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斌 ：清流与朋党：瞿鸿禨与清末政局

庚子之后政局演变的内在因由复杂，清浊之争是一条重要脉络，以此阐发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常见于时人记述与学界研究。陈寅恪作《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指出“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士大夫仍继续有清浊之别”，可惜该文散佚，仅留下一段提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对此解释框架，清浊党后人评价截然不同，瞿鸿禨之子瞿兑之所著《杶庐所闻录》持赞同态度，周馥后人史家周一良则含蓄地表示陈氏的著作散佚不全，看不到这两类人物具体区别的说明，显然对此划分存有成见，并认为瞿鸿禨“为人不足道”。从既有研究来看，即便存在认知上的明显差异，但此类观点颇为流行。

士大夫政治有清浊之分见于各代党争，突出表现于王朝末期的政治生态。以清浊之分来区隔晚清统治阶层，难以整齐大概，但以此探讨清廷最后几年政治，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侧面。清末十年朝局赓续，权势几度转移，军机大臣瞿鸿禨为权力重心之一，清议众望之人。瞿鸿禨“一生谨慎立朝，大节未尝轻为人言”，是一位重要且神秘的人物。其如何整合清流底色的士人，清流在政局中扮演的角色及走向若何，清流与朋党政治的关系，这些问题尚有分析的空间。借此可以进一步探讨传统士大夫于鼎革前后的命运抉择，考察士人群体政治参与与国运兴衰的内在联结。

一、 清议众望：瞿鸿禨的崛起与人脉

瞿鸿禨起于词曹，庚子后官符辗转入枢垣重地，在清末新政变革之际，以个人清望凝聚清流，借助清议营造声势与舆论。起于翰林、科道与部曹的言路中人品秩不高，与富有声誉的社会名流阐释义理与国运，为仕途奔走权门，清议众望的军机协揆府邸为一大门户。日益变化的政局中，瞿鸿禨渐为士人交际网络的中心，形成一股影响政治与舆论不可忽视的势力。

瞿鸿禨，湖南善化人，同治九年（1870）中乡试，次年联捷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时军机大臣李鸿藻以清流议政，“持躬俭约”“独守正，持大体”“所荐引多端士”，看上了这位殿试排名并不突出的湖南籍进士，“密疏荐为天下才”，并推荐给与之通帖的枢垣首揆荣禄，进而获“专折奏保”。瞿鸿禨将这段知遇之恩放在了所著《恩遇纪略》的开篇，提到慈禧太后曾当面称，“从前李鸿藻说尔好，他们也说尔好”。这里的“他们”自然包括深得慈禧依赖的荣禄。

军机大臣的赏识引介，让瞿鸿禨在人才辐辏的翰林院诸公中脱颖而出，屡受恩遇。光绪元年（1875），26岁的瞿鸿禨翰詹大考一等，升侍讲学士，同年典试河南，为乡试正考官，此后担任河南、四川、浙江、江苏四省学政，典试福建，都是翰林院清贫之地难得的优差。需要指出的是，虽有清流领袖的引领，但瞿鸿禨并未在暗潮涌动与高潮迭起的甲申之际有所表现，而是从翰林院辗转各地，在士林中积累了很高的清望，品学纯粹、衡鉴公明、操履清廉、品端学萃常见于各地督抚的秘密考语。

与北洋集团成员多任职地方要角的经历不同，瞿鸿禨并未担任过督抚，他的基层行政经历是典试各地，也因此桃李遍布天下，培植亲信势力的优势也恰在此。其中一些门生虽具有功名，但立于庙堂之外，游走于公卿之间，与庙堂之上言路相呼应，引导天下士议。报人汪康年就属这般名士，其为光绪十四年（1888）瞿鸿禨任浙江学政时所选拔。与言官试图打动帝王一人不同，汪康年借助报刊影响大众。他于甲午之后在沪创设《时务报》，倡言变法，褒贬时政，名声大噪。报纸初出，谤言日至，同人书札往还，劝其戒慎。时任江苏学政的瞿鸿禨手书劝导，称“近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以师长口吻劝门生不要太过激进。名士报章与言官奏章附和，被门户各方利用引导舆情、干预政事是为清末政治运作的一大特点，瞿鸿禨也正是看中这一点，私下与弟子多有联络。

