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批判简史
冯友兰，这位在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学术成就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峰，矗立在学界的前沿。他凭借着对哲学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思考，不仅在哲学理论构建方面成果斐然，其撰写的哲学史书更是为后人研究中国哲学发展脉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成为学术界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回顾冯友兰的一生，他的经历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长篇巨著，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是社会的动荡变革，还是学术思潮的更迭涌动，都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让他饱受争议，成为众多批判的焦点。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文化氛围的多元交融以及学术思潮的相互碰撞，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促使冯友兰被推至风口浪尖，遭受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维度的批判。这些批判的触角广泛延伸至学术观点、政治立场等多个关键领域，宛如一面精心雕琢的多棱镜，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折射出冯友兰所处时代的复杂社会风貌和思想文化特征，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哲学思想在各种观念激烈交锋下艰难探索、曲折前行的艰辛历程。
一、早期学术观点争议
在冯友兰初涉学术领域，开启自己学术生涯的重要起步阶段，他便展现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非凡理论勇气和积极创新精神。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传统哲学虽然根基深厚，承载着数千年的智慧结晶，但在时代快速变革的浪潮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思想发展趋势。冯友兰凭借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精准捕捉到了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构建“新理学”体系的艰难征程。他大胆尝试打破传统哲学固有的思维定式和理论框架，将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国传统程朱理学，与当时在西方新兴崛起、备受关注的新实在论思想进行有机融合，满怀壮志地立志打造出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全新形而上学体系。他的这一创新性设想，在当时相对保守、传统的学术环境中，就如同在平静无波的湖面上投下一颗威力巨大的巨石，瞬间激起惊涛骇浪，引发了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争议，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成为当时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熊十力，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和独特思想的重要人物，率先站出来对冯友兰的“新理学”发起了尖锐而直接的批判。熊十力一生都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度探究之中，尤其是在生命本体论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在熊十力看来，冯友兰所构建的“新理学”，虽然从表面形式上看，对传统理学进行了重新梳理与整合，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哲学进行了创新发展，但深入探究其本质就会发现，它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形式化改造，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生命本体的核心要义。熊十力始终坚信，生命本体蕴含着宇宙万物运行的真谛和无穷无尽的活力，是哲学探索和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应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堆砌和逻辑推导，而应紧密围绕人的真实生命体验，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如何从低级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升华的过程，因为这才是哲学与人类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关键所在。熊十力毫不留情地指出，冯友兰的“新理学”在构建过程中过度依赖逻辑分析和概念构建，就如同在没有坚实根基的空中搭建一座看似精致华丽实则空洞无物的楼阁。在追求理论体系完整性与严密性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哲学的本质核心，忽略了哲学与人们鲜活的生活实践以及内在精神世界之间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从而未能真正挖掘出哲学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追求所蕴含的深刻启迪。例如，熊十力在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新唯识论》中，多次以隐晦却又不失犀利的言辞表达了对冯友兰“新理学”的不满与质疑。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真正的哲学应当回归到生命本身，从人的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体验出发，去探索和领悟宇宙的真理和人生的真谛，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构建。
张岱年，作为与冯友兰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大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同样有着卓越的成就和独特的见解。他在对待冯友兰的“新理学”时，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肯定了冯友兰在“新理学”形式构建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果，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了其在内容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张岱年认为，冯友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与诠释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积累了丰富多样、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多元价值。然而，冯友兰在构建“新理学”体系时，似乎并没有全面、深入地挖掘出这些宝贵的哲学财富，在对传统哲学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一些偏差。张岱年大力主张，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这一浩瀚无垠、蕴含无尽智慧的学术领域时，必须高度重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将中国传统哲学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过程，与哲学自身内在的逻辑结构紧密结合起来，以一种全面、客观、辩证的视角去审视和剖析，才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其发展脉络，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思想精髓，从而真正实现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比如，张岱年在自己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出发，注重对不同哲学流派之间传承与变革关系的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研读和对不同哲学思想的对比分析，清晰地展现出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规律和内在联系。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与他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凸显了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深刻见解和独特主张。
