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婚琐记

文化 2024-11-01 00:00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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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伴儿是1974年国庆节结婚，到2024年国庆节，正好半个世纪，也就是到了所谓“金婚”之年。

我结婚很早，1974年我20周岁，刚好到当时规定的婚姻登记年龄就结婚了。这么早结婚，主要是我妈心急，总想着给老儿子娶个媳妇，完成她人生最后一件大事。

妈妈一生很苦。她出生在北京门头沟煤矿一个张姓矿工家庭，五岁时被卖到北京一个大户人家当佣人。十五岁时又被大户人家卖到东北农村农民古德禄为妻。二十八岁时丈夫古德禄病死，妈妈带着大姐二姐艰难度日。后来遇到了我父亲，组成了“三合一”大家庭（父亲带着大哥，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后来又有了三姐、二哥和我），好不容易过了一段好日子。但在我六岁时父亲又不幸去世，年近半百的妈妈，又带着三姐二哥和我（大哥大姐二姐当时已经成家），投靠在县城的二姐家，靠二姐的接济和母亲打零工生活。后来三姐二哥先后成家，妈妈就盼着早点给我成家，完成她最后的心愿。

1970年我参加工作时，妈妈还在推着小车卖冰棍儿。我劝她不要卖了，我能挣钱养家了。但妈妈说，靠你每月学徒工的十八元工资，咱娘俩能活着，但你娶不上媳妇啊！

一生命运坎坷，让刚过六十岁的妈妈过早地衰老了。她本来长得就瘦小，多年的劳累让她的腰弯了背驼了，浑身上下落下各种毛病。但给老儿子娶媳妇这个目标，让妈妈瘦小的身躯，迸发出惊人的能量。我参加工作后，妈妈不仅没有歇着，反而干得更来劲。因为她看到了不远处的希望，进行最后的“冲刺”。她每天洗衣做饭，还养猪养鸡，伺候完人和猪鸡，每天还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冰棍儿，特别辛苦。

我所在的农具厂是青工很多的集体企业，我上一年进厂30名徒工，我们这一批进厂50名徒工，青年人占全厂人数一半以上。年轻人多，很快就出现了一些成双成对的恋人。我六岁上学，比大多数同学要小一到两岁。到参加工作时，也是同期学徒工中年龄较小的。加上家境贫寒、貌不惊人、性格内向，所以很长时间，我只是别人恋爱的看客。

后来，我在厂里渐渐有了点“有才”的小名气，曾经和本厂的一个姑娘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人家的家长了解到我孤儿寡母一贫如洗的家庭情况后，萌芽状态的恋爱关系立刻“见光死”。

1973年我转正一级工，挣三十七元四角。1974年晋升二级工，挣四十二元五角。这一年我也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妈妈开始大力张罗我的终身大事。她拜托她所能接触到的亲友邻居们，让大家帮忙给我介绍对象。

我是个“晚熟”的人，当时二十岁了，对找对象的事朦朦胧胧，自己没什么主见，主要是听妈妈的。前后介绍了很多人，大部分是看不上我和我家的，小部分是妈妈不同意。妈妈给我找对象定了两个“硬杠”：城市户口，有正式工作。其他条件要求不高，身体好正经人会过日子就行。

妈妈是穷怕了饿怕了，深知我们孤儿寡母，如果娶个农村户口的媳妇，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户口。在当时一切凭证凭票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这个问题对家庭正常生活影响很大，甚至有了孩子落城市户口也很困难。找有正式工作的，是希望组成“双职工”家庭，从而保证家庭经济生活无忧。妈妈虽然没有文化，但妈妈为我订的两条“硬杠”，却正合了古文经典《触龙说赵太后》中左师公的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妈妈是为我婚后的生活“计深远”啊。

妈妈的想法是一厢情愿。我家的条件不好，选择的余地其实不大，很多给我介绍的对象，一听家庭情况就不感冒，有的勉强到我家一看就散伙了。而有些看好我的，又被妈妈的两条“硬杠”挡住了。相亲次数挺多，但都没了后音。

