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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震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5期发表《美国海权合作战略视阈下的美日澳安全伙伴关系》（全文1.9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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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在文章中指出，很久以来，占地球表面积71%的蓝色海洋一直在塑造人类社会的面貌，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海洋对于包括内陆国家在内全球各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世界贸易总量的80%都通过海洋运输。如果按照货物重量计算，海运承担的比例高达99.5%，而空运仅占不到0.5%。 作为全球最大海权国家，美国对海洋的认识尤为深刻。美国对海洋的认知很大程度来自海权理论。作为海权论诞生地，美国在海权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与作用。继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权论”和莱曼（John
Francis Lehman）“制海权理论”之后，美国海权理论在后冷战时代以海军战略转型为核心进行了新一轮发展与演进。海权合作战略是这一时期美国海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海军部分别于2007年和2015年出台了两个版本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对其进行论述。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洋霸权国家，美国在海权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方面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就其发展脉络而言，热兵器时代马汉“海权论”的提出，使美国奠定了成体系海权理论诞生地的地位；机械化战争时代的莱曼“制海权理论”，则让美国在打赢海上“湿冷战”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海权理论，深刻影响了世界海权战略格局；信息化战争时代的美国海军战略转型，在对美国海军编制、战法、理念进行大幅度修改和调整的同时，也影响了美国海军装备的发展方向，并对美中关系和美俄关系等大国关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可以说，美国海权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演进对国际关系史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未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如前所述，美国是成体系的海权理论的诞生地。而海权理论体系诞生的标志，就是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创立“海权论”。这位素有“先知”美誉的美国海权思想家认为：“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美国要想成为全球性海洋强国，获得无法战胜的海权优势，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采取积极扩张的海军战略。”他的“海权论”和海军战略理论在客观上反映了海洋斗争的规律，其关于海权要素分析以及海洋对于历史影响的观点，至今仍在影响世界海军强国的建军思想和军事学说。 马汉“海权论”的出现使美国海权理论研究在热兵器时代领先于世界。人类战争技术形态在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之后，冷战期间美国最有才华的海军部长莱曼提出的“制海权理论”，则又一次让美国的海权理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莱曼为美国建立海上优势提出了多项富有针对性的建议，并建立“制海权理论”。莱曼的“制海权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美国海军的实力得到了快速增长，而且使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得以释放其海权潜力，成功地再次主宰世界海洋，打赢了至关重要的海上“湿冷战”，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的总体胜利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海军面临新形势，针对新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以及作战目标，发展出新的作战理念。1992年9月，美海军发布了《从海上出击：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描绘了美国海军在21世纪初的全新图景，并提出为了维护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海军必须继续保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前沿部署战略。白皮书在莱曼制定的“海洋战略”基础上，强调兵力“前沿存在”，并保证高等级战备状态，能够实施“危机下能确保快速从海上出击”，从而完成“由海向陆”的转型过程，并达成“战略威慑”的目的。以该白皮书的颁布为标志，美国的海权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且至今还在不断的演进与发展之中。在此之后，美军又出台了一系列海军军事学说的文件，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并因此构成了美海军战略转型的基本内容。 美国地缘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认为：“随着技术缩小了空间距离，贸易和供应链的可能性不断扩展，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之间表面上的欧亚一体化似乎成为可能，中国将成为领头羊，就像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一样。中世纪中叶的元帝国对欧洲并没有构成挑战，然而，在一个距离缩短且联系密切的高科技世界中，这样一个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对美国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在此背景下，作为大国竞争理念的产物，“分布式杀伤”概念应运而生，并得到快速的发展和落实。该概念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海军战略转型的第二阶段标志性成果。 “分布式杀伤”概念的中心思想是每艘驱护舰、两栖登陆舰和后勤补给舰等都要具备进攻能力。扩大美国水面战舰的数量并分散作战，会使敌方的目标定位变得复杂，使美国海军有更多机会先敌攻击，掌握先机。在“分布式杀伤”概念中，包含了很多先进军事技术，这些技术的运用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美国当代的海权理论，为信息化时代的美国海权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如前所述，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海权理论，以美国海军战略转型文献为主干。在此类文献中，不仅有关于海权竞争的内容，也有关于海权合作的理念与构想。历史上，美国在与对手展开竞争时一直依赖于与盟友和伙伴的广泛合作，必要时以此击败对手。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美国海军就出现了海权合作的思想萌芽。2006年12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马伦（Michael Glenn Mullen）上将提出“千舰海军”构想，该构想要求美国的盟国在保卫“全球公域”的旗号下，提供各自的海上力量用以打击恐怖主义、海盗、贩毒、人口贩卖、自然灾害和任何其他影响国际体系的行动。在该构想指导下，美国在亚丁湾建立美盟第151反海盗联合特遣舰队，遂行护航任务。“千舰海军”构想后续得到了理论升华，最终成为美国海军战略转型中两份重要的文献，即美国海军分别于2007年和2015年颁布的两个版本《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 在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海权理论中，这两份文献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它们不仅标志着美国海权理论所构想的安全威胁从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的方向演进，而且意味着美国获取海权优势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竞争的方式向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模式进行转变。 在2007年版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中，开篇即阐明了海洋对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都居住在距离海岸数百公里的沿海地带。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出现更多的社会不稳定，而这些很多又位于世界上局势不稳定的地区，往往有着造成地区严重分裂破坏的可能”。在阐述了海洋的战略地位以及判定来自海洋方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后，该版海权合作战略认为，这种威胁是凭单个国家无法有效应对的，因此开展海洋事务领域的合作非常必要，而达成这种合作必须使现有的海上力量成为一支统一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项能力的要求，包括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安全、掩护陆上部队、海上控制、威慑和前沿迅速部署。 2015年版《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认为，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海上力量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21世纪是充满动荡的，不仅有风险，也带来机遇。这种机遇是通过海权合作并组建全球海军网络的形式实现的。美国可以借此应对共同的全球海洋安全挑战，并完成对多国海军力量的统合。在该版的海权合作战略中，美国提出了海权合作的原则，包括明确海军使命、联合海上力量的使用方式、海权合作的途径等等。此外，该版海权合作战略还对如何保持美国的海上优势进行了探讨，认为必须对美国海军现有部署方式进行调整，前沿驻扎的军舰数量应该从2014年的97艘增加到2020年的120多艘，并增加关岛、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部署，同时以模块化部署、增加海外前沿海军基地的兵力、以远征军和盟国力量进行整合加强海上力量、增强预案等方式提高部署效率。 美国海权合作战略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海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在明确安全威胁来源的同时，力图拓展作战空间，并以此强化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从而达到扩大海上优势的目标。该战略注重海上联盟体系的建设与运用，在自由利用海洋的背景下，利用海军力量的战略机动性，通过前沿部署并联合盟国和友好国家的海上力量防止与威慑对美不利的冲突或战争，以此保障海上交通线的畅通以及海洋态势对美国有利，进而完成美国的海洋霸权护持。 对于美国来说，实施海权合作战略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按照素有“海洋宪章”之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倡导的精神，海洋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500年，欧洲一直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通往欧洲的交通要塞就是北大西洋，谁控制了北大西洋，谁就控制了通往欧洲的咽喉，也就相当于控制了欧洲通往世界之路。如今北美已经取代欧洲成为全球中心，谁控制了北美，谁就能统治全球。这种控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倡导的精神相抵触，更违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宗旨，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这种抵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冲击美国海洋霸权的合法性。通过海权合作战略，将尽可能多的国家拉拢到美国的海上联盟中，不仅能够直接减少对立国家的数量，还能增加美国海洋霸权的支持者，增强美国海洋霸权的合法性。 在构成武装力量的诸军种中，海军的战略机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由于地球表面的大陆是相隔的，而海洋是相通的，因此海军具有陆军不具备的战略机动性。作战舰艇的远洋航行，对后勤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灵活、机动、得力的后勤（包括浮动基地、修理船、供应船、油船和救护船），才能够在舰船不返回基地的条件下，延长其自给力，在海上维修、支助受损坏的舰船。美国的“去工业化”使其造船业衰落，已经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后勤辅助船只。