瞿鸿禨门生并非全部参政，未参政的也并未远离政治，时常向座师建言，将自身思想学理转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议。浙籍士子汤寿潜即是其中一位，向恩师游说推荐立宪政治。晚清权势下移之际，汤寿潜有意推动内廷与外朝交际，在分析南方各省局势时，称周馥“不堪南洋”，丁振铎“庸下书生”，“移吾闽浙，沪报大放厥词，期期亦为不可”，张曾敭莅浙，藩诈臬鄙，“冥冥坠落”“两浙从此已矣”，寄托于瞿鸿禨整治闽浙时局，“全浙实利赖之”“吾师在浙日久，义为第二故乡”，“吾党”“吾军”之称谓常见于瞿鸿禨门生通信。瞿鸿禨任江浙学政，得到了科举取士重地、财富之区江南士人的认同，提升了士林清望。

庚子后瞿鸿禨以儒臣骤登政地，与其文字才华有着莫大关系。少年时代的瞿鸿禨求学湘省城南书院，时何绍基、郭嵩焘主讲，“从之游，文字多所点定。屡冠其曹，自谓得力最多”，积累了学问之道与经世致用之学。陈三立记述称，“值枢廷六七载，凡诏旨、条例、约章类无一非出公手”。沈曾植赞其风骨声采，于唐若权德舆，于宋若周必大，都是一时名相，给予很高的评价。即使是对其颇有微词的报刊评论亦称，“之所可称述者，入居翰苑”。对此，瞿鸿禨不无得意，在《恩遇纪略》中郑重写道，宫中各种御制文书“皆命臣鸿禨撰拟进呈”。庚子年张百熙与瞿鸿禨同赴行在，因军机出缺，慈禧太后有意选择其一，询及荣禄，建议就新政各抒己见。张百熙奏陈洋洋万言，瞿鸿禨则回答简要。两宫认为张百熙所言连篇累牍，不得要害，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遂令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又派充政务处大臣、国史馆副总裁。掌握了笔杆子为瞿任职枢臣扩展权力开拓了空间，由此其得以在新旧体制变革规章条例上大做文章。

枢垣权势转移，瞿鸿禨由卷帘军机渐成秉笔枢垣的汉人军机代表，以名望为号召，与言官和名士这些继承了清流衣钵的群体联结，于朝政多有呼应。官制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的先导，关涉政体改制与权力分配，清议诸公集体奏陈发难，种种表现显然不是仅仅出于公议。当袁世凯主于外、奕劻主于内的官制改革方案运筹之际，都察院总宪陆宝忠“于都察院衙门接见所属各御史时，就长桌上对大众昌言，必须各人有折反对，始能谓之尽职”，这与瞿鸿禨的暗中授意不无关系，瞿、陆“相知垂二十年，敢布腹心”。

此外，瞿鸿禨亦援引一部分实力派。朝中军机大臣林绍年，由地方官骤入政地，“实文慎（瞿鸿禨）左右之”。林以直言敢谏为瞿钦重，“内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枢廷，共任艰巨”，同为“庆邸衔之”的存在。内廷布局的同时，瞿鸿禨也有意拉拢地方实力派，张之洞与岑春煊都是其重要的援引对象。虽不能说他们因都是清流而结合在一起，但曾经的清流底色或敢于直言的特征，在北洋朋党势起之时，更容易引起共鸣。