好事多磨，1974年春天，我一个远房表姐夫，给我介绍了国营亚麻厂的纺织女工管秀云。我的表姐夫当媒人，当然和人家说我们的好话，说我母亲刚强能干有正事，说我能吃苦有文化；表姐夫和我们介绍，说管秀云的父亲是军队转业军官，母亲是工人，家教严格家风朴素，管秀云是贤淑能干的好姑娘。

相亲那天，我表姐夫带管秀云和她三叔一起来我家。

我们家沾在县人委开车的二姐夫的光，租住房产处的公房。我们住的房子，是三户人家住独立的三间，中间有隔墙把三间房分成两个世界。东面一间半，住县工会主席呼云山家，独门大院，后改造装修的门窗和室内，相对整洁气派；西面一间半，住我家和文化小学赵本老师一家。两家各占零点七五间，门窗还是老式方格窗。室内分南北炕，赵本一家六口人住北炕，我和妈妈住南炕。室内拥挤杂乱，贫穷和窘迫一览无遗。很多相亲对象看到这杂乱的南北炕就够够的了。

但那天管秀云和她三叔来，坐了好长时间，管秀云没怎么说话，但她三叔和我妈及我表姐夫说了很多话，气氛挺友好。

我看管秀云第一眼就有好感。她不是那种特别漂亮打眼的姑娘，比较沉静羞涩，五官端正很耐看，特别是那圆圆鼓鼓的脸蛋儿，白里透红像成熟的红苹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满脸的胶原蛋白”。

相亲过后，那边传过话来，同意这门亲事。介绍人说，人家主要是看好我家的门风，虽然现在穷点，但老人有正事，女儿进门不会受气；小伙儿正派能干，将来错不了。管秀云对我印象一般，说我长得有点黑。但他们家长辈都肯定这门亲事，她也就从了。

我和妈妈非常高兴，终于找到妈妈和我都比较满意的对象。按当时的社会评价标准，我是“赚”了——人家是国营职工，我是集体职工；人家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都比我家好；女方长相配我也绰绰有余。

相亲成功，妈妈马不停蹄开始推进婚姻进程。五一劳动节，我家亲属和对方亲属团举行订婚仪式，吃了订婚饭。之后，母亲不卖冰棍儿了，把卖冰棍儿的小车也卖了，开始集中精力准备我的婚事。

东邻呼云山当时已经由县工会主席调任县物资局当局长，握有当时非常实惠的物资调配大权。呼云山虽然位高权重，但平时在家是个非常谦和的人，见到我妈妈总是一口一个“大婶”叫着。妈妈这时去求他，给批了买木材的条子。我拿着批条到北门外木材厂，买了板材。又把板材送到南街木工厂，订制了结婚的一对小柜。这也是我结婚唯一的“大件”。

妈妈还开始准备我结婚的被褥和我穿的新衣服。

到9月份，妈妈把养的猪也卖了。加上历年的积蓄，凑了三百元钱。这三百元钱，在今天啥也不是，都不够一顿饭钱。但在1974年，猪肉才几角钱一斤，面粉才一角钱左右，这三百元对穷人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但妈妈深知，光靠这三百元很难办好娶媳妇的大事。因为按当时流行的行情，一般都要给女方买“上海”表、“飞鸽”自行车、“牡丹”缝纫机，还有女方的服装鞋帽等等，这三百元杯水车薪。而且妈妈是个不识字的寡妇老太太，办事能力有限，很难张罗这些事。

但妈妈有妈妈的办法。她拿着这三百元到亲家，和人家实话实说——我一个寡妇老太太领个儿子，就这一堆儿一块儿，拿出三百元是我最大能耐了。这三百元确实不多，委曲你们姑娘了。但咱们要想把好亲戚做成，你们就体谅我老太太不容易，帮帮我，把这三百元收下，也别说多也别说少，想买什么你们自己安排。如果没什么意见，咱们十一国庆节就结婚。

管秀云的父母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看我妈妈实在，也体谅我们家实际情况，没让我妈为难，把钱收下了。

管秀云的父母比我们社会关系硬些，他们通过房产处的关系为我家调整了住房，把我们调到西街二中前面的一个一间半，使我们的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公房由小调大，这在当年也是很难办到的一件大事。

