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剖析
大卫·罗斯简介
学术背景：
1877年4月15日出生于苏格兰瑟索。
生命中前六年在印度南部度过。
1895年以一等荣誉的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主修古典文学。
随后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898年获得古典荣誉课程一等奖，1900年获得人文文学一等奖。
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的讲师，同时通过考试被选为默顿学院的研究员。
1902年成为奥里尔学院的哲学导师和研究员，直到1929年。
1915年参军，战后在公共服务领域兼职工作一段时间，1938年被授予kbe勋章。
1923年到1928年，当约翰・亚历山大・斯图尔特生病时，担任怀特的道德哲学副教授。
1927年拒绝了怀特教授职位的参选。
1929年成为奥里尔学院的教务长，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到1947年退休。
1927年被选为英国学会会员，1936年至1940年任该学会会长。
1941年至1944年任牛津大学副校长。
1947年成为国际联合学会的会长，直到1949年还担任皇家出版委员会主席。
1971年5月25日以高龄病逝于牛津。
学术贡献：
古希腊哲学研究：
是牛津版亚里士多德英文全集的主编（开始与J.A.史密斯一起，后来单独担任），亲自翻译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部作品——《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
为牛津古典本系列编辑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包括《修辞学》《物理学》《论灵魂》和《政治学》。
单独出版了五部带着长篇导论和详细解说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两卷）（1924）、《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936）、《亚里士多德：动物的部分》（1955）、《亚里士多德：前后分析篇》（1957）、《亚里士多德：论灵魂》（1961）。
以上述翻译、考证、解释性工作为基础，出版了两部个人专著《亚里士多德》（1923）和《柏拉图的理念理论》（1951）。
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三篇讨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思想的论文。
道德哲学研究：
代表作是《正当与善》（1930），还有《伦理学基础》（1939）、《伦理学中客观判断的根据》（1927）、《道德善行的本性》（1928—9）、《惩罚的伦理学》（1929）。
他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带有导论和解说的校订文本》初版于1924年，其中的“导论”部分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提到从耶格尔教授的著作中学到很多关于《形而上学》结构问题的知识，还感谢了多位同行专家在亚里士多德对前辈哲学家叙述的研究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罗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和带着导论与注解的亚氏著作单行本，一直受到高度关注，是专家学者们在古代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来源。他的伦理学著述及其观点，虽曾受到一些冷遇，但近年来得到持续不断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主要内容
在西方哲学的漫长发展进程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而大卫·罗斯所著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恰似一把精准的钥匙，为我们开启了深入探究这部经典著作的大门。这部导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细致梳理了《形而上学》的结构脉络，还深入挖掘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神学学说展开了系统且深刻的阐释，并在文本考证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为后世学者的研究筑牢了坚实基础。
一、《形而上学》的结构探究
《形而上学》的结构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性，绝非传统意义上整齐划一的完整著作。从直观的文本层面审视，诸多卷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插入或连贯性欠佳的问题，例如部分卷在开篇时竟然未使用常见的连接词，这一现象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显得颇为特殊，也暗示了其结构的独特性。
在深入剖析各卷之间的内在关系时，罗斯主要借助思想关联和卷与卷之间的相互提及这两种重要方式。通过严谨的分析发现，ABΓEZHOMNI这些卷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相对连续的主体架构。然而，在对B卷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的处理上，各卷的表现并非完全一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不连贯性。
此外，α、Δ、K、Λ卷在整个结构中属于插入部分，它们各自的插入位置都有着特定的缘由。以α卷为例，它被插入在A和B卷之间，很可能是因为A卷结尾的话语与B卷开头的内容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这种关联使得α卷在这个位置的出现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关于《形而上学》最早版本的形成时间，由于历史资料的相对匮乏和研究的复杂性，目前难以得出确切的定论。从其流传和演变的过程来看，各卷在最初或许是单独成卷的，而后在漫长的学术传承过程中逐渐被组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不同学者的编纂、传抄过程中的失误或有意修改等，文本在流传中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变化，这也进一步增加了确定其最早版本的难度。
二、苏格拉底、柏拉图及柏拉图主义者的思想溯源与发展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视野中，苏格拉底被视为对柏拉图思想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的重要人物。苏格拉底在哲学研究上有着独特的侧重点，他将主要精力聚焦于伦理问题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探寻普遍定义。他所倡导的归纳论证方法，在当时的哲学语境中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为哲学思考开辟了新的路径。尽管苏格拉底并没有像后来的哲学家那样明确地将普遍与特殊分离开来，但他的这些努力无疑为柏拉图理念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相关记述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他明确指出，在理念的处理上，柏拉图采取了“分离”的方式，而苏格拉底则未曾如此。这一观点与部分其他学者的看法存在显著的差异，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深入思考。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来源丰富多样，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以及苏格拉底对定义的探索对他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毕达哥拉斯的数目理论在本质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然而，由于柏拉图对定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使得他的理念论在某些关键方面与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观点认为一切可感事物都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这种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使他坚信由于可感事物的这种不稳定性，它们无法成为知识的可靠对象，进而促使柏拉图提出了理念的存在。苏格拉底致力于定义的探索，这一行为在柏拉图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柏拉图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将定义视为理念论的核心要素之一。
针对杰克逊博士关于柏拉图理念论存在明显早晚期区分的观点，罗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相关文本的细致研究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在人造物体的理念、否定的理念以及关系的理念等多个具体方面，柏拉图的理念论并没有呈现出杰克逊博士所认为的那种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在理念数和理念的空间量度这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上，柏拉图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理念数被认为具有独特的性质，它与普通的数字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而理念的空间量度则与数学量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在其原理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柏拉图主义者在对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上的多样性。
“居间者”学说在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架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主要是为了解答数学对象在存在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关键问题而提出的。这一学说认为数学对象既不同于可感事物，也不同于理念，而是处于一种居间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在对这一学说进行深入研究后，虽然认可它所针对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其最终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基于自己的哲学思考，对数学对象的地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他认为数学对象是从可感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与可感事物和理念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