瞿鸿禨与张之洞暗中探讨时局，称“现在南洋权限，已为本初（袁世凯）包举”“天下大事，非本初一人所能了”，政务的交流掺杂着针对北洋一系的敏感话题。张之洞上书驳斥北洋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即出于瞿鸿禨授意，事后称赞“此次内阁改制，全赖止老（瞿鸿禨）默运挽回”。时人以清流和洋务（浊流）来划分袁、张分歧，两派久相水火，源流至长，“大抵光绪初年以来，国人所谓读书人，最嫉言洋务者。既登科第，或为谏官，其所掊击者，首李合肥，稍后袁项城继之，李尚优容，袁则亦甚薄视书呆”。大体勾勒出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清流与办洋务的浊流斗争渊源脉络。清浊之争的理路延伸至张、袁入枢，“迄宣统元年，八旗浪子与依附南皮之不更事书痴合力去袁”“南皮其始未必不以为袁去则清流进用，将大申其志”。

以敢言著称的权势疆臣岑春煊丁未年入京弹劾北洋，亦有迹象表明为瞿鸿禨援引，“岑春煊之入见也，或谓鸿禨实召之来”。在外省督抚与京官看来，瞿、岑里应外合，被认定为内应与外援，清君侧意图十分明显。

二、 “清君侧”：清流奏章频发的内在理路

清末新政试图对既存政治秩序做出全方位的变革，由此引发持续争论，进而由改革政策之争演变为权力之争，久在中枢、声望渐起的瞿鸿禨与势力日益扩张的北洋日渐疏离。庙堂内外具有清流底色的权势逐渐向瞿靠拢，当然这一进程离不开协揆的有意拉拢，于政治实践已显示出诸多端倪。丁未政潮前后，朝野内外官员看似围绕官制改革与新政的建言献策，然一系列政治事件实则有所针对，清流的奏章与运作仍可再作阐释。

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袁世凯主导谋划的官制改革方案，拟撤销都察院，改为集议院，波及到清流主体言官的前途命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议员由原来的钦定改为推荐保举，任期三年后投票公举，任职存有变数，简言之，“铁饭碗”变成了“聘任制”；二是言官奏事权有可能被剥夺，虽称应奏事件可随时奏陈，却并未写明提交集议院集体讨论再上达天庭抑或直接上陈，话语权大打折扣。

言官抗争随之而来，名为探讨改革的奏章，实是不满权臣插手新政。户科给事中陈田上陈“疆臣跋扈，庸臣误国”，“所谓疆臣者，北洋大臣袁世凯是也；庸臣者，庆亲王奕劻是也”，称袁世凯结党揽权，手握重兵，权臣奔走门下，主导朝政，变更朝臣，与汉代的董卓、唐代的朱温无异，恐蹈唐朝藩镇之变的覆辙。陈田所言疆臣揽权之忌引发言官共鸣，侍读学士恽毓鼎感叹：“疏辞甚切，直可谓朝阳鸣凤矣。”亦触动慈禧太后神经，就陈田折问及近臣，瞿鸿禨见有机会，落井下石，对曰：“奕劻亦何至负恩如此，太后颔之。”慈禧的颔首默许，鼓舞了言路中人，借此东风，清流以内阁专权与疆臣擅权为集矢钩沉发隐，密集奏陈官制改革种种弊病，“乘隙交劾，共几十余次”。

清流集结出于瞿鸿禨暗中驱动，“运动城南御史纠弹阻挠，皆瞿计也”。都御史陆宝忠为言路首脑，瞿的心腹，代言路上奏，列举官制改革“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对改革相当不满，不无危言耸听之词，“权与势不移之于下，即夺之于外”，“卒以酿异日藩镇擅兵、宗社倾覆之祸”。陆宝忠递折后即给瞿鸿禨发去密函，告知此折篇幅较长，恐慈禧年高不耐披览，望主持公道，就是提醒瞿提前有所准备，以便在庭前发挥。瞿鸿禨作为官制改革总司核定大臣，隐操可否之大权，当然乐见众人群起攻伐异己，表面却不动声色，“阳为推让，袁不疑也”。借助言路推波助澜之势，放手一搏，私下上《复核官制说帖》从中作梗，称军机处承旨办事，“立法精密”，内阁“仍从其旧”，各部院改制亦无需大变动，都察院“宜仍旧”。说帖强调旧有体制更利于皇权稳定，打动了当权者，“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世凯大失望，益衔鸿禨”，积怨势必有个了结，次年终演变为更为激烈的丁未政潮。

