金融机构借款的特权，但对此类贷款的依赖程度已然下降。
更重要的是，国际金融机构对华贷款规划的导向发生了改变，从助推基础广泛的发展转向主要关注气候减缓和适应，以及环境领域首当其冲的挑战，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对于定位为亚太地区气候银行的亚行来说，与中国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国际金融机构对华贷款取得了切实发展成果，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助了一臂之力。展望未来，有一点变得日益重要：必须锚定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更深入挖掘气候工作潜力，力争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展。其中，大有可为的莫过于减少依赖国际金融机构传统贷款的新参与模式。并且，无论诸如亚行一类的机构力图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何种目标，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均应存在明确的效益衡量标准，且要体现国际金融机构支持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新任务。
简而言之，亚行与中国的合作需在亚太全域都产生成果，尤其是本地区在朝着实现净零排放承诺迈进的同时，也直面守好发展既有成果的严峻挑战。考虑到还面临涉及气候的一系列难题，如热应激带来的广泛影响和自然致灾因子引发的灾害变得频发等，挑战甚至更为艰巨。
尽管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依然同样面临上述挑战。因此，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必须不断革新，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客户到全面合作伙伴的转身，以支助地区和全球目标。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可采取不同形式，但都应围绕两大目标展开。其一，国内必须加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进程。其二，中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应携起手来，加强本地区和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和提升气候适应能力的方法。总体上，该合作伙伴关系应努力确保向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加大知识传播和技术采用。
在国内气候议程方面，必须承认，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已达到空前规模。2023年，中国重大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额超7,697亿元人民币，占到发电项目投资规模的80%左右。中国生产的风力涡轮机关键零部件占全球供应量的70%以上，生产的光伏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占全球产量的80%以上。
尽管如此，化石燃料仍占中国能源生产的70%左右，排出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排放总量的35%。排放“大户”包括电力、工业、交通运输和城镇发展等行业。此外，农业、畜牧业和垃圾废弃物产生的碳排放和非碳排放也不可小觑。
与亚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加快国内温室气体减排进程，必须成为当务之急。为在气候减缓领域实现突破与转型，让政府早期介入很关键，并且应覆盖各级部门和各行业，以确保干预同步进行。
在此议程中，国际金融机构可通过支持政策改革、技术进步和绿色债券等创新金融工具发挥“催化剂”作用。加强地方政府实施和管理各类气候倡议的能力也极其重要。同时，提供工具包、方法和技术支持也可增强地方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我们还必须思考：在努力成为更强大知识伙伴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动员最多的气候融资。
国际金融机构和中国应更大胆地利用中国在气候领域取得的进展，为地区和全球谋福利。这可进一步延伸到气候适应能力建设领域，因为该领域投资严重不足，需要全地区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亚行与中国携手推出了一项区域候鸟迁飞区倡议。双方所特有的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地理覆盖甚广，需要跨国界、跨政府管辖区地有效工作，坚定地致力于支持湿地保护事业。
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约束给急需的气候投资带来不少挑战。对此，中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可通过合作寻求良策。以颇有前景的债务气候互换机制为例，有望为政府腾挪出更大的财政空间，从而更好地支撑气候支出成为优先重点。
多年来，中国与亚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经过不断发展，日臻成熟，但我们不应满足于仅仅维系这种关系。未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必须设定一个高的标准，为亚太地区中高收入国家树立落实发展和气候解决方案的典范。
（斯科特·莫里斯系亚行主管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业务的副行长。他将在亚行于9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东亚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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