在理念数的源起以及柏拉图主义者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斯彪西珀斯和克塞诺克拉特斯这两位重要的哲学家各自持有独特的观点。斯彪西珀斯承认存在更多种类的实体，并且在价值定位上进行了一定的改变，他的这种观点在柏拉图主义的发展脉络中独树一帜。克塞诺克拉特斯则在理念与数学对象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的观点对于理解柏拉图主义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学说精要
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形而上学时，采用了一种独特而系统的方法。他首先从对前人思想的全面回顾入手，通过对前人在相关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此来确证自己的四因说。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对哲学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同时也为他的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研究过程中，亚里士多德采用了疑问式的研究方法。他始终从主题所涉及的诸多疑难问题出发，秉持着公平公正的态度，认真考察在每个主要问题上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种方法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批判性，能够充分挖掘问题的本质。与传统的形式逻辑三段论式论证法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所研究的是最为根本的真理，这些真理无法从其他更为基础的前提中推导出来。因此，他常常通过展示否定这些真理所导致的荒谬结论，来反向证明这些真理的正确性，这种论证方式体现了他深刻的逻辑思维和独特的哲学智慧。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题围绕着存在的原因和本质属性展开，然而，在不同的卷次中，他对这一主题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在某些卷次中，他将知识的分支进行分类，以此来探讨形而上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在另一些卷次中，他又将神学等内容纳入到形而上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尽管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核心始终是对作为整体的实在的根本原因和属性进行深入探究，旨在揭示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奥秘。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实体是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实体在多个关键方面优先于其他范畴，在存在层面，实体具有独立存在的特性，而其他范畴则依赖于实体而存在；在定义方面，对其他范畴的定义往往需要以实体的定义为基础；在知识的获取上，只有先认识实体，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他范畴。实体的外延极为广泛，涵盖了物体、界限、理念等多种不同的类型。在对实体的深入研究中，载体、本质、普遍等都曾被视为可能的要素。经过亚里士多德的细致分析，载体由于可能会导致与质料的混淆，从而被排除在实体的范畴之外；而本质则成为了实体的关键要素。亚里士多德对本质的定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在定义本质时需要排除偶然属性和特定属性，通过对多种不同类型词汇定义可能性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本质的独特特性以及它与实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实体理论体系。
范畴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主要是对实在进行分类的一种理论尝试。尽管这一学说的起源以及确切的研究对象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但它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体系中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范畴学说，亚里士多德能够有效地澄清前人在对“存在”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所产生的诸多混淆。范畴的分类方式以及它们与现实世界的紧密关联，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深刻洞察和独特的哲学思考方式。
在对事物生成的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事物生成的三种主要方式，即自然、技艺和自发。在自然生成的方式中，涉及到已经具有特定形式的个体、能够承载该形式的质料以及特定形式本身等关键条件；技艺生成则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如在技艺产物的产生过程中，形式的预先存在方式与自然生成有所不同；自发生成又可进一步分为不同的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特定的生成机制。在整个生成过程中，形式和质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形式既有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也有可能是随着事物的生成和发展而产生和变化的。亚里士多德对个体生成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质料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的动态结合和相互作用，为我们理解事物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潜能和现实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他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含义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其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力量在本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作用方式。亚里士多德通过对麦加拉学派观点的有力反驳，进一步界定了潜能的概念，明确了潜能与现实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相互关系。他还深入探讨了现实与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现实在定义、时间、本质等多个方面都先于潜能，并且详细阐述了每一种“在先”的具体含义和内在逻辑。这一学说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之中，对于解释事物的变化过程、存在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秩序关系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四、亚里士多德的神学思想体系架构
A卷在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论述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其神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亚里士多德在这一卷中对“神”的存在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他的论证过程基于对实体、变化和时间等基本概念的深刻理解和分析。他认为，由于实体在存在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如果一切实体都是可毁灭的，那么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毁灭的境地。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不可毁灭的变化和时间，这就必然需要有永恒的实体作为其基础和支撑。基于这样的逻辑推理，他得出了永恒实体即“神”的存在这一重要结论。
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神”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性，“神”是无质料的，这使得“神”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和限制，具有超越性；“神”是纯现实的，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性，处于一种绝对的、完美的存在状态；“神”是不动的，不会像世间万物那样经历运动和变化。“神”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是知识和向往的首要对象，通过对天体运动的引发，“神”间接地对世界产生影响。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神创和神意的相关理论，但他的神学体系依然深刻地反映了他对世界终极原因的不懈探索和深入思考，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架构。
五、《形而上学》的文本考证之旅
在《形而上学》的文本流传过程中，由于时间的推移、传抄的误差以及不同学者的解读和编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了诸多抄本差异。J本、E本和Aⁿ本是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抄本，它们在字词顺序、词尾变化、同义语使用、文法结构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差异为文本的解读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同时也为学者们深入探究文本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希腊注释家以及中世纪的译本在《形而上学》的文本考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在对文本进行校订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证据，不仅要仔细权衡各抄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还要充分参考注释家的观点和解读，同时结合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整体理解以及语法、逻辑等方面的知识。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系统的方法，才有可能还原出一个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原著真实面貌的文本，为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提供可靠的基础。
罗斯的这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凭借其在结构剖析、思想渊源探究、学说阐释和文本考证等多个方面的卓越贡献，成为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它为学者们深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指导，有力地推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