京城动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湖广总督张之洞得力幕僚梁鼎芬入京陛见。梁以清流议政，劾通商大臣崇厚误国，劾李鸿章六大可杀罪状为世人知。进京之前即向友人透露，此次觐见一定弥补庚子年间的遗憾，“欲言两宫十年来未闻之言”，焦点就是“力劾邸（奕劻）受贿”，称若仍听其贿赂公行，不严加整治，“大清国深仁厚泽，必败坏于奕劻一人之手”，“其词甚戆直，两宫为之动容”，连带又弹劾了北洋系众人。梁在京期间“见瞿极久”，所谈涉及朝政各层面，得瞿鸿禨之勖助。

打击奕劻及北洋系的同时，梁鼎芬提议“任用清正大臣”。其中包括两江总督端方，端则不安，提醒“下次入对千万勿再溢美标榜，致城南拳党或目为党援”。“城南拳党”指向何人何派尚不清楚，应是关涉御史，清人常用“城南御史”“南城言路”指代清议诸人。端方将御史称之为“拳党”，又担心被视为“党援”，这两个“党”显然不是一路，耐人寻味。

此间梁鼎芬上一折一片，皆为声援直臣而作。折中建议清廷将光绪朝敢言的已故直臣十二人宣付国史馆，“所有处分，均予以开复”。一面打击北洋，一面提议重用清正大臣，褒奖直臣。直臣与佞臣相对应，实为清流与浊流的另类表述，二元对立的意蕴再明显不过。

梁鼎芬弹劾北洋系受到当政者夸赞，也燃起了清流倾倒朋党的热情，随后两广总督岑春煊、言官赵启霖继起对庆亲王与北洋系发难，引发更为激烈的政争。岑春煊为官刚直敢言，有“官屠”之称，陈寅恪所言外官中的“清流”。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岑春煊不宣而排闼入京，大肆弹劾重臣。在与慈禧太后的对答中以修剪树木为喻，指出要从根本上下手，“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矛头指向的“根本”即交恶日久的对头奕劻，觐见时直言“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

丁未年前后清流频繁弹劾终触动了慈禧，对奕劻大加苛责，称“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索缢死我母子为佳”。枢垣诸公震慑，“叩头不止”。上谕着奕劻管理陆军部事务，明为给予重任，实为变相的警戒训斥，“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时局俶扰，外官岑春煊与内官瞿鸿禨投分甚深，此次入京即瞿援引而来，“岑之来京，实瞿有电致鄂，岑犹不肯遽来。曾复京云：‘匪惮此行。’实恐进退维谷。瞿答电云：‘位置已定，望公速来。’盖欲于此时内外夹击，将庆推倒，以岑代袁，己亦可代庆矣”，显然已经内定好了本党的座次排位，图穷匕见，政争日益白热化。

接连得势的岑春煊又参劾了北洋集团成员朱宝奎、唐绍仪、周馥众人，焦虑的袁世凯向端方透漏，“日来上词色甚厉，一再责备诸枢”，“人心皇皇〔惶惶〕，大局可虑”。在此情形下落井下石，给予奕劻致命一击，在他的对头们看来是难得的机会，言官磨刀霍霍再次发难。御史赵启霖上书弹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夤缘亲贵，将矛头又一次对准庆王府，结果庆亲王之子、农工商大臣载振去职，奕劻亦上奏请辞以便回旋。北洋诸人将岑春煊与言路视为共谋者，“台垣二赵日往来西林之门，此事或不免为其指使”，“二赵”指的就是赵启霖、赵炳麟，属极为活跃的清流，疑岑“阴主其事”。