除了熊十力和张岱年这两位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者之外，还有众多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冯友兰的“新理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与批判。其中，一部分学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西哲学融合的层面。他们认为，冯友兰在将西方新实在论与中国传统程朱理学相结合时，处理方式过于简单直接，缺乏对两种哲学体系深层次差异的充分考量。西方新实在论深深扎根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土壤和哲学传统之中，在哲学基础、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关键方面与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简单地将二者拼凑在一起，必然会导致“新理学”体系内部出现逻辑上的断裂与冲突，难以形成一个和谐统一、有机融合的哲学体系。例如，一些曾留学海外、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学者，基于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情感，指出冯友兰在引入西方新实在论概念时，未能充分考虑到其与中国传统哲学语境的适配性和兼容性。这使得一些西方新实在论的概念在“新理学”体系中显得格格不入，生硬而突兀，不仅无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机融合，反而破坏了整个体系的协调性和连贯性。
另一些学者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大量运用的逻辑分析方法。他们客观地承认，这种逻辑分析方法在使哲学表达更加清晰、精准，便于学术交流与理论传播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逻辑分析，可以将复杂的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拆解，使其结构更加清晰，论证更加严密，有助于哲学思想在学术界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但同时，他们也深刻地指出，这种方法如果过度使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哲学的发展空间。因为哲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思想、价值观和宇宙本质的学科，其内涵丰富多样，不仅仅局限于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过度依赖逻辑分析方法，会使得哲学原本丰富的思想内涵被简化、僵化，失去了其应有的灵活性与丰富性，让哲学变得如同机械般刻板，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和人类多元的思维需求。这些学者强调，哲学不仅仅是一门追求逻辑严密性的学科，更应关注人的情感、价值和意义等方面，因为这些因素才是构成人类生活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过度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些重要的哲学维度，使得“新理学”在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全面理解和阐释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二、抗战时期的政治立场质疑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且悲壮的一段岁月。彼时，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山河破碎，国土支离，无数城市与乡村在战火的无情肆虐下沦为废墟，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整个国家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岌岌可危，命运悬于一线。在这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殊死较量里，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面临着人生中最为艰难且关键的抉择。
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他们心中燃烧着对祖国炽热的爱，以及对侵略者刻骨铭心的恨。有的奔赴前线，浴血奋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有的在后方积极组织生产，为前线提供物资保障；还有的投身于救亡宣传，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在这股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知识分子群体也展现出了极高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许多知名学者、教授毅然决然地选择南下或西迁，他们舍弃了原本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跟随学校辗转奔波于崇山峻岭、偏远乡野之间。
比如，西南联合大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众多教授学者们带着教学设备与珍贵的学术资料，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云南昆明。在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搭建起简易的校舍，建立起临时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茅草为顶、泥地为室，在这样简陋的教室里，他们依然激情澎湃地为学生们授课讲学，传播知识的火种。还有一些学者深入民间，通过举办演讲、编写宣传册、创作抗日文艺作品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思想，激发民众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
然而，就在众多知识分子纷纷踏上流亡之路，全身心投入抗战洪流之际，冯友兰却做出了一个令众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选择留在沦陷区的北京大学任教。这一行为犹如一颗投入舆论深潭的巨石，瞬间激起千层浪，引发了部分人的强烈质疑。在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下，沦陷区被敌人严密掌控，处处弥漫着压抑与恐惧的气息，留在那里，被很多人视为一种懦弱的退缩和无奈的妥协。
质疑者们言辞激烈，他们义愤填膺地认为，在国家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每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当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抗击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拼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更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为抗战增添力量。他们觉得冯友兰继续留在沦陷区，在敌人的监视与统治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无疑是一种缺乏民族气节的表现，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与辜负。这种质疑声迅速在知识分子群体和社会各界扩散开来，一时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指责，冯友兰并未选择逃避或沉默。他深知自己的行为已引发公众的深深误解，若不加以解释，这误解可能会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大。于是，他鼓起勇气站出来，以坦诚且坚定的态度对这一质疑做出回应。
冯友兰神情庄重地表示，自己做出留在沦陷区的决定，绝非出于个人的私利或胆怯。相反，这是他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后的慎重抉择。在他看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线的战斗，甚至可以说，它是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核心关键。尽管战争的硝烟弥漫，四处充斥着死亡与毁灭，但知识的火种绝不能就此熄灭。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更多有知识、有担当、有爱国情怀的人才，才能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
他将自己留在沦陷区的行为，视作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的战斗。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他没有枪炮武器，却拥有知识与智慧这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要用自己的所学，守护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能够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人才。冯友兰坚信，哪怕是在敌人严苛的统治下，只要自己坚守教育岗位，凭借不懈的努力，就能为学生们营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继续遨游，汲取养分，成长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
