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蛟龙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5期发表《金砖扩员与全球治理变革》（全文约2.3万字）。
张蛟龙在文章中指出，金砖扩员拓宽了“全球南方”寻求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空间，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能源和关键矿产治理、金融货币治理向更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提高了“全球南方”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协调性，有力地推动“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性。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将取决于其成员国如何有效处理内部分歧、达成共识并利用集体优势在全球舞台上推进共同目标的能力。金砖国家要充分发挥大金砖潜力，共同努力克服挑战，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在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和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 金砖合作机制扩员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体现了全球权力结构正向“全球南方”转移，代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进方向。就全球治理的主体而言，金砖扩员推动了“全球南方”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开辟更大空间，为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奠定更加坚实基础。就全球治理的客体而言，金砖扩员有利于全球经济治理、金融治理和能源矿物治理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对全球治理机制而言，金砖扩员提升了“全球南方”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协调性和合法性。 （一）为“全球南方”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共同走向现代化开辟更大空间 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每个金砖国家都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但这并没有阻碍它们共同合作、互学互鉴。人文交流作为金砖合作的第三支柱，不仅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尊重，也为金砖国家携手共创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空间。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寻求现代化道路要从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开始。西方国家开创了现代化，抢先占据了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的话语权。通过资本主义殖民全球化的物质进程，以西方文明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霸权等级制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扩张到全球，西方国家垄断了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的解释权。由于西方价值体系和认知模式及其根深蒂固的“文明标准”继续塑造着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话语权方面几乎没有自主权。世界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物质、制度霸权相对易于识别和改变，但其文化霸权最为隐性和不易打破。西方国家总是以西方文明作为所谓“普世文明”向全球推广，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人为制造分裂和冲突，压制了“全球南方”国家寻求符合自身文化、文明的现代化道路空间。 第二，是扩员后金砖国家成为尊重和保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平台。扩员后金砖合作机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拉美、非洲和伊斯兰等诸多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的差别，没有一种价值观应该凌驾于别的价值观之上，也并非只有一种国家治理模式能够实现现代化和文明进步。虽然包括金砖国家成员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增加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但它们希望在此过程中不改变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与文明文化特色。因此，金砖合作机制倡导在尊重和保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推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学习和理解，破除隔阂和偏见，消除恐惧和冲突，构建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和合共生的世界文明新格局。 第三，是金砖合作引领下的世界文明多样性共识，为“全球南方”探求“西方道路”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空间。目前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成效显著,已实现了交流机制化和行为体多元化,项目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有力地夯实金砖国家合作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金砖国家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的国际机制，以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支持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金砖扩员使不同文明间交流合作更加便利，为深化南南合作产生新的知识生产和话语体系、产生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社会发展范式和知识体系提供了更多空间。金砖扩员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增强的吸引力，根本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以文化霸权为基础垄断发展权和知识话语权的不满，反映了它们希冀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打破西方对世界发展的理论解释权和获得实践主动权，探寻适合自己实际的现代化道路。 大金砖将坚持金砖精神，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包容、普惠。 第一，“全球南方”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全球性经济互动过程，每个国家都拥有参与机会和发展权利。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潮流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压力，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面临分裂和碎片化风险。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回潮、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使曾经引领全球化的西方国家开始用零和思维看待全球化进程，它们将经济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武器化”，构建排他性产业链和供应链安排，成为“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这种趋势不仅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而且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成本，更无法解决前一轮全球化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因此，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解决世界发展失衡失能的结构性问题，是“全球南方”国家对新型全球化的主要诉求。例如，虽然西方国家提出了“全球门户”“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等项目，以与金砖国家争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但金砖国家扩员以及众多希望加入金砖的“全球南方”国家都表明了对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的不满。 第二，扩员后金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将是新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扩员后金砖内部合作潜力和韧性加强，为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动力。大金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超过七国集团。相比七国集团，扩员后的金砖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更加显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7年大金砖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7.