北洋朋党揣度言路与具有清流本色的朝臣联手并非没有根据，时人记述“闻西林至，启霖迎至保定，计议既定”，先由岑奏封“尽发庆、振父子之覆”“启霖旋揭奏翠喜事”，制造事端。御史江春霖待赵启霖上折后，见有机可乘再劾，举证奕劻受贿“骇人听闻者甚多”“不第署抚段芝贵一人、歌妓杨翠喜一事而已”，试图扩大事态。外臣与近侍交相弹劾，“上颇为愁”，“慈圣大哭”，连环事件不时刺激着当政者，梳理朝局，“益疑外廷结党倾陷”。

这一系列的事件与瞿鸿禨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环出手未能撼动北洋一系，却以诬告反坐，赵启霖遭革职。陆宝忠上折为赵开脱，“御史原准风闻言事，即传闻失实亦宜曲示优容”，请求仍留言路以作台谏敢言之气，未获清廷应允。更令清流气短的是，上谕称言路“淆乱观听，致启结党倾䧟之渐”，结党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此盖光绪初元清流之尾声，宣统中遂益颓靡无嗣响矣”。

三、 奉法循理背后：

恽毓鼎劾瞿鸿禨奏折再审

清流接连发难，北洋集团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反击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手段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运动言官弹劾清流领袖瞿鸿禨，侍读学士恽毓鼎被选中。既往有关此案的研究注重事实考证，对于恽折内容的深层指向缺乏关注。恽毓鼎正是抓住了瞿鸿禨背靠的言官与舆论两大应援做文章，提供了罢职协揆绝好的文料和借口。

行走宦途的恽毓鼎一度以敢言著称，疏陈朝中各事，不过频频上奏却未能获得青睐，看来未得撰写奏陈的要领。对比同样出身翰林已官至中枢的瞿鸿禨，恽毓鼎检讨自身窘状不免嫉恨落寞，曾就瞿的仕途轨迹有所议论，“善化任学士二十三年，最为淹久，而由学士拜相，则不及十年。可见仕途迟速，自有一定，绌于彼者伸于此，非人力所可强为。余于是不兴迟暮之感矣”。仕途升转“非人力所可强为”耶？恽毓鼎不信，境况的反差自然也有些许嫉妒与愤懑，“素为瞿所垂青，屡有所许，而八年不迁一秩，恽因深衔之”。已有迟暮之感的侍读学士虽屡次上奏不得垂青，但依然寄望有朝一日跻身权门。

作为日讲起居注官，帝后身边的近侍是能够获得第一手信息的，留意会有所得。机会来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两宫于四月十二日移驻颐和园。五月初四日，恽毓鼎当值。当天的起居注未记载大事要事，不过恽应是探听到敏感的消息，“初四日，某侍御曾劾九公（瞿鸿禨），措词散漫，上阅后曰：‘此如何兴？’即置之。澄（恽毓鼎）密得此息”。大理院少卿刘仲鲁称，“南田一疏，本有线索，故有触即发”，看来恽氏确实获得了可靠的文料，从事后来看，事涉重臣。一次有失人格，却能博得大名的投机际遇摆在面前。恽毓鼎据探得密信连夜起草奏章，此举“既可结知于庆，又可泄忿也”。折上瞿鸿禨被开缺回籍，这是恽毓鼎始料未及的，自言“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

有时人认为，恽毓鼎反噬的弹章“由庆邸交下，系杨士琦代拟”。杨士琦是作文高手，但反观恽氏弹章，多为含糊的风闻之词，用词亦不如此时段言官弹劾奕劻与北洋的奏章凌厉，罗列六点“罪行”：暗通消息、授意言官、窃权而为之主、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保守禄位。暗通消息与授意言官指的是瞿军机与京报馆主事和言官往来，未举实证。“言之凿凿”的“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为保守禄位之计”亦无详证。唯有“窃权而为之主”列举了余肇康、朱启钤、张百熙三人，前两人品级不高，张身居高位已去世。

