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国》是我手里的常客，上面经常会有一些引人思考的数据。
比如以1980年为转折点，美国每年总统大选女性投票的比例都高过男性。最多的时候（奥巴马参选）甚至高出10个百分点。
另一组关于美国宗教信仰分布状况的数据是：新教48%，天主教22%，无教派20%，摩门教2%，东正教1%，其他宗教6%，表示不知道的占1%。2007年以前新教占据半数以上（那年为53%）。据作者Cathy Grossman分析，早在20世纪60年代，2/3的美国家庭自称是新教徒，而现在仅不信教者就占到了20%，而且30岁以下的年轻人里，不愿将自己归入某种宗教者占到了32%。虽然美国信教者比例较欧洲多了近一半，但是宗教信仰在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式微。
在这个国家，公开谈论自己没有信仰不再是一件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不信教者正在或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2012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所属的摩门教只占总人口的2%，若以宗教归属论，他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但是他能够与奥巴马平分秋色说明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
关于美国人的宗教归属，几年前皮尤论坛（Pew Forum）有更详细的数据：福音派新教徒26.3%，天主教徒23.9%，主流新教徒（mainline protestants）18.1%，不信教者16.1%，传统黑人教堂信徒6.9%，犹太教1.7%，摩门教1.7%，佛教徒0.7%，穆斯林0.6%，印度教0.4%，其他3.6%。
这些数据见证了美国倡导的宗教信仰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莫尔写在《乌托邦》里的梦想。当年，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清教徒正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到这片新大陆。美国的宗教多元化始于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和各地移民的影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信教自由，禁止政府建立国教或给予任何宗教群体以特殊待遇。
问题也随之而来。相较于欧洲的“伊斯兰化”，美国传统主流人群与知识分子同样担心外来宗教对美国传统的冲击。这方面考虑得最多的也许就是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谈到如果美国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它将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 —— 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 —— 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作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亨廷顿认为，一旦美国摒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亨廷顿的这段话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显得尤其意味深长。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最后会不会像亨廷顿所希望的那样“把世界留给世界，让美国属于美国”，以维持美国的独特性。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显然与美国国内存在大量的亨廷顿信徒有关。如果输出的价值观不再是这个国家引以为豪的东西，特朗普的胜出难免让人想起西方的没落。2016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发自柏林的文章。该文细数默克尔如何四面楚歌，身心俱疲，其标题近乎悲叹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安格拉·默克尔成为自由西方最后的守卫者》。
美国回到自身就一定会没落吗？在《我们是谁？ ——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亨廷顿认为美国特性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个人权利、政府统治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等基本原则；二是文化，包括语言（英语）、宗教以及自由的观念等。亨廷顿担心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会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动摇。而这些外来移民中数量最大的是墨西哥裔，预计2040年他们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5%。由于同化的滞后，这些移民宁愿聚居在一起，拒绝接受英语和以新教为核心的美国信念。为避免美国有可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亨廷顿一再强调美国要强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
就观点自由市场而言，美国媒体的上述观点格局难免给人失衡之惑。当时我关心的是，那些反对民主党的声音在美国媒体里是否能够充分表达。如果媒体铺天盖地表达的只是左派的观点和事实，它会不会因为忽视其他人的声音而暗藏危机？
而这个问题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彻底暴露出来了。当沉醉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左派媒体相信希拉里稳操胜券的时候，那些平时被他们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将选票投给了“恶棍”特朗普。如果承认观点自由市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接近真理，就应该像约翰·弥尔顿所主张的那样，让谬误和真理得到同等传播。否则，不仅被压制者的政治权利被压制，压制者自身也被剥夺了以错误换取真理的机会（约翰·穆勒）。
科技也真是神奇，几十年前偷听敌台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而现在稍微懂一点技术便可以直接关注美国总统的即时言论，甚至直接留言。
因为经常在推特上发表政见，特朗普被一些左派媒体和知识分子批评为“推特治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可以恣意妄为。2017年哥伦比亚大学代表7名被特朗普在推特上“拉黑”的用户提起诉讼。一年后的5月23日，法官布赫瓦尔德裁定特朗普违宪，特朗普的推特实际是向全美公民开放的“指定的公共论坛”，特朗普以用户的政治言论为由屏蔽原告，此举已构成观点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
之所以有特朗普“推特治国”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不守常规，特立独行，善用新生事物；另一方面也同他和媒体常年交恶有关。所以，在批评媒体报道失实的同时，特朗普时刻不忘把自己打扮成“fake news”（假新闻）的受害者。
在西方，媒体常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特朗普与媒体交恶，尚可以被理解为媒介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制约。同时需要看到的是，作为一种政治修辞，当特朗普频繁使用“fake news”，也在有意无意间加重了对世界自由媒体的污名化。自由媒体固然也有人性中坏的一面，甚至包括滥用权力、操纵民意，但更有人性中光辉的一面。
本文经岳麓书社授权转载自熊培云著《人类梦想家：从托马斯·莫尔到埃隆·马斯克》。
作者：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理想国译丛”联合主编。现执教于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