此外，在海军各个舰种中，只有航空母舰具备在海上补给弹药的能力。因此基地对于美国海军依然重要，然而，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与冷战时期相比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削减。因此，海权合作战略对于充分发挥海军的战略机动性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美国的海上盟国不仅可以为其提供后勤辅助船只的服务，还能让美国海军的舰只靠港停泊，甚至进行舰船维修和弹药补给。这一点在美国近期拉拢日本和韩国加入AUKUS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海军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军种，其全部研发与制造技术向来只能被少数大国所掌握，甚至是垄断。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家恩格斯在其传世名著《反杜林论》中指出：“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在欧洲能够独自制造最重的火炮的三个钢铁厂，有两个（乌里治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另一个（克虏伯）在德国。”随着战争的技术形态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海军主力舰只的技术含量更高，垄断程度也随之提高。现代战争逐渐向无人化方向发展，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无人潜航器、无人艇等先进海战装备方面的优势，而日本、英国等中等强国类型的盟友在这方面则势必加强对美国的依赖。通过对先进核心军事技术的垄断，美国加强对盟国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其海上霸权。 当下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难题，是相对衰落的综合国力与日益增加的霸权护持成本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和不可调和。作为维护海洋霸权的主要力量，海军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学者安东尼·科登（Anthony Cowden）认为，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海军力量是美国应对发生在遥远地区危机的最有力的手段，可以防止这些危机损害美国或其盟友、合作伙伴的安全，阻止地理上遥远的威胁蔓延成为可能逼近美国边境的冲突。著名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则更是认为：“作为全球性的霸权，必须拥有世界所有海军军费开支的50%或全球海军战舰数量的50%，全球性的霸权将因此保住它的地位，甚至在它不再对这个门槛标准满意的情况下，直到下一个霸权的出现。一个国家如果想成为世界上的一极就必须拥有最低限度规模的海军能力。这个限度就是拥有世界海军军费开支的5%或全球海军战舰数量的10%。更有甚者，它的海军必须显示出远洋属性而非与之相反的近海属性或沿岸防御。” 然而，海上武装力量维护和运行成本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财政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随着技术的发展，海军装备的造价越来越高，特别是美国海军的核心装备航空母舰的造价更是高昂。“福特”级航母的造价已经超过了130亿美元，而一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的造价也达到30亿美元。如此高昂的造价，直接限制了美国海军的规模。2016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国家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大国战略竞争之后，美国海军提出了355艘造舰计划。此后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战略环境和军事态势的发展要求海军的任务重点要从由海向陆投送转向夺取和维持制海权；另一方面，总体经费不足、海军舰船维修“欠账过多”以及造船工业实力下滑导致战备出现问题。2021年6月，美国海军拿出了不太精确的新造舰目标方案：321—372艘有人舰艇以及77—140艘大型无人舰艇。该方案要求建造装备最多6艘轻型航母，两栖攻击舰则为6—10艘，而包括轻型两栖战舰在内的其他两栖战舰则为30—43艘。以当今的美国海军军费开支水平，不足以将舰队规模从当前的276艘舰艇提高到上届政府所制定的目标——30年内建设一支306艘舰艇的舰队，更不用说海军现在寻求到2045年达到373艘有人舰艇和150艘无人舰艇的目标。 舰艇数量的下降，不仅意味着在相同战备任务情况下每艘军舰的任务增加，加速装备的寿命损耗，造成人员疲劳，更为严重的是，每当一艘军舰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参加战备执勤，其对美国海军整个战备状态的影响将比从前更大，而这种情况在战时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美国的海洋霸权成本已经让其日益不堪重负。而实施海权合作战略之后，大批盟国军舰在平时分担战备任务，战时则可以充当实施作战行动的有效补充，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美国的海洋霸权成本。 此外，盟国还可以降低美国军舰的建造成本。美国前财政部顾问卡尔·蒂莫西·德尔菲尔德（Carl
Timothy Delfeld）曾撰文认为：“更新、改革和重建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在官僚主义的华盛顿推动变革的时候了，因为华盛顿空谈太多，行动却很少。幸运的是，华盛顿在韩国和日本拥有盟友，它们正在建造一些世界上质量最高且价格实惠的海军舰只。从这些国家购买船舶，或者在它们的造船厂建造美国设计的船舶（或许也包括菲律宾），可能是追赶中国的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由此可见，实施海权合作战略是降低海洋霸权成本的有效途径，对于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的美国霸权具有重大意义。 就本质来说，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是指一种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国家战略为出发点，以战争、法律、经济开发、科学考察、谈判或合作等为手段，以海上实力为基础，以控制海洋为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海洋进行有效利用和开发、管理的一种带有综合国力性质的能力。美国的海权合作战略维护了美国的利益，并且以美国的国家战略为基点，综合运用了合作、谈判、战争等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非常契合后冷战时代海权的本质的。 制海权是海权的核心，通过海权合作战略，美国巩固了夺取和保持制海权的优势。