十一国庆节，在我的新家门前举办了结婚典礼。我所在的农具厂的书记潘志学为我主持了婚礼。

妈妈的人缘很好。我原来的北炕邻居，赵本的妻子杨敬芳，是饭店“上灶”（炒菜厨师）的，为我们婚礼的家宴掌勺，做的菜很像样也很实惠，婚宴在家里吃到了饭店的手艺。我还记得有一道“酥黄菜”，只用几个鸡蛋，做了满满的几大盘，又香又甜又脆又省钱又好吃又好看。

妈妈一直说管秀云“旺夫”。

和她订婚后不久，我就被调到厂办当露天仓库保管员兼工会干事，这也是我们厂前后80名青工中唯一一个进厂办公室的。

结婚不久，我又入党，之后被驻厂蹲点的二轻局工作组相中，调到县二轻局乡镇企业股当科员。

我的一路走高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也让妈妈、爱人和岳父家都喜出望外。他们也没有想到，我“出息”得这么快。

结婚前，一直觉得纺织女工戴着白帽子扎着白围裙，是个干净体面的工作。结婚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纺织车间粉尘多噪音大，看纺车劳动强度也不小。最辛苦的是三班倒，正常班还好，前半夜班要零点以后回来，后半夜班11点半从家里走，一晚上基本没觉睡。我到了二轻局经常下乡，幸好家有老妈妈，伺候着一天三顿饭和做家务，管秀云上夜班白天才能补个觉。

后来有了儿子大为，管秀云更辛苦了。当时的产假只有56天，产假之后正常上班。两个多月的小孩儿要吃奶，厂里有托儿所接收孩子，允许上班的哺乳期女职工“送奶”，但只有孩子放到厂托儿所才能享受“送奶”时间。为了晚上能吃到妈妈的奶，大为两个月就开始跟着妈妈上夜班。东北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大半夜的，管秀云要背着大为上班下班，大人孩子都非常辛苦。

管秀云有时要抓紧时间睡个觉，大为常常不让她睡成。有一次半夜大为一直哭闹，我妈妈听见管秀云啪啪打孩子的声音。奶奶心疼孙子过来看看，看到的是管秀云被儿子折磨得发疯，但仍然没舍得打儿子，她在啪啪啪打自己的大腿。而我，在旁边呼呼大睡。

我现在睡眠不好，一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好觉。但年轻时特别能睡，用妈妈的话说，“一倒下就像个死人似的，抬走了都不知道”。所以晚上看孩子的事，基本上都指不上我。

有妈妈在的时候，不用我做家务，我也没有做家务的概念，是个“甩手掌柜的”。有一段时间，妈妈到我二哥家帮他们看他家老三，家里只剩下我们三口人。管秀云忙了上班忙孩子，忙了孩子忙家务，但我当时真的不知疼媳妇，家务活很少干也不会干。

最可气的是，管秀云上前半夜班回家，我睡得太死，大半夜回到家，她敲门把左邻右舍都敲醒了（当时的门是从里面挂上的，只能从屋里开），我还没醒。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个办法：她上前半夜班时，我睡觉前在手腕上拴根绳，绳另一头从窗户的小洞穿到屋外。管秀云回来从外面猛拉那绳子就行，不用敲门惊动左邻右舍。这个办法虽然搞笑，但确实管用。

我结婚以后，在工作上不断有新发展。先后由科员提拔为团委书记、党委秘书、秘书股股长、党委副书记，进入了在小县城比较显赫的科级干部行列。但从家庭角度看，家里没沾什么光。我本来就不做家务，工作一忙应酬一多，每天早出晚归，在家吃饭的时候都不多，家里的活儿更指不上。特别是后来有了小女菲菲之后，家里活儿更多了。管秀云虽然好脾气，但对我在家“锹镐不动”也颇有怨言。好在有我母亲帮衬，很大程度减轻了她的负担。

由于母亲一直住我家，我家也是我们三兄弟三姐妹经常聚会的地方。特别是过年，哥哥姐姐各家都来给母亲拜年，一正月不消停，经常是一屋子人吃饭，管秀云桌上桌下伺候，很辛苦，但她从无怨言。这一点，一般的媳妇很难办到。我家的亲戚有困难了，用钱用东西，她也从不吝啬。所以，管秀云在我家亲属圈内，人缘非常好。