尽管冯友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逻辑严谨、合情合理的解释，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战争的残酷让人们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与敏感。许多人依旧深陷于战争带来的愤怒与伤痛之中，难以冷静、理性地去思考和理解冯友兰的观点。质疑的声音如汹涌的潮水，依旧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种铺天盖地的质疑，无疑对冯友兰的声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舆论的漩涡紧紧裹挟，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不过，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逐渐摆脱了战争时期的激昂情绪，开始以更加客观、全面、理性的视角去回顾和审视那段历史。如今，当我们再次回首往昔，能够清晰地看到，冯友兰在沦陷区坚守教育岗位的行为，虽然在当时饱受争议，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他确实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坚持与努力，如同在黑暗中点亮的一盏明灯，为国家保留了一批宝贵的人才资源，为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些人才在日后的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也让冯友兰的坚守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批判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启了全新的历史篇章，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政治领域，彻底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制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层面，国家大力开展土地改革、恢复生产等一系列举措，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奠定基础。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改造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构建一套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是为了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更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其思想和学术观点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批判的焦点。
当时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有着深远的意义和目标。它旨在引导广大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摒弃旧时代的思想糟粕，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从而更好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大潮之中。冯友兰由于其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力，被推到了这场思想改造浪潮的风口浪尖。
冯友兰早年构建的“新理学”体系，在过往的学术界曾引发过热烈讨论，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全新思想文化语境下，这一体系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新理学”侧重于对精神、理念等形而上的层面进行探讨，强调超验的概念和抽象的逻辑构建。这种哲学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批判者们指出，“新理学”过度沉浸于抽象的精神世界，致力于构建脱离现实的理念大厦，严重忽视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理学”在这方面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思考。
一些批判者的言辞尤为激烈，他们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尖锐地指出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为旧的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服务的。回溯旧中国的社会背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困苦、饱受压迫。而冯友兰的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旧秩序、巩固旧统治的负面作用。这些批判者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没有将目光聚焦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没有深入探究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诸如贫困、剥削、压迫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宗旨下，冯友兰过去的哲学思想显然与之背道而驰。这些批判观点一经提出，便如星星之火，在当时的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迅速蔓延开来，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不同观点激烈碰撞，争议不断。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批判声浪，冯友兰展现出了一位学者的豁达与担当。他没有选择抗拒或者逃避，而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之中。冯友兰深刻地意识到，时代的巨轮已经滚滚向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过往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社会的发展需求，他毅然踏上了思想转变和自我革新的道路。
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冯友兰付出了诸多艰辛的努力。他一头扎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之中，广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国家与革命》，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养分。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类学习研讨会和思想交流活动，与众多学者、知识分子齐聚一堂，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在这些交流活动中，他虚心听取他人的见解，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为了清晰地表达自己对过去错误思想的深刻认识以及改正错误的坚定决心，冯友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毫不掩饰、坦诚地检讨自己过去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他深入剖析“新理学”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倾向，反思其如何在抽象的精神世界中迷失，从而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土壤。他真诚地反思道，自己过去的思想深受旧时代的局限，过于关注抽象的哲学思辨，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伟大力量，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现实问题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导向作用。