孰料一封举证不清的皮相之奏却打动了慈禧太后。折上次日，上谕下发，“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所称窃权结党，保守禄位各节，姑免深究”，“着开缺回籍，以示薄惩”。上谕对恽毓鼎弹章所列六罪均有提及，其中暗通报馆、窃权结党与恽折用词不同，属于新表述。暗通报馆指的是恽折中的“暗通消息”，无太多歧义。“姑免深究”的窃权结党则内含深意，“结党”一语非恽折述及，但此条与“保守禄位”不在深究之列。林绍年不满不经查办即定案，“遽行放斥，后复谁敢任天下事者，力请派查，太后允之”。据此，清廷下发第二道谕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各节，著交孙家鼐、铁良秉公查明，据实复奏。”经两道上谕层层剥减，需调查的仅剩暗通报馆与授意言官。

孙家鼐与铁良负责此案，处于当政者与枢垣两姑之间，难以为妇，尤为肯綮的是暗通报馆、授意言官两罪实难定论，“若曰暗通授意，则更无语言文字之可求”，实际是开缺者开缺、革职者革职，如查有其事已足蔽辜，查无其事亦岂能开复？查办大臣孙家鼐召对时索要原折，慈禧回复称：“汝查而已，何必原折？”台谏弹章少有不交折查者，既往成例是“查办大臣必先探询政府意旨，然后复禀。凡政府不愿去之人，虽空台以争，无效也”。慈禧弦外之音，此案已成定数，奏折无关紧要，如何回奏令当政者满意，才是两位官场老手最为关心的问题。据称鹿传霖曾向孙、铁面授机宜，“含糊了结最为上策”，结果调查仅用十天即草草了案。

结案奏章通篇采用了诸多非确定性用语，诸如“尚未能遽定此案虚实”“恐所不免”“亦或有之”“以为瞿鸿禨断不致糊涂至此”等虚语，寻求以试探性语言给出一些模棱提议，“可否免其置议之处”“请一并无庸置议”，将定案权“恭候圣裁”，这是官僚的圆滑与推诿，同样也是君臣之间的默契。折上当日上谕下发，“奉旨知道了”。据此形成的官方定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诚如史家沈云龙所言，证词“为移花接木、曲予弥缝，避重就轻，有意开脱，实显而易见，自不足据以为信史也”。暗通报馆与授意言官虽难以查实，却反映了时人对于庙堂之上的言官与庙堂之外以报馆为主导的清议的认知。

暗通报馆为触怒慈禧太后逆鳞的重要因由，张之洞在京坐探认定瞿鸿禨去逐与暗通报馆有直接关联，“慈圣近于学风邪谬，士论喧嚣最为深恶，长沙被逐，固多有所由。然于暗通报馆一端尤触慈怒，所以派查办者即此故也”。恽毓鼎奏折提及京报馆主事，并未明确指向何人，此折尚有附片题名为《候补五品京堂曾广铨内阁中书汪康年勾结路透电洋员泄漏机密请饬民政部迅予处置片》，此片散佚，孙家鼐与铁良回奏也指证了瞿鸿禨门下士，“数年来出入九公之门”的得意门生、著名报人汪康年，“借瞿鸿禨之势，在外铺张，恐所不免”。

汪康年以报人身份引导舆论，代表了晚清名士参与政治的面相，实为瞿鸿禨阵营横议政治、鼓荡人心的重要应援，“吾党一重要机关也”。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他在京设立《京报》，创刊即针对奕劻七十寿辰发表多篇负面评论，显然心结很重，有意给奕劻添堵。赵启霖弹劾庆王府，《京报》跟踪报道，传风搧火，不放过一丝打击庆王的机会。在时人看来，汪康年所办之《京报》即瞿门机关报，与庆王府掌控的《北京日报》多次舌战。对此，袁世凯早有察觉，“善化参案必涉及汪康年”，“俟此风潮后，嘱朱桂辛妥筹《京报》收束法”。由此看来，恽毓鼎所言“暗通消息”指控的就是汪康年及《京报》馆，针对瞿鸿禨暗中操控的士议。