我对家里最大的贡献，是享受到县财政对副科级干部私建公助的住房补贴，把已经房改处理给我的草房，翻盖成镀锌铁板房顶的全砖房。这一点，不仅让我家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也让母亲和媳妇在众亲友中脸上有光，她们实实在在体会到我“当官”的好处，对我在家不干活有了更多的宽容。

1987年，我调任县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队当队长。1989年5月，我这个当年“闯关东”的后代，通过人才交流渠道，又返回山东老家，调到东营市史志办当编辑。当年底，我们举家搬迁东营。

我来山东，主要原因是当时东北经济下滑，人才向南方流动，我的一些同学好友已经先期来到东营，对我产生了极大吸引力。其次，当时我爱人的单位，在改革中已经非常不景气，开不出支来。我也想通过这次调动，为爱人找到更好的单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来到新单位，原来的职务都“清零”了，一切从头做起。爱人的工作单位一直没有落实，成为“待业职工”。

我们单位挂靠在市政府办，人事由政府办管理。政府办把我爱人安排到一个挂靠在政府办的三产单位。我知道那个单位很不稳定，靠拉关系做买卖生存。我爱人干活是一把好手，但做买卖不行。我怕她到了那里不但挣不到钱，还可能被排挤受气。市府办人事科与那个单位落实我爱人的工作，那个单位了解我爱人只是个工人，也不愿意接收。我本来很为难，人家给你爱人安排了工作，你不服从调动是不行的，但那个单位不同意接收，我正好有了不去的理由，就把这个机会放过了。我想再等待更好的机会，一定要给爱人安排个好单位。

但安排工作这样的“硬事”，我这个小老百姓是很难办的。我这一等就是四年。

四年间，只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五口人。老母亲已经风烛残年，牙差不多掉光了，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清，下不来楼了，但每天仍然为家里操心，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最难受的还是管秀云，工作没了工资没了，一天天还要伺候一家老小。

我的那一点工资不够用，为了维持生活，管秀云曾经在环卫处和雪糕厂打零工。后来又摆摊卖瓜子，买卖虽然不大，但一天挺靠时间。特别是中午和晚上下班后，来买瓜子的人多，我下班后要赶紧到家吃饭（我妈妈还能给我们对付口饭吃），然后赶紧去替换管秀云吃饭。这样辛辛苦苦一天，能挣出个买菜钱，多少缓解一下家里的困境。

1993年，我终于等到了机会。市政府新建的实验幼儿园开业，市府办照顾职工生活，接收了一批职工的家属到幼儿园工作。我爱人管秀云有幸搭上了这班车，调进了市政府第二幼儿园当炊事员。办“人事”不容易，办理期间也是处处是“卡”，险象环生，幸亏遇到一些贵人好人，最终修成正果。

管秀云落实了理想的事业单位，去了我们家一块“大病”，全家人都非常开心。这时候，我们都相信，为了这个结果，等四年是值得的。

1994年全家合影

我妈妈是个善良的人。她从管秀云过门后，特别喜欢这个贤惠实在的儿媳妇，一直拿她当亲闺女待。管秀云也特别敬重我妈，对我妈特别孝顺和亲近，一口一个妈叫着，娘俩儿在家里一天连说带笑干家务，很和谐。

到东营后，妈妈一直催我快点落实管秀云的工作。但我能力有限，很大程度只能靠时间和运气。终于盼到幸福的时光，但饱经风霜的母亲，已经油尽灯枯了。1993年7月，我亲爱的母亲走完了她一生80年的艰辛里程，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从小就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干挑水、打柴禾、采猪食菜、捡煤核儿等外面的活儿。因为我干活儿很下力，也在左邻右舍中赢得了“能干”的好名声。但母亲从不让我干家务。当时好像东北男爷们儿，都不干家务，家里的活儿都是“屋里的”人干。就是双职工的家庭，一般也是女的回家忙里忙外，男人很少插手。所以，我在家不干活，是当时东北的风气，也是母亲“惯”的。

