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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喜的日子
青竹
喜事1
在写作之前，我是个司仪，商演的主持活动有时也接，在一次奠基仪式剪裁的大型活动中采访领导时，我话筒递太快，磕到了领导的门牙。
只听线震音箱传来“砰”的一声，甚至盖过了刚才的礼炮声。在场的人瞬间喜悦，激动得坐立难安，我往台下溜了一眼，笑的是群众，坚决不笑是领导的手下。
都那么大声了，应该挺疼，在这几秒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人生即将告别舞台。
让人意外的是，一脸虎相的领导却荣辱不惊，好似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照搬稿子说话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总是先愣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考……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人，在社会上，可以活得堕落，可以活得自私，可以活得放纵，就是不可以活得麻木。”
说此话时他神采飞扬，还把手里的书扬了扬。台下的人深受致词的触动，一阵掌声过后活动圆满完成，到底是当领导的，挺会操控人心。
活动结束，我仍心有余悸，吓得不敢久留，工资都不想要了。事后我认真检讨，反复比划，依我十年的职业经验判断，我递的话筒位置没问题。他当时站得好好的，突然要坐下讲，这是什么战术？我来不及配合，没有及时伸缩手臂，这不就碰上了嘛，这一切都是天意。
幸亏这领导官不大。
喜事2
这次是一场婚礼，大冬天的早上，天气巨冷，我如往常一样穿着西服站在农村小院的简易舞台上深情演绎，抑扬顿挫，声音洪亮，像个歌颂美好生活的什么牛马。
到了新人彼此宣誓这一环节，我庄严地向新人提问——无论幸福与疾病，你都会爱他珍惜他，不离不弃，一生一世。
新娘热泪盈盈，心中早已为对方备好了“我愿意”的决心，就等着我的话筒向全世界大声宣布。
又是递话筒这一环节出现了意外，这次不是撞在嘴上，而是撞在了新娘的鼻涕上，我拿回话筒时，拉成丝的清鼻弹性很好，就像月老的红线，一头在我这里，一头在她那里。
论一个主持人的职业修养，婚礼不能停，现场擦话筒也不行，干脆就留下吧，应该只有我和新娘心里清楚，观众并没有看出眉目。
喜事3
还有把喜公婆从舞台上掉下去的事情，是的，当着一院子亲友的面。
婚庆公司搭建的舞台背景是喷绘做的，为了节约舞台挡住的那40公分材料，往往底下是空的，无遮无拦，喜公公是这场婚礼的“赞助商”，以为自己花钱买来的那东西有多结实，还准备靠上去，靠空后，就顺着那个缝隙掉下去了。
喜婆婆是被喜公公掉下去时打下去的。
我正引导新人给父母敬茶，一转过头，二老找不见了，我和新人环顾周围，一脸茫然，刚才还明明在这里嘛。
台下的观众踊跃提醒：在舞台下面找，刚掉下去。
我们好不容易将二老挨个儿从舞台底下拽上来，两人都吓得不轻，看起来病病歪歪的，新郎是个大孝子，比谁都先开始笑。
作为司仪，我是专业的，一般不会笑，除非很好笑。
喜事4
当时为了全面开展我的婚庆业务，后来攒钱买了台相机，这样摄影的活我也能接，摄影师是我花100元一天顾的，有一次婚礼开始了，我的半吊子摄影师才想起来相机没装内存卡，着急忙慌跑上舞台，低声问正在主持的我该怎么办。
我压低声音说：“我能怎么办？拔一根毫毛变？”
犹豫了漫长的一两秒，我深沉地说：“假装摄！”
然后摄影师就扛着无卡的相机，假装得满头大汗。只见他卧倒、站立、前倾、后仰，婚礼上的每个细节都严密扫射，没有留下任何死角。他以为这就十分对得起我了。
那天的宾客还没走净，东家就把费用结了，我拿在手里迟迟不肯告辞，东家以为给少了，准备请我坐下喝两盅。