引起当政者反感的不仅是来自报界的士议，言官居于庙堂之上，官制改革以来接连不断的议政，被认为是瞿鸿禨暗中怂恿，恽毓鼎所言“授意言官指赵启霖而言也”，指的就是赵启霖弹劾庆王府事，“谓系瞿子玖报复所为”，更为广泛的对象则是被瞿氏利用、居于朝堂的清议群体。再审此案，授意言官、暗通报馆致军机协揆瞿鸿禨去职，看似冠冕堂皇无从查证的理由，此中蕴含的深意则是当政者对庚子之后士林于新政改革喧嚣的不满，其中言官代表了庙堂之上的言路，报馆则是庙堂之下的士议，可谓两类最具清议色彩的群体。

余论：窃权结党与清流浊化

恽毓鼎发难弹劾瞿鸿禨，辅政多年的中枢协揆骤然落马，给后人留下诸多的解释空间。其中不乏满汉畛域的探讨，“非军机之竞争，乃满汉之竞争也”。亦有新旧之争的说法，认为瞿鸿禨对内政外交持“消极主义”，对于改革不尽上心。派系斗争失利也是一种说辞，包括行在派与在京派之争、清廉与浊流的斗争。揆诸史实，恰恰是清流笔伐的“结党”成为瞿鸿禨失宠的根源所在。

“窃权结党”源于恽毓鼎弹章，原词是“窃权而为之主”，上谕加上了“结党”二字，如此敏感的词汇，行文者必然出于授意或当政者有感而发方落在纸面，代表了慈禧的态度与一贯治政思维，“上最恶‘党’之一字”。清流与浊流中人围绕瞿鸿禨结党或辩白或申斥。御史赵炳麟在瞿去职后上《请销党见疏》，正折批北洋朋党之祸，“徒开明末党援之习，且恐酿唐季藩镇之忧”。附片为瞿鸿禨申辩，称恽毓鼎“盖别有希冀”，致使“党祸牵联迄无虚日”。

赵炳麟“原折行至，雪公（袁世凯）气沮”，很快予以回应，上《密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谨陈管见十条》。这是一封很长的奏陈，对于新政提出了一揽子计划，其中较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极诋止庵”。对曾经军机协揆之成见由私下转为公开，折中指斥“瞿鸿禨阴险深忮，固势贪荣，不闻登贤进能，专务汲引私人，阿比亲旧”，“内外结引，排异联同，意欲专擅政柄，把持朝局，声势赫然”，以致“私党日盛”，给新政造成诸多障碍。

由朝臣结党造成的政局混乱，促使慈禧太后考虑中枢人员的调整，这在她与张之洞的对谈中有所流露，“大远的道路叫你跑了来，我真是没有法了。今日你轧我，明天我轧你，今天你出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显然在当政者视角，朝局杌陧与军机首揆、协揆领衔的权臣相诤脱不了干系，枢垣重臣更替自在考虑之列。

问题在于慈禧太后何以“最恶清流”，比之于北洋，瞿鸿禨“虽阴结外援，不过岑西林一人，而彼则有无数外援矣”。原因可能在于北洋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更有手段，得到英人的支持，从而在政争中占据上风。北洋胜出同样是晚清内轻外重格局的反映。迁延日久的内战，兵权与财权流向地方，行省政事悉归督抚，疆臣不时调教中央。御史邓承修曾感叹疆臣与部臣的权势失衡，“弹疆臣如撼山，参廷臣如拉朽”，御史接连弹劾北洋未果，恽毓鼎一封奏疏让瞿鸿禨放逐归里似可理解。