在积极反思的同时，冯友兰还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锐利的思想武器，重新审视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脉络。在研究过程中，他努力挖掘中国哲学漫长历史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和体现人民性的元素。例如，他深入研究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像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以及王夫之对物质世界的深刻认识，肯定物质的永恒性和运动的绝对性。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注入全新的活力，使其更加贴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求，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尽管冯友兰为思想改造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他的这些行动并没有完全平息外界对他的批判之声。部分人依旧认为，冯友兰的思想改造不够彻底。他们觉得，虽然冯友兰在表面上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文章和言论中也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但在其思想深处，仍然残留着唯心主义的痕迹。他们进一步指出，冯友兰在重新研究和编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尽管试图摆脱“新理学”体系的束缚，但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和学术习惯使得他难以完全做到。在一些具体的哲学观点阐述和历史事件分析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的内容。这些持续不断的批判，让冯友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并未因此而退缩，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继续坚持学习和反思，在追求思想进步、契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判与迫害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伤痛印记的特殊时期，整个华夏大地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沌与动荡状态。极“左”思潮如汹涌的黑色潮水，在全国范围内疯狂蔓延，肆意冲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民众的思想被激进与狂热的情绪全面裹挟，理性与思考被抛诸脑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等各个关键领域，均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沉重打击。在这场如暴风雨般席卷全国的浩劫之中，文化教育界不幸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灾区，无数怀揣着知识与理想的知识分子，被毫无缘由地卷入这场风暴核心，遭受着极不公正的对待以及残酷至极的迫害，而冯友兰，无疑是这一悲惨浪潮中的典型代表人物。
冯友兰，这位凭借着深厚学术底蕴与卓越哲学成就，本应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中备受尊崇与敬仰的大家，却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疯狂年代，被粗暴地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这一莫须有的标签。这个荒谬的罪名，犹如一道沉重而冰冷的枷锁，瞬间将他从学术的巅峰拖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
彼时，红卫兵们被盲目的狂热情绪冲昏头脑，将冯友兰视作封建腐朽思想与资产阶级学术的具象化身，对他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毫无理智可言的批斗。批斗现场，总是被震耳欲聋、杂乱无章的口号声以及尖锐刺耳、充满恶意的辱骂声所充斥。红卫兵们如同一群失控的暴徒，强行将冯友兰拉扯到批斗台上，用各种威逼手段迫使他低头认罪，毫无顾忌地对他实施人格上的侮辱以及身体上的残酷折磨。他们不仅严厉要求冯友兰对自己根本不存在的“罪行”进行所谓的深刻检讨，甚至还会在情绪失控时对他拳脚相加。在这些暴力行径的持续摧残下，冯友兰的身体布满伤痕，常常是旧伤还未愈合，新的伤痛又不断叠加，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除了频繁且残酷的批斗，红卫兵还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冯友兰的家。他们如同疯狂的掠夺者，毫无征兆地闯入他的家中，对屋内多年来积累的珍贵书籍、凝聚着无数心血的手稿以及重要的研究资料等，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毁坏与掠夺。那些承载着冯友兰毕生学术追求与思想结晶的著作，被他们无情地认定为“毒草”以及“反动思想的危险载体”，统统被列为禁书。这些珍贵的书籍，有的被付之一炬，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有的则被强行封存，深埋于不见天日的角落。随着这些学术资料的消逝，冯友兰多年来精心构建的学术体系以及辛勤积累的研究成果，在这场浩劫中几乎被彻底摧毁，化为乌有。不仅如此，冯友兰的家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同样遭受牵连，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难以言说的痛苦，原本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就此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与绝望之中。
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之下，冯友兰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精神世界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曾经在学术领域意气风发、光芒四射的他，变得沉默寡言，面容憔悴，眼神中满是疲惫与沧桑。然而，即便深陷如此绝境，冯友兰内心深处对哲学那份炽热的热爱与执着的坚守，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他清醒地认识到，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深邃源泉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他也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承与发展中国哲学的神圣使命，这份使命感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支撑着他在困境中顽强前行。
于是，在被批斗与劳动改造的艰难间隙，冯友兰想尽办法，偷偷地利用一切能够争取到的短暂时间与有限机会，继续投身于哲学的研究与思考之中。在劳动改造的农场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每天收工后，他都累得腰酸背痛，连站立都显得十分艰难。但每当夜幕降临，四周一片寂静，其他劳改人员都已进入梦乡之时，冯友兰却强忍着身体的疲惫与伤痛，悄悄地从简陋的床上爬起来。他借着微弱如豆的月光，或是那昏黄黯淡、随时可能熄灭的灯光，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偷偷藏起来的纸笔，开始奋笔疾书。由于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的双手变得粗糙干裂，布满了厚厚的老茧，甚至还带着劳作时留下的伤口，每一次握住笔杆，都会引发钻心的疼痛。但他全然不顾这些，只是专注地将自己脑海中不断涌现的哲学思考、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对中国哲学发展的独特见解，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这些珍贵的笔记，不仅是他对哲学问题深入探索的心血结晶，更是他在那段黑暗岁月中，坚守学术理想与精神追求的无声见证。
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历史的车轮终于艰难地驶出了那段黑暗时期，“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社会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曙光，如同在漫长寒冬后迎来了温暖的春天。冯友兰也在这场漫长而痛苦的浩劫中重获新生，他的学术生涯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此时的他，就像一位历经无数战火洗礼、满身伤痕却依然坚毅的战士，毫不犹豫地重新投身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中。尽管此时的他已步入暮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时常被各种病痛困扰，但他内心却依旧燃烧着对学术的满腔热情，怀揣着对传承中国哲学的坚定信念，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他不辞辛劳地重新整理和梳理自己在困境中艰难写下的哲学笔记，同时紧密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哲学史展开了更为深入、全面且细致的研究。他的不懈努力与无私付出，为中国哲学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他的著作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基石与参考宝库，为后来的学者们照亮了探索中国哲学智慧的前行之路，提供了无比珍贵的思想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