快接近交片的那几天，我差点抑郁了，捧着空相机，准备坐着死去。
思前想后，打电话给对方，一五一十的讲了实话。
对方问：“为什么还假装摄？”
我说：“你们大喜的日子嘛，不能扫兴。”
对方又问：“为什么结账不说。”
我说：“你们大喜的日子嘛，不能扫兴。”
在那些大喜的日子里，故事远不止这些，毕竟这份工作有十年之久，等我接着讲。
喜事5
小峰也是个主持人，很胖，大鼻头，方嘴，个子几乎和我一样高（我1.63），如果去掉内增高鞋垫就不一定了。有那么几年里，我们曾在一个团队里共事。
小峰是外地人，文化程度不高，普通话也差得离谱，读起成语动物乱飞，但是，他一上台主持，气氛转眼就热烈起来，引来阵阵笑声，很讨台下的中年妇女的欢心。
平日里他从不闲着，舞台上主持完，他就爱找点事儿作。卷地毯、卸桁架、拧螺丝、装车……用不着谁指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
七月的天色，哪怕黄昏都是清透的，脆蓝泛起火烧云，空气平滑地进入胸腔，我们一行人开着货车赶去工作的地方布场，旺季的来临，我们忙起来一日三顿都凑不齐，经常饿肚皮。望着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瓜田，晓峰立刻起了邪念，他叫停货车，系紧鞋带，存心要摘几颗回来压饥。
我严肃地问：“这是偷吧？”
晓峰庄重答道：“偷？多难听。”
“那叫什么？”
“叫协调。”
我话没说完，只见他圆滚滚的身躯嗖地往瓜田飞去，他欢跃着，眼睛发了光，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全身舒爽地挤进了瓜田。
不幸的是瓜田的主人正在巡逻，撞了个正着，这时候的小峰还未察觉，撅着屁股，耳朵贴在西瓜听响，两只手换着弹，苦恼着摘哪颗才好。
瓜田主人站在十米开外看不下去了，咳嗽一声准备打草惊蛇，只见晓峰反应神速，立刻脱掉裤子蹲下。
大喊：“你们谁帮我拿张纸过来？”
其实我们听懂了暗号，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觉得送卫生纸是个陷阱，集体原地踏步，随时准备开溜。
瓜田主人眼睁睁地看着这小子假戏真做，准备掏出手机留个证据，小峰因为没纸，哼哼唧唧站不起来。于是他又灵机一动，开始哭诉，左一个“大哥”，右一个“大哥”，谎称是自己失足掉进这西瓜地，闹肚子顺便上个大厕。
半个钟头过后，当小峰一摇三晃的从西瓜地趴上来的时候，脸色超级难看，大家始终憋着笑，走出了十多公里，有人忍不住问他。
“屁股咋擦的？”
“滚滚滚，老子有的是办法。”
“那到底擦还是没擦？”
“擦了，西瓜叶子。”
全体成员：“噗……哈哈哈哈哈哈……”
喜事6
在我们这个地区，结婚的日子都会集中在一起，就仿佛大家问的是同一个阴阳，翻的是同一本黄历。
平日里，司仪们都很闲，窝在自家沙发头上准备长出个角，一到大喜的日子里，每个司仪的档期都很满，是个能张嘴的都在舞台上放光芒，人脉不广的婚庆公司钱顶到头上都找不上。
一提到赚钱，大家似乎都很有勇气，同一天三五场婚礼都敢接。我也不例外，为了跑起来方便，身边常备一双拖鞋，一场主持完，脱掉高跟鞋换拖鞋，飞身上车奔赴下一场。
那些年，我做梦都在赶时间，急醒时一身冷汗。
山路崎岖，导航定位不准，找不到新人的家门也是常有的，顺着对方提供的定位往往无法直达现场，甚至走着走着就没了方向，举目四望，眼前出现驴棚、羊圈、学校，甚至还出现过送子娘娘住的庙。
有的村庄被黄河从中间隔开，对面若有婚礼，这时候还需要坐船，船跑起来那就比车慢多了，骄阳盛开，我穿着拖鞋站在船上手扶栏杆，着急得对船说：“你能不能快点？”
实话说，那两年的钱真好赚，迟到那么久都问题不大，东家很沉得住气，司仪没来就没来，先客客气气安排宾客吃饭，等到我穿着拖鞋抵达现场时，大家已经酒足饭饱准备起身离开。
我不希望我主持的婚礼台下没有掌声，那太尴尬了，毕竟所有的演员都需要观众认可才有演的欲望，我举着有线话筒四面吆喝：“大家别走，新郎正在准备红包，每人一万，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新郎猛吃一惊，朝我低眉一看：“真要这么包吗？”
