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桐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1期发表《“发展中国家”概念何以引发争议？——GATT框架下的概念史考察》（全文约1.9万字）。
![]()
张桐在文章中指出，GATT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的概念孕育，以GATT1947第18条的修订为代表。经过修订后的第18条，从指代所有缔约方的一般条款转为倾向于特定国家的特别条款，其对某些特定国家的描述性界定事实上呼唤着“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到来，也为后人定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若干基础性标准。第二阶段是60年代的概念萌芽，以GATT1947第四部分为核心。此期间，“发展中国家”一词开始在GATT的一些场合出现，在GATT第四部分的生成过程中也时有浮现，有时还作为关键性词语被突出使用，甚至还出现了对这一概念的精准定义和严肃讨论。但“发展中国家”概念最终未能替代“欠发达国家”等概念进入GATT协议之中，其概念的模糊性也被延续下来。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以后的概念流行，包括普惠制、差别优惠待遇以及“毕业原则”等都普遍使用了“发展中国家”概念。只是当遭遇“缔约方”这一GATT1947的核心语汇时，仍旧回到了“欠发达缔约方”的传统表述中，这一境况直到WTO时代才得到完全扭转。 当今世界，国际舆论场域存在着激烈的话语竞争，基础性、关键性概念因其在话语中不言自明的地位成为国际话语竞争的焦点。国家分类概念正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话语体系的关键，是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开展行动的基础，而其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与“第三世界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边缘国家”等竞争性概念相比）因其通俗性与流行性更是成为各方博弈的靶点，今天围绕这一概念的争议就是典型的例证。 然而，这一点在20世纪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没能充分认识到国际话语竞争的重要性。显然，GATT在总体上是一个被西方国家主导的框架，它们利用这一框架更多地为自身牟利，包括在关键性概念中有意无意地注入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因此，如上所述，尽管1962年曾出现了对“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严肃讨论，此后一些国家也提出了相关概念的定义问题，但相关理念和主张都被完全忽视了。设想一下，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话语尤其是关键性概念的重要性，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话语的塑造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话语及现实也许就不会面临今日之窘境。 回顾GATT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历史，我们看到，概念使用的混乱和模糊一直持续存在。例如，在GATT1947第18条的修订中，人们宁可使用复杂又拗口的两标准或三维度，也不采用当时流行的“不发达国家”等词语来指称相关国家，更不用说当时还未流行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了。GATT相关文献中充斥着大量的相似概念。如何界定“发展中国家”？其与“非工业化国家”“初级生产国家”“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等概念之间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没能上升为GATT的重要议题，以至于我们在GATT框架下看到了诸如“工业化国家—欠发达国家”等搭配古怪的词语，以及“欠发达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概念并列存在的奇怪做法。 显然，概念的模糊性就为西方国家操控概念内涵、用概念裹挟价值观的做法留下了空间。当WTO完成了对GATT的变革与继承，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也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引发日后“发展中国家”概念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概念的内涵越发固化，重新定义和塑造这些关键概念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GATT1964年的一份报告声称，对“发展中国家”等概念进行界定既“不必要”也“不可行”的理由显得十分草率，待日后出现争议再解决的说辞也显得有些不负责任。时间恰恰证明，诸如概念这样的基础性问题留待日后只会更加难以解决。 在缺乏统一定义的情况下，出具列表名单或一事一议成了GATT乃至WTO处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权宜之计。所谓“发展中国家”列表，是由发起方单方面提出的独特列表（如澳大利亚在1965提出的普惠制国家列表），而非GATT确立的官方列表（1954年的试探性做法很快消失了）。显然，当一方根据自己的所谓标准提出其“发展中国家”列表的做法变得流行时，“发展中国家”概念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就会被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似乎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而成了各方为己所用的话语工具。这一点在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肆意剑指“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做法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当“不发达国家”等传统分类概念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扩张时，它们积极探寻新的替代概念；当“发展中国家”概念有助于掩盖部分国际现实时，西方国家迅速让其上升为一个全球流行的“客观”概念；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冲击时，西方国家又试图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发展中国家”概念这一“生成—盛行—唱衰”的全周期，成了西方社会主导话语霸权的典型案例。 近期，“全球南方”概念在国际社会再度流行起来，“媒体和政治家对于‘全球南方’一词都青睐有加，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对‘全球南方’的使用也呈指数级增长”。“全球南方”概念盛行的背后，固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力提升及其参与全球事务意愿增强的缘由，但从话语的视角看，也是不同国家围绕基础概念进行话语竞争的过程。结合“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历史，我们在“全球南方”概念盛行的背后隐约看到了另一个被多数人忽略的解释：一些西方国家在唱衰“发展中国家”概念的策略受挫后，正在寻求为其所用的“新”概念。 伴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冲击，一些西方国家急于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戴上“发达国家”的帽子，试图以此限制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让自己重新掌握世界的主导权，甚至出现了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声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6年4月由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在序言中赫然写道：“我们不再区分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和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相关工作人员也公开表示将“逐步淘汰‘发展中国家’一词”。 然而，类似的试探性策略似乎在短暂的热闹之后迅速沉寂下来。而美国近些年以强硬姿态要求WTO改变相关规则的做法也收效甚微。总之，当试图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做法行不通时，一些西方国家选择另辟蹊径，其策略之一就是试图炒热并重塑曾经的“全球南方”概念。换言之，美西方的策略是，既然“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外延难以受其控制，那就通过炒热“全球南方”概念来冷落“发展中国家”概念，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构“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意将‘全球南方’概念政治化、工具化，意图把中国排除在外，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因此，剥开“全球南方”概念争议的外壳，显露出的仍是围绕“发展中国家”等基础概念的国际话语竞争。对“发展中国家”等基础概念的历史考察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例如，我们如何在“全球南方”的概念内涵中注入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价值观？我们应尽可能明确“全球南方”概念的界定标准和国家范围，还是将其维持在模糊的水平上？我们应如何解读和宣传“全球南方”与其他类似概念之间的关系？ 可以预见，基于国家分类概念的话语竞争将持续下去，“全球南方”概念之后还会有其他或新或旧的词语再度流行，而每一次新概念的出现都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发展史告诫我们，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基础性、关键性概念的讨论与界定中，更加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更具策略性地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国际话语竞争。 国际话语竞争不仅关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较量，更关乎文化、制度等软实力的竞争。以国家分类概念为例，某个分类概念的归属不仅涉及切实的现实利益，如享受差别化待遇，更重要的是，概念深层蕴藏着的某种价值观。概念创制、辩论、扩散的过程，就是价值观生成、较量和传播的过程。从GATT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发展史可以看到，由于GATT框架一直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GATT话语中的“发展中国家”等词语自然就包含了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念。 因此，对国际关系重要概念的研判，不仅要明晰其背后的利益之争，更要揭示其内在的价值观念。中国谋求自主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与英文“developing country”虽是词语对译的关系，却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面对激烈的国际话语竞争场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明辨同一个“发展中国家”词语背后的多重话语，也必须明辨“全球南方”等热搜词语背后的多重意图，始终坚持国家发展的自我解读和自身定位，才能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的致辞所言，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联合主办
本微信公众号所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微信公众号
![]()
分享战略性、创新性、专业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