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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建华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2期发表《“全球南方”崛起与地缘战略竞争——美日欧联动应对路径和方法分析》（全文约2.3万字）。
葛建华在文章指出，“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美日欧意识到“全球南方”形成于与西方紧密联系和相互嵌入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发展合作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话语主导权等体系优势，遏制打击、规制同化“全球南方”。为此，三方通过协调看法，加强沟通，形成一定的战略共识和联动，在应对的路径选择上越来越同频共振。 一、在话语权概念设计上以阵营化思维拉拢分化“全球南方”国家 冷战时期，全球格局呈现高度阵营化。随着世界格局进入新的大变化、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美国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名，日欧给予不同程度的积极配合，要求“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阵营化思维尘嚣四起。 日欧都在试图采用三分法，刻意将中国从“全球南方”国家排除。日本认为，冷战时期印度、印尼等第三世界代表性国家，就强调不结盟和中立性质。2015年前后，“全球南方”以一种地缘政治术语出现，指那些既非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也不与中俄建立密切合作的其他国家。世界是由美日欧、中俄以及“全球南方”三个阵营组成。这种思维方式主要受到各国对待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左右。这反映出日本希望通过打造新的外交话语，来增加西方世界对于“全球南方”的号召力。欧洲也同样提出世界分为三大阵营，世界秩序将由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组成的权力三角来决定。欧洲认为，全球西方主要是由美日欧及其盟友组成的全球西方国家，核心是欧盟、北约国家和美国在亚太的联盟网络，大约有30个国家，组成美国的联盟体系来维持现有的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全球南方则以印度、沙特、南非、尼日利亚和巴西等国为首，由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125个国家组成，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不在美方的“全球南方”名单。美日欧把“全球南方”作为政治概念，拉拢和分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特点都是将中国从“全球南方”中排挤出去，达到“去中国化”目的。 随着美国主导的秩序发生变革和经济脱钩加速，西方国家认为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出现了交易型25国（T25），具体指的是在乌克兰危机或中美竞争中不选边站队的25个经济体。这些国家尽管经济规模和政治体制存在差异，贸易格局也是多元化的，但共同点是在世界大变局下，对外政策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本着务实的态度，希望寻求达成跨越分裂的权宜之计，有针对性地利用一些区域联盟或组织，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与某一个集团联系在一起。这种易变的、交易的方式正在重塑地缘政治，目前它们代表了全球45%人口，在全球GDP的份额从1992年的11%上升到2023年的18%，超过了欧盟。T25国家属于中等强国，尽管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和运作机制，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为此，美日欧将以议题为导向，利用市场准入、技术和信息自由流动等优势，为其提供一个更加灵活的安全关系网络，另外还通过债务减免、气候融资等方式，利用更多的微型多边机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和合作。美日欧通过炮制T25这一概念和议题，加大对其的争取和拉拢，通过精准突破，破坏“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和团结。 二、经济上以“去风险”为由在“全球南方”重塑新产业链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后，美日欧加大全球价值链重组的步伐，全球价值链趋于区域化、本土化，其主要特点是不只考虑经济效益，也兼顾韧性和安全。2023年5月七国集团峰会召开以来，欧盟提出的“去风险”取代了美国主张的“脱钩”，日益成为美日欧经济安全政策的主流，并利用其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的国际机制，联手推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趋同存异”的“去风险”进程。美日欧通过新设合作框架，加强面向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关键产品供应链、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朝着进一步具体化、机制化、趋同化的方向发展。 （一）美国联合日欧，拉拢“全球南方”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美国以创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为名，联合日欧将国内外分散的目标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同时，将传统上属于国家安全领域的事务渗透到经济政策上，脱离以市场准入和关税自由化为中心的传统自由贸易协议，转而作出各种制度上的安排，而不再提供额外的准入机会。美国推行更广泛的以遏制中国为导向的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和特定非传统经贸安排，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其贸易政策方针发生深刻转变。 