我悄声安慰：“准备十个，里面各装一块。”
新郎大舒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进了胸腔，立马安排身边的人着手准备。十个哪够，又不是没有，来二十个。
为了拿到钱财，很大一批人留了下来，期间几个老汉的手掌差点拍烂。
得到红包的人一看，里面全是一块，笑骂着说这个司仪诈骗，我从容离场，司仪要什么颜面，目的是打出本司仪能说会道的品牌。
喜事7
我是怎么走上司仪这条路的我也说不清，就像如今怎么走到写作这条路，也捋不顺了。就是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要对得起自己童年的梦想，科学家是不能实现了，那就朝着其他各方面尝试发展。
就拿做司仪这件事，算是一个冲动的尝试，从答应别人的那天就开始后悔，跟随着漫长的婚期，持续后悔了半年。
只记得为了第一次登台，我私下苦练很久，台词都还好说，打开网吧电脑就能复制粘贴。
最大的障碍就是身边没有现成的新郎新娘彩排，后来我就用桌子和板凳代替演练。可那毕竟是木头，杵在那里丝毫不能与人共情，眼看婚期逼近，我一筹莫展，恨不得自己花钱找个司仪度过此次难关。
幸亏我有个弟弟，点子从小就多，他提议自己和欧阳假扮新郎新娘，两个男人很快达成共识，当我捏着配套练习册卷成的话筒说：“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他们就牵着彼此的手从洗手间走了出来……一个穿着西服，一个穿着纱裙，手捧西蓝花，表情严肃且认真。
客厅不大，我站在沙发上念台词，他们磕磕碰碰从厨房走到阳台，再走回来，走得拐弯抹角。就这样，我们用了好几个晚上，展开魔鬼式训练。
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几乎奠定了我未来长达十年的主持基础，导致我在台上一紧张就分不清男左女右。
这些都是2012年的事情，婚庆公司还没有普及舞台，一片大红色背面当作地毯铺盖在地面，背景是向日葵秆子绑成的框架，上面披上厚厚的红毯，正前方摆上方桌，讲究点的人家还会摆两朵塑料假花承托气氛，插花的瓶子统一用漂亮的酒瓶，正中央端端正正供着仙人牌牌。
在无线话筒普及之前，有线话筒我用过好几年，这东西除了容易被人踩掉线，或拿着走不到门外，也讲不出其他缺点。
当我拿着话筒站在人群中央，众目睽睽，无处躲避，我便四处寻找除人以外的其他东西，一旦选定，哪怕是根树枝，长久注视着它。
后来，我仍无处躲藏，却能够忍受人们的注视了。
再后来，我能够说出许多羞于启齿的话语。
比如“天荒地老的爱情”，比如“坚不可摧的婚姻”，比如“老生常谈的孝顺”……突然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带有偏见，说了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自认为我说的他们都信，都认。
在从业初期，我没有工资，来去的车费都得自己垫。后来越来越多的婚庆公司开始打电话进来，问是否能给他们免费主持，一点不体谅人。
我哪点不如人了？
于是我开始坐地起价，别人一场500，我就200，别人800，我就400。那时候我非常年轻，乍然通主持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便对这个工作充满无限热情，之后无论遭遇了多么咄咄逼人的困难，仍难以放弃。
记得我用第一笔工资给自己添置了一双拖鞋，一根口红，一枚胸花，一共加起来100元，这是我给这份工作的第一笔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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