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华：北洋军阀的“亲日”大都是虚与委蛇

唐启华：我走进外交史这个领域主要是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读书的时候开始。在出国之前，我事实上对外交史对没有什么接触。我在台湾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主要写的是明清史的硕士论文。但是后来开始教书的时候，在高雄公专教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的课程，所以对中国近代史接触多一点，后来有机会到英国读书的时候，申请到伦敦政经学院，我在申请的时候主要申请了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就是继承我明清史的研究题目，另外一个我想要让英国名牌大学接受我的研究，可能要申请一个他们比较有兴趣的题目，我想可能中英关系史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申请了四个学校，两个学校是明清史，两个学校是中英关系史，结果收我的两个都是中英关系史的学校。那时候就选择伦敦政经学院的国际关系史系，因为这个系本身就是外交史专业。伦敦政经学院是一个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它有两个历史系，一个历史系是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跟经济学系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主要是跟国际关系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合作的。所以，我到那边才开始接触外交史，这可以说是一种机缘，很幸运，在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我后来的指导教授Ian Nish，他是做英日关系的专家。所以我主要是受到他的启蒙，跟他学习。

唐启华：确实，外交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是位于在伦敦近郊的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看英国外交档案，主要是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档案，一般我们叫FO档案。十多年前，这个地方已经改名叫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但是我如果只用英国档案做研究，做中英关系史的话是不够的，我没有办法跟英国的研究者竞争，所以我当时选定的题目就是要用中国外交档案。中国外交档案是存放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研究所的档案馆里面，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使用还很不方便，我也透过一些关系，开始使用中国的外交档案。很幸运的是，在最后读博士一两年的时候，中国的外交档案也比较开放，比较方便使用。我当时看到北洋政府的外交档案是到1928年，我当时在英国的研究题目就定1926到1928作为我研究的领域。那个时间点是可以用英国档案，也可以用中国档案做对照研究，我主要使用的是外交史的正统的研究法。

唐启华：外交史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以来的实证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当时，是以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为最重要的开山祖师爷，他当时的名言就是，“我们只要把各国的档案都收齐了，我们就可以如实地呈现当时整个谈判的过程。”这是相当实证的一种研究法。当然这种研究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是当时历史学的主流，全世界的历史学都受到兰克学派很深的影响，但是兰克学派这种强调档案功夫的实证史学在一战以后开始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一战以后认为这种传统的史学是国族史，属于上层史学（high history）。一战以后开始对民族主义有各种的批判和反动，而且开始注重社会下层（low history）的部分。再加上社会科学的发达，又注重社会经济史下层结构，再加上民主的进展，对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开始批判。再加上后来二战以后文化史的兴起，所以下层的历史越来越兴盛，所以外交史到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一种传统过时的专史。但是我认为在今天台海两岸，外交史这种实证史学仍然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在近现代史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的实证研究，档案功夫目前做得不够。所以我认为虽然在西方外交史已经是一个过时老套的专史，但是在台海两岸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用档案功夫来重建很多的历史基本事实，因此外交史仍然有其重要性。

唐启华：我认为，随着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史研究是经过实证史学一百多年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一种变化。它在基础很扎实的情况下，重视多元诠释，重视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他们摆脱了纯粹受史料限制的档案功夫。我认为可以说现代史学和后现代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在台海两岸，在中国历史的部分，基本上现代史学还没有基础，基本的档案实证功夫做得还不够，如果直接跳进后现代史学的话其实非常危险。我认为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在西方是因为现代史学很扎实，然后进到后现代史学。在中国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现代史学，我认为外交史作为现代史学的基础，一个基本功还具有相当强的意义。

您有提到日本反袁势力非常强，那么袁世凯是否意识到日本对于他帝制推动的重要性？为何认为北洋军阀们也没有哪一个人是真正亲日或者跟日本妥协的，最多都是虚与委蛇方式与日本打交道，而不是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妥协或者合作呢？

唐启华：这个问题很关键，袁世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自以为有十足的把握压制日本，因为英国全力支持袁世凯，而英国的力量当时在世界上是超级强国，在英日同盟里面居于老大哥的地位，再加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是袁世凯的铁杆哥们，所以他全力支持袁世凯。再加上袁世凯对于德国、奥地利的支持也很有把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也是大力支持袁世凯，所以袁世凯认为，以英、法、俄，美，甚至加上德、奥的支持，日本并不足为患。但是刚刚有提出，由于欧洲战局的变化，让英国在1915年11月以后没有办法再压制日本，反而还必须向日本妥协，甚至要求日本派驱逐舰和巡洋舰到地中海地区巡弋。

洪宪帝制这样的外交的变化，可能是远超出袁世凯本身可以掌控的范围，最后只能说天亡袁世凯，国际大势的不利。袁世凯本身到1915年12月他也认为情况不对，他也开始要跟日本妥协，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些误会，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主要是1915年12月16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跟日本的外务省大臣石井菊次郎，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次误会，陆宗舆听石井菊次郎讲话，有一句话听错了，这句话造成双方的误会。这个在书里面有提到，到12月底的时候，日本已经决定全力倒袁，中间有一些变化的历程。后来1916年2月底，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全力镇压护国军的时候，护国军已经几乎被击败，而日本那个时候下定决心在3月7日内阁通过支持护国军全力倒袁。整个历程里面可以看到袁世凯面对的是大环境的不利，再加上日本当时也用全力来对付袁世凯。总而言之，中间的外交历程相当复杂，到最后日本用尽全力在经济上把袁世凯扼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过去认为袁世凯是对日本妥协换取称帝，可能跟我研究的结果刚好完全相反，日本是害怕袁世凯称帝成功中国强大，成为世界强国，而把袁世凯全力地推倒，袁世凯的失败，我自己认为是日本全力要把他拉倒，有密切的关联。

唐启华：从外交史上来看，袁世凯是非常了解日本的，他跟日本打交道的时间也很长，他从1882年到日本，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1894年离开汉城，他有12年的时间跟日本打交道。回到中国以后，又继续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与日本交手，加上担任直隶总督以及外务部尚书，也处理过日俄战争时期的交涉，他跟日本打交道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也完全了解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我相信他对日本是很了解的。袁世凯本身在民国初年，他在跟日本交涉里面，主要是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联英制日，在辛亥革命中让日本吃足苦头，用英国来压制日本。在善后大借款和二次革命里面，联英制日都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到欧战爆发以后，整个局势发生变化，英国在远东必须对日本妥协，所以袁世凯逐渐失去了支撑。

但是“二十一条”交涉的时候，袁世凯仍然可以利用英国的善意跟本身自己外交上面的策略让日本表面上得到胜利，但实质上面日本是受到了相当强硬的抵制。但是洪宪帝制的时候，袁世凯自己本身的政治上的野心和弱点完全暴露出来，所以被日本抓到要害。我一直认为过去教科书里面对袁世凯，认为他对日本丧权辱国，换取称帝，众叛亲离的说法可能跟外交史档案看到的差距比较大。我相信袁世凯从头到尾都是抵制日本的，甚至我看到所有的北洋各个派系，所谓的北洋军阀们也没有哪一个人是真正亲日或者跟日本妥协的，最多都是虚与委蛇。我认为北洋派对日本的野心非常了解，整个北洋外交里面，大家都是考虑怎么样抵制日本，怎么样维护国权，这是我研究北洋外交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