母亲走了以后，我习惯性仍然不太干家里的活儿。没了母亲的帮衬，管秀云一个人，上班给幼儿园忙饭，下了班给家里忙饭做家务，开始对我颇有怨言。我开始试着帮忙干点啥，但眼里没活儿，有活儿也不太会干。

后来，管秀云因为痔疮手术住院半个月，一下子让我尝到治家的不容易。那时交通不便，市内交通都靠自行车。我天天早晨要做好饭，伺候两个孩子吃饭上学，然后再骑车带饭到医院陪床。中午和晚上也是两头忙。还要考虑买菜和孩子的换洗衣服等问题，一天天忙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这半个月的经历，是对我最好的教育，让我知道做好家务琐事多么不易，也让我学习了一些家务活的基本技能。管秀云出院后，我开始逐步学习分担一些家务。

我逐渐学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学会了闷米饭、煮面条、烙饼、包饺子。做着做着还挺上瘾，有时星期天，让老婆孩子出去玩儿，我一个人慢慢鼓捣，买肉、剁馅、擀皮、包饺子，等他们回来吃现成的，一家人其乐也融融。

管秀云一直对我特别好。她总是无条件的信任我、支持我，有时我做错了事情，她也不过多埋怨我。

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我年轻时好喝酒，经常喝醉。也怪，每次醉了都能对付回到家，但到了家就有点失控。如果两个孩子在家，我就开始训孩子。后来两孩子一听到我醉熏熏地回来了，马上各回各屋，锁上门“坚壁清野”。只有老伴儿不离不弃，一边嘴里数落我，一边听我车轱辘酒话絮叨，为我熬酸菜汤解酒。

老伴儿不爱跳舞，但我喜欢跳舞。对此，老伴儿非常信任和支持我，从不干涉我在外面“跳五跳六”。我在跳舞上能这样放开，有今天的成就，七十岁了还被老年大学聘为舞蹈教师，“军功章”上有老伴儿的一半。

2003年，老伴儿退休了。2004年，儿子结婚，老伴儿当上了婆婆。次年，大孙子金麦出生，老伴儿当上了奶奶。

当了婆婆的老伴儿，是个慈祥的老好人。对儿媳一口一个“艳儿”地叫着，不让她干活儿，像亲姑娘一样宠她疼她。虽然有时背后也发发牢骚，说“本想多年媳妇熬成婆，哪成想，熬成婆婆了，时代变了！”话虽这样说，一见了儿子媳妇，她就一脸笑模样，什么事都行行行好好好，生怕人家吃不好喝不好。

特别是有了大孙子金麦，那是她的心尖，看不够爱不够。金麦小时候好发烧感冒，有一次到儿童医院打头皮针，一个年轻护士扎了三次没打上，金麦疼得拼命挣扎，好脾气的老伴儿受不了了，突然对打针的护士发火——“你行不行啊？拿我们家孩子练手呢？别打了，叫你们领导来！”我从来没见她发这么大的火，真是“为奶则刚”啊！呵呵！

2010年，我和老伴儿在厦门大学门前留影

2010年前，管秀云的身体一直很好，每年的查体指标都比我好。但2010年后，她两次摔跤骨折，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特别是第二次小腿骨折，打了两块钢板十三颗钉子，在床上和轮椅上躺了大半年。

长期的卧床带来整个身体素质的下降，心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一年后，出现脑梗，嘴歪眼斜半边身子不好使。她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在医院里照镜子看到自己的模样，放声大哭，说不想活了。好在上天有眼，三个多月后，她渐渐好起来，五官基本回位；半年后，半边身子也逐渐恢复正常。只是走路一只腿沉，一只鞋底也磨得更厉害。但，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2019年底，又一次厄运降临，管秀云心梗了。先后两次住院，下了三个支架。

经历过这些磨难，我也变得更坚强。一次次住院陪床，让我很熟练全方位的处理家务和陪护的业务。住院时虽然孩子们也争着来陪护，但主力还是我，管秀云也更相信和依赖我。

管秀云也成为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从2019年心梗后，管秀云自己更加小心，我们全家人也处处关照她，这几年还算平安无事。