有学者指出：“如今的战场态势瞬息万变，不仅范围广，且领域多，美国也因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且这与二战以来的各种挑战都不尽相同，形势也不同于以往。如果美国无法增强网络和供应链的弹性，利用新兴的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并与其盟国和伙伴有效合作，其长期的竞争优势将会逐渐消失。”由于海权合作战略的实施，使得美国维护海权优势的手段变得更加丰富和强有力，控制海洋的能力得到增强，并且对海洋进行有效利用和开发以及管理的能力也随之上升，因此在海权领域的优势更加巩固。 三、美国海权合作战略在当代的发展——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 拜登执政之后，多边合作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在此背景下，美国海权合作战略重新被美国决策层所重视。在“大国竞争”理念的支配下，海权合作战略有了新的进展。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于2021年9月15日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亚太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重大转变。 根据协议，三国将加强信息科技共享，以及“与安全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整合”。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第一支柱是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签订新合同，购买八艘配备美国制造的防御性导弹的核动力潜艇。新协议将使澳大利亚海军能够在南海、台湾海峡及其他地区进行巡逻，从而加强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遏制。在未来，澳大利亚的潜艇将有可能航行到俄罗斯的太平洋海岸，甚至进入北极地区。 2022年4月，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领导人承诺“在高超音速、反高超音速和电子战能力方面开始新的三边合作”，以回应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美英澳三国领导人于2023年3月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该计划旨在支持澳大利亚发展生产、维护、运营和管理搭载常规武装的核动力潜艇舰队所需的基础设施、技术能力、工业和人力资本。澳大利亚完全致力于对海军核推进技术进行负责任的管理。在同年11月的三边会谈声明中，还宣称“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将开展一系列综合三边实验和演习，旨在加强能力发展、提高互操作性并提高复杂性和规模海事领域的自主系统。这些实验和演习将为国防工业提供参与能力演示、开发和交付的机会。通过这些实验和演习，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合作伙伴还将进一步测试和完善联合操作无人海事系统、共享和处理来自三个国家的海事数据以及提供实时海域态势感知以支持决策的能力。”2024年4月8日美英澳三国防长的联合声明声称：“我们认识到日本的优势及其与这三个国家的密切双边防务伙伴关系，正在考虑与日本就先进能力项目进行合作。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致力于继续与国际伙伴就 AUKUS保持开放和透明。”此外，韩国也表明了加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意愿，后者扩容的趋势愈加明显。 就其参与方的利益来说，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对于美国的意义在于重振对美国全球力量衰落的信心。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意味着重新定义和重建美国的影响力，并表明从特朗普的“美国孤立”方式转向拜登的“拯救美国外交政策”方式，强调美国的权力转移。事实上，美国的许多盟友本身就是越来越重要的创新和尖端技术来源，对集体军事技术计划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同盟不仅有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项目，还有开发和部署“联合先进军事能力”的内容，即先进的网络能力、人工智能和自主能力、量子技术以及额外的水下能力——扩大到包括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的仿生能力。这是由其有能力的盟友网络带来的。对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来说，这个联盟符合他的“全球英国”外交政策愿景，意味着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近60年后，作为主要安全伙伴在该地区卷土重来。与这个联盟的联系将为脱欧后的英国提供良好的平衡，以追求其国家利益并立足于亚太地区建设。对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来说，这种伙伴关系是澳大利亚适应亚太地区的一个分水岭时刻，该地区正因中国经济和外交足迹的增加而改变。这不仅为获得核潜艇铺平了道路，而且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六个可以挑战中国的大国之一。而日本则想凭借加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机会获取先进军事技术，从而挽回与中国进行的海上博弈中的颓势。韩国则希望借此获得先进军事技术，平衡朝鲜近期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方面取得进展构成的不对称优势。 美国海权合作战略是冷战后美国海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的意义在于增强美国海洋霸权的合法性，降低美国海洋霸权护持的成本，充分发挥海军的战略机动性，并使美国增强对盟国的控制，扩大海权优势的基础。尽管在其颁布之后，曾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推进，却在拜登执政后“多边防务”以及“大国竞争”理念的双重影响下开始通过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得到实施。而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反过来对美国海权合作战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美国海权合作战略在技术形态领域向信息化战争的高级阶段进发，还让美国海权合作战略与“印太战略”结合得更加紧密，并更深地嵌入大国竞争中。（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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