除了以上因由，清流浊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清流结党攻击异己本身就是浊化的表征。瞿鸿禨于朝野内外的形象是正人君子、清正大臣，品行文章皆为士大夫楷模，不过光鲜外表后还有另外一类面相。盛宣怀坐探陶湘评价瞿鸿禨“为人向系阴险一路”。即使汪大燮、汪康年等与瞿交往密切之人，亦对其人品评价不高，“专门弄小巧机，只最为大体之害，反不如木笨不弄机巧者之愈也。无定性、无定识、无定谋，真是通病，可危之至”。瞿鸿禨不满官制改革方案，但并不是据理力争，先是运动御史弹劾造势，后单独上说帖力驳，与前后清流的不惜名节直言敢谏形象大有不同。结局自然是朝臣不满瞿之阴鸷，“四退枢谓瞿取巧，深衔之”，同僚不能开心见诚，嫌隙日增，无疑影响了当政者的最终人事决策。

清末不爱富贵、爱惜名节、知晓治体的真御史（辜鸿铭语）越来越少，走向浊化之路的清流越来越多，朝野上下皆是“患得患失之鄙夫”，清流浊化成为一种趋势，这与当政者的用人之策有很大的关联。慈禧太后善于利用平衡之术，有意培植不同的势力互相制衡。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难以形成推行新政的领导核心，政策不免多变。朝中由此衍生出多个门户，御史胡思敬记述除北洋集团外，时朝堂尚有七个派系，党派林立，政出多门。清流原本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清末推行官制改革，一些边缘衙门面临裁撤，都察院、翰林院的改制也在讨论之中，京官的前途命运未卜，人不自安。日益动荡的政局，“恐都中不久将出一乱子，不免有排山倒海之虑，但未知鹿死谁耳”，清流自危，按捺不住，奔走权门，走向浊化之途，恽毓鼎就是典型。

恽毓鼎本是一位清廉的言官，众人奔向北洋之时曾感叹，“士大夫之无耻者，群媚北洋，以为外援，超取爵位，借新政名目，遂其卖国图利之私，国事将不可救”，感叹之余，立志不能忘了读书人的初心，“处此时势，人微言轻，无可补救，唯有畏远权势，不求利达，以期无负初心”。他曾向前辈瞿鸿禨表达对士子轻浮的不屑，“南中子弟极多聪俊者，然往往伤于浮薄，似宜以正心术，励品行为先”。读书人不忘初心谈何容易，恽毓鼎也未能坚持本心，以清议为依托走上了一条干谒权贵、攫取名利的清流浊化之路。恽毓鼎弹劾瞿鸿禨是一案例，此后又参岑春煊，已被证实正是出于北洋授意，当时索米弹章不在少数。清流因此多受外界訾议，“言官有为人言而言者，有受贿陈奏者，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言路群体形象与品信亦趋没落，“大抵日事酬酢，酒酣耳热，辄相与议论某也不法，某也失政，往往摭拾细故书诸疏，逞一时快意”。新政变革引发的裁官裁员造成的恐慌，影响着士人的政治抉择，恽毓鼎弹劾瞿鸿禨并非个案，清流浊化的现象在清末屡见不鲜，映射出鼎革前后士大夫政治参与的趋势与特质。

清流以儒家义理争是非，政治参与兼具传统士人的文化象征意义。以科举为进身之阶的士大夫遍布整个官僚体系，熟稔中国传统政教根本与治道精华，全国才智总汇，议论时政上可耸动君王，下引全国士子为其声援，在舆论推动下具有极大潜力。令人唏嘘的是清末清流议政与前期大不相同，不在于义理之争，更多出于利益之争。清流渐趋浊化，官场风貌大变，政治生态日益恶化，结局是“君子小人皆不得行其志，君子闷气，小人亦闷气”。面对现有权力班底的长期冲突对立，当政者继而调整用人之策，重用满人势力，尤其是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满汉平衡的既定结构受到冲击，从而奠定了清末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晚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合法性伴随满汉冲突的加剧愈发受到挑战。丁未政潮各方搏击正酣之际，赵炳麟奏称“党锢兴而汉亡，清流诛而唐亡，道学禁而宋亡，东林逐而明亡，亡国之道如出一辙”，随着瞿鸿禨、岑春煊等或贬或斥，言路结舌，清流几尽，清政乱亡与此不无关系，“故光宣朝政，可谓以清流始以清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