我的姑娘儿子对妈妈都特别孝顺。姑娘有事没事常和她妈妈“煲电话粥”，一拉就半个多小时。儿子有空就拉着母亲出去转转，还常常来帮他妈做饭。

我儿子也是个“爱妻模范”，在家是做家务的主力。在我们这儿吃饭，他总是把媳妇爱吃的菜让给媳妇吃。看到儿子的样子，我常常反思自己，我年轻时怎么就不知道疼媳妇呢！我是到老了，才知道媳妇的不容易。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从不张罗给自己过生日。那时生活困难，孩子们过生日时，母亲也只是给煮一个鸡蛋。受母亲影响，我和老伴儿也一直不过生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想法逐渐改变。

老伴儿比我大一岁。到老伴儿60岁生日那年（2013年），我觉得无论如何得纪念一下，吃不吃蛋糕无所谓，儿子女儿都成家了，有了大孙子金麦，应该拍一张全家福。儿子和姑娘知道我的想法，就订了影楼，在那里折腾了一天，三代七口人拍了一组全家福。

2019年，老伴儿到了“六六大顺”之年，又添了大外甥墩墩和二孙子小米，女儿还怀了老二，我感觉也应该纪念一下，就又拍了一组全家福。

到2024年“金婚”之年，我早就张罗了要拍全家福，但一直不能实现。主要原因是孩子们都太忙了。女婿调到青岛即墨工作，在那里独挡一面，一个月回来一两次，回来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孙子金麦正值高考，时间对他来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二孙子小米和大外甥墩墩是小学一二年级，每天繁重的作业让孩子和家长一起抓狂。相对于孩子们忙的“正事”，全家福拍不拍就不那么重要了。

大孙子金麦，初中时成绩平平，一家人都担忧他能不能考上一中。中考时还不错，过了一中的分数线。中等生高中后一般很难有大突破，家人也没抱太大期望。想不到这小子有点后劲，高中后一路逆袭，由普通班进入实验班（一中学生按成绩分三个层次：尖子生在火箭班，较好的在实验班，其余在普通班），在实验班又从后进到中游，从中游又到前列，高考时又超常发挥，以总分652分（根据平时成绩，我们预计他会在600分左右，顶多630分，没想到考到这么好）并列班级第一名（还有一位与他同分）。人都说望子成龙。隔辈亲，我和老伴儿当然更“望孙成龙”。大孙子高考成绩这么好，爷爷奶奶当然喜不自禁，这是最好的“金婚”礼物！

知道高考成绩的当天晚上，我就订了一家亲妈妈菜酒店，全家在那里共同庆祝，金麦登上这来之不易的人生重要台阶。确认被“双一流”大学录取后，爷爷奶奶也发了一个三万元的大红包，让金麦购置手机、笔记本电脑。

在金麦高考后这段日子，全家的重心都在金麦身上，加之女婿也一直没空，拍全家福的事就搁置了。

8月底，儿子全家提前送金麦到武汉上学，同时也兼有让二孙子小米感受一下哥哥的大学。

十一国庆节，金麦放假订了高铁票回家，女婿也放了假，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我又想到了拍全家福。订影楼太麻烦时间不允许，我就找了学摄影的老友王大哥王大嫂，在秋月湖公园和世纪门，给我们拍了一些实景全家福。虽然不及影楼精致，但留下珍贵的金婚之年纪念。我特别喜欢在世纪门前的合影，世纪门象征着我和老伴儿携手走过的半个世纪风雨历程。

如今，老伴儿老了，走路很慢，牙掉了一半，耳朵也不太灵光，脸上曾经的“胶原蛋白”也变成了一道道皱纹。但她心态安详，每天早晨到前面早市转转，买点菜，看看热闹。白天喜欢在下面的车库坐着，与左邻右舍拉拉呱。

每到周六孩子们来的时候，我和老伴儿就买一些孩子们爱吃的肉菜水果，下厨房忙活。看着一大桌子的儿孙们吃得高兴，我们也高兴。

我和老伴儿这大半辈子虽然平凡，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很满足。

作者简介：李德辉，70岁，东营党史（史志）研究院退休编审，首部《东营市志》主编，山东省修志业务专家咨询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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