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七国集团的比例为28.2%。扩员后的金砖将充分利用成员国不同的发展经验和科技创新能力，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生产能力和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立了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合委员会、“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和“工业能力中心”。这些举措旨在促进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清洁能源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和创新，帮助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进入新技术领域，提高其创造知识产权的能力，并采用替代性技术标准。另外，扩员后金砖国家也将引来新一轮的经济融合。金砖扩员后，金砖国家间的贸易额将变得更大。以2022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大金砖贸易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24.8%，其中的14.8%出口到大金砖内部成员中。中国作为工业和消费品供应国以及大宗商品进口国的作用日益增强，一直是金砖内部经济合作的关键力量。美欧对华以“产能保护”为由发起绿色保护主义之际，中国与金砖其他国家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将更加深化。此外，西方因乌克兰危机发起的对俄制裁，导致俄罗斯出口目的地转向大金砖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第三，新开发银行融资能力更强，将对“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带来新动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银行虽然与金砖国家扩员是两个独立流程，但仍然属于金砖合作机制的一部分。2021年，新开发银行实现顺利扩员，孟加拉、阿联酋、埃及、乌拉圭四国被接纳为成员，使得新开发银行的“全球南方”特征更加突出，融资来源更加多元。沙特及其他资金充裕经济体的加入，可以扩大大金砖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金融支持能力。大金砖将为新加入的中东、北非国家提供成本低廉、有针对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促进相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已有研究表明，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等项目融资的支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外部选择，削弱它们对西方苛刻援助条件的遵守动机，降低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成本。 推动构建多元多极的新国际秩序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愿望。金砖扩员将从全球能源、矿物以及货币治理三个方面增强“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塑造能力，更有利于服务“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和发展空间。 第一，扩员后的金砖将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首先，扩员拓展了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空间，重塑了全球能源市场体系。沙特、阿联酋、伊朗等传统油气生产国和埃及、埃塞俄比亚等能源过境国以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能源消费国都在金砖合作机制内，使得全球传统能源市场体系重组，有助于金砖国家平衡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提高能源系统韧性，削弱能源领域逆全球化与贸易壁垒的影响。扩员后，金砖国家的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出口量世界占比分别为36%、13%和34%，分别增加了21%、4%和11%。其次，扩员将促进清洁能源转型，推动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新成员国的加入不仅将带来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也将推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中国作为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将在新能源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共同推动清洁技术创新。基于上述原因，金砖国家将提高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能力，推动现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使其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扩员后的金砖将提升在全球关键矿产领域的话语权。金砖国家拥有全球72%的稀土资源，75%的锰、50%的石墨、28%的镍和多于10%的铜等重要矿产，使得大金砖在稀土等某些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全球储量方面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关键矿产治理成为大国博弈和国际秩序转型中的重要领域。近年来，西方国家纷纷出台关键矿产战略，与盟伴签署关键矿产协议，并通过由其主导的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联络资源生产国家，意图构建排他性的“关键矿产合作俱乐部”，增强西方国家在全球关键矿产和数字化转型中的竞争力，进而维护自身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塑造能力。扩员后，金砖国家将通过协调关键矿矿产政策、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技术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升大金砖在全球关键矿产治理中的地位，打造更具竞争力和更加公平合理的产业分工模式。 第三，扩员后的金砖更有动力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全球约90%的外汇交易主要通过美国和欧洲银行以美元作为主要货币进行。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凸显了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机构仍然拥有强大的系统性影响力及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建立金砖支付体系以摆脱美国及西方掌控的SWIFT系统，受到金砖国家广泛支持。金砖国家希望引领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刻变革，在推动贸易便利和安全的前提下，探索美元一极化之外的多元货币治理体系可能性，为提升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公平性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导权作出努力。 金砖扩员有利于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向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大金砖国家包括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和进口国，金砖支付平台可以成为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进行外汇交易的渠道。2023年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金砖国家就深化金融合作达成共识，要求成员国央行行长和财长在2024年俄罗斯喀山峰会前提交金砖支付体系建设方案，建立一种名为“金砖之桥”的多边数字结算支付平台。目前，大金砖建立了支付工作组、金融智库网络和应急储备安排，可以降低“全球南方”对美元和西方银行的依赖程度，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西方主导机构之外的选择。金砖金融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意义，在于打破现行高度中心化的跨境支付平台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 （四）有利于加强“全球南方”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的集体行动力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全球治理的跟跑者，逐步转变为自觉的推动者。在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失效、失衡”叠加发酵之际，金砖扩员实际上为“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完善提供更强的协调机制和动能。 第一，是金砖扩员增强了机制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大金砖人口的世界占比从41%提升到46%，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按2022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从31.6%上升到35.6%。由于新成员对金砖合作机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4%左右，因此扩员意义不应局限于纯粹的经济影响，而应体现在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等全球治理机制的参与性和代表性上。例如，扩员后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由之前的14.80%增加到18.61%，超过了IMF否决权所需关键少数投票权门槛的15%。正如美国学者伊肯博利所说，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西方国家已无法完全发挥领导力，“全球南方”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多元化和包容性方向发展。 第二，是金砖扩员可以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协调性。全球治理机制的制度复合体特征日益明显，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本。实际上，“全球南方”国家很少能够利用全球治理中制度复合体的优点，采取包括机制转移（regime shift）、择地行诉（forum
shopping）等制度战略。鉴于金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金砖机制扩员能为相对弱势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平台，降低它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本，加强“全球南方”的全球治理影响力。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宣言中继续强调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大金砖的目标是扩大“全球南方”的声音。扩员后，二十国集团中的金砖成员达到六个。随着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金砖新成员在二十国集团中的影响力也将上升。因此，扩员提高了金砖合作机制在二十国集团中的地位，将使金砖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二十国集团中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另外，印度（2023年）、巴西（2024年）和南非（2025年）成为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将在其中更有能力推进“全球南方”的优先议程，包括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等。 对任何多边机制来说，扩员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金砖合作机制应在“扩员与深化”间实现平衡，深化机制内部合作和“金砖+”，增强组织凝聚力建设，提升金砖国家的机制潜力。 金砖合作机制扩员后需思考如何在增加成员多元性和代表性的同时，克服更大规模合作会面临的集体行动难题，使机制扩员更加稳健和可持续。扩员后，机制内部的更具多样性，可能导致成员间更多分歧，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金砖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且具有内外联动的特征。内部挑战包括：一是部分成员国家内部危机严重，国内政局走向对其参与金砖合作机制的牵制较大。例如，阿根廷极右翼政党上台后，已决定暂时不参与金砖合作机制。二是成员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限制金砖合作机制潜能的发挥。印度在边界争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南方”领导权等方面，都以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中印关系。伊朗、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性地缘竞争，正在因新一轮巴以冲突面临新的挑战。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则因尼罗河水资源治理而陷入长期纠纷。这些成员国间的矛盾，限制了金砖合作的深度和宽度。三是不同成员对金砖合作的愿景差异变大，重视度和参与度也不同，甚至不排除个别成员扮演“搅局者”角色。例如，印度开始将自己定位为“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既在战略目标和价值观方面与西方国家深度交汇，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 外部挑战主要是西方国家利用金砖国家多元性、成员间矛盾进行分化、削弱。不同的金砖成员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一些国家采取的是“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战略，容易被西方国家施压。例如，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成员被邀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印度还参与了“四边机制”（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多边安排。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与美国军事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深厚。这些国家加强对华科技合作已受到美国持续压力。然而，金砖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是在经济领域，西方国家试图削弱金砖合作机制的基础。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本就在产业方面存在一定竞争性。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中、俄等通过科技制裁、科技管控等进行经济、科技“脱钩”“去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友岸外包”等不断提升与其他金砖国家科技、经济关系，推动金砖国家及其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削弱金砖合作的经济动力。 扩员后金砖合作机制具有新的合作机遇和合作潜能，成员国宜顺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趋势，坚持金砖精神，加快机制建设，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伙伴关系。 在当今联合国体系作用弱化，西方强化“小院高墙”、打造“平行体系”的情况下，金砖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作用和价值更加凸显。扩员后金砖合作机制应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把巩固构建多元多极的国际新秩序作为金砖国家的最大共识。扩员后的金砖应进一步凝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加强能源、金融、货币等方面合作，通过“金砖+”加强同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交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鉴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经济体量的非对称性，中国应发挥中心带动作用，以中国与金砖成员双边经贸合作带动金砖整体发展动能。新成员的加入将为金砖合作带来新需求、新资源、新活力，为金砖合作打开全新空间，“金砖+”合作的灵活性和优势也将进一步呈现。金砖国家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完善稳定全球产业政策，防止西方国家剥夺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空间和权利。与发达国家相比，金砖国家在新科技革命中处于弱势，成员国应积极推进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积极培育数字、智能、绿色等领域发展新动能，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西方国家将会凭借现有国际权力优势，并利用同某些金砖国家的地缘关系和金砖成员间的分歧，从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以干扰、破坏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为此，金砖国家要加强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常设机构，制定金砖国家合作章程，完善金砖扩员机制，为金砖国家深化沟通协调、加强战略自主提供制度保障。此外，金砖要不断增强人文交流合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金砖国家探索和发展适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支撑。 4.明确组织定位，发挥金砖对“全球南方”合作的引领作用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这些概念的历史演变，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自主，也体现了它们在经济体量与政治上逐渐崛起为具有强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资源。面对“全球南方”自主性、地缘角色提升以及数十个发展中国家排队参加金砖国家的国际背景，要进一步明确金砖“全球南方”的组织身份与国际定位，丰富“金砖+”机制，将金砖打造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最重要平台。金砖合作机制要妥善处理与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的关系，共同发挥金砖国家在引领“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协调作用。（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联合主办
本微信公众号所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微信公众号
![]()
分享战略性、创新性、专业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