美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大力推进“供应链外交”，试图构建供应链联盟的立体网络。美国将“全球南方”市场作为争夺对象，强调在“全球南方”国家重塑供应链的“多样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强关键产业的韧性。为此，通过对新兴经济体的赋权，即通过友岸外包、离岸外包，促使中低收入国家在供应链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重塑供应链即将制造业的某些部分从有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转移到比较友好的国家等方式，如印度、墨西哥和波兰，推行将经济联盟与“民主联盟”相互协同。2021年10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专门组织了首次“全球供应链韧性峰会”，2022年7月由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共同主持供应链部长级论坛，参与者均为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国家。在此过程中，将日、韩、印、越和马来西亚作为联盟的重要支点国家发挥作用。同时，联合日欧将非洲和拉丁美洲作为供应链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重点发挥巴西和阿根廷的作用。由于它们有能力出口粮食、能源和矿物，如阿根廷的巴卡穆埃尔塔油气田、巴西的盐下超深水油田和锂矿，都被纳入美国的战略。 以美日签订的《关键矿物协定》为蓝本，重建关键矿物供应链。如拜登政府把提振电动汽车产业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回应“全球南方”的关切，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由于全球用于电池和电动机材料的重要矿产资源生产80%依靠中国，美国认为这严重地威胁了其经济安全。而“全球南方”许多国家蕴藏着重要的矿产资源，如印尼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镍矿储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玻利维亚等国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如果美国能够建立起从“全球南方”国家采购重要矿产资源的机制，则会加速“去风险”的步伐。2023年3月,美日签订了《关键矿物协定》，规定对在日本开采、加工的重要矿产品采取与美国产品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将成为与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间签订类似协定的模板。此后，美国与东南亚和非洲签署有关镍、锂等重要矿产资源的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协调办理，以此打造不依赖中国关键矿物的供应链。 3．启用新的多边经济安排，重点发挥“印太经济框架”中的“全球南方”国家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作用 2022年包括美国在内的共有14个成员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通过此平台强化与一些“全球南方”强国如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的关系，建立新的区域贸易架构，搭建新的供应链，重点是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如马来西亚的半导体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行业，尤其是先进的封装领域。越南是美国与中国脱钩“友岸外包”替代者。印度是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的积极参与者，也是IPEF供应链支柱关键成员。印度尼西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拥有大量劳动力，作为一个半导体生产国，拥有可加快其发展的许多关键资源，如镍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4。印尼正提议成立一个“类似欧佩克的组织”专注于镍的出口管制。目前，由于美日强调将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和贸易政策领域，IPEF是美国高科技产业战略与新兴贸易战略的交叉点的重要平台，以此缓解了其制定的对先进半导体及其制造工具实施出口管制适用于域外供应链的政策所带来的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紧张的局面。 国际货币体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配置。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全球约88%的外汇交易以美元进行，使其能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施加影响。美国越来越依赖金融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开展地缘政治战，惩罚反对者。美国通过关税、制裁、价格上限、贸易限制等方式加强经济威慑力量。据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拜登政府平均每年向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增加1151个新名单，高于特朗普政府平均数的975个，奥巴马第一任期仅544个。再如其没收阿富汗央行的70亿美元并冻结俄罗斯巨额外汇储备，还与西方盟友一起，将俄罗斯逐出全球银行体系。美国近年来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委内瑞拉都采取过类似的制裁手段。但实际效果是降低了“全球南方”使用美元的意愿。为了拉拢“全球南方”国家，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重新考虑金融制裁的方法，以防止单极货币秩序受到侵蚀。为此，美国通过制定新规则，建立自愿制裁联盟，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达成第三方协议，削弱被制裁方规避制裁的能力，以此方式不再要求“全球南方”选边站，从而平息“全球南方”的不满情绪。 （二）日欧借配合美国之名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各自利益 1．日欧以经济安全为名构建排除中国的经济联盟，通过建立平行体系，重塑在关键产业的主导 通常日本“先试先行”，欧洲紧随其后。如日本采取“中国+1”策略，将20世纪90年代已集中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与其经贸关联密切的新兴经济体，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印度以及墨西哥均成为+1的主要对象。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欧洲的殖民遗产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态度，特别是受贸易和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影响，“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认为欧洲是自私自利的和奉行后殖民主义政策，没有考虑到它们的主要诉求——包括在G20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加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或通过取消债务或确保公平获得疫苗来解决全球不平等等问题。欧洲在与“全球南方”的交往中存在危机，迫切需要一种新方法。因此,欧盟利用与日本的牢固关系，积极参与日本与东南亚和非洲的项目，日欧联手通过在“全球南方”建设高水平基础设施,共同强化对“全球南方”的工作。为此,日欧自2018年建立高级别的经济对话以来，不断加强经济安全合作，协商一致加强与东南亚民主国家的合作，笼络它们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站在美日一边。 2．日欧在拉拢“全球南方”重塑产业链政策方面表现积极 日本认为，构筑新型国际供应链离不开“全球南方”的相互配合，特别是需要在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等未来领域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为此，借助多边平台，密集出台一系列经济安保政策，如将稀土等重要矿产以及半导体、蓄电池、药品等划定特定重要物资。其主要方式首先在重点区域建立关键技术联盟，重点放在蓄电池和太阳能面板等领域。如日本2022年发布《蓄电池产业战略》，重点围绕蓄电池及太阳能面板等关键技术和产业制定战略，构建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全球蓄电池产业联盟，打造新的供应链，避免让这些“全球南方”国家重要材料、矿物和零部件供应依赖中国、俄罗斯等特定国家。其次，组建关键产业链供应链联盟。日本配合美国借助“印太经济框架”平台重塑关键产业链，重点加强对东南亚所谓志同道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安保海外援助，为建立安保产业链做准备。制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方式，提出以提供型合作取代之前的要求型援助，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等“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等所需器材。同时，加强出口管制，划定合作朋友圈，将23种设备出口到与日本友好42个国家之外国家必须取得个别许可。另外，还制定出针对“全球南方”未来产业旗舰项目构想，提出美日欧与志同道合的“全球南方”企业共同合作，打造最先进的商务模式。 而欧盟通过加速与“全球南方”国家签订自贸协定以加强经济布局。如欧盟与东盟及部分成员国、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与印度的自贸协定谈判等。同时，还扩展其在“全球南方”军事能力建设，将特定地区预算纳入一个更为广泛全球性军事干预计划的预算框架中，如将非洲的和平基金并入欧洲和平基金中。 与此同时，日欧借“去风险”为由，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如日本和荷兰配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计划，另一方面以“去风险”之名，实则借助这一理念，推进本国本地区再工业化以解决国内产业空心化困境，并在国际规则制定及产业链布局中谋求其自身利益。 （三）推出“一带一路”替代方案，加大对“全球南方”基础设施投入 由于“全球南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众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每个东盟成员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参与者。为此，美日欧以意识形态为先导，推出所谓高标准、民主、绿色“基础设施”实施计划，以此平衡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是在全球范围内，美日欧整合各自计划，借助七国集团平台联合推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该计划前身是美国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将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但强调透明、可持续性和民主驱动的参与形式。这一计划成为美日欧所有涉及基础设施计划的总称。日本表示，将其主导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QII）纳入PGII框架，欧洲的“全球门户计划”也将与B3W相互促进。二是在区域层次，日美在IPEF嵌入基础设施建设，承诺到2030年调动750亿美元公共和私人资金，通过私人投资和以日元计价的贷款用于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互联互通，印度和孟加拉国将成为推进“孟加拉湾－印度东北工业价值链概念”的关键支柱。美日欧通过基础设施计划，谋求降低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对中俄的依赖。在配合美国遏制中俄的战略部署的同时，日欧也推进各自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三、在拉拢方式上以“一区一策”方式密织与“全球南方”联系 美日欧加强与“全球南方”联系方面互相配合，各有侧重，通常情况下日本在议题设计方面具有引领作用。日本针对“全球南方”通常做法是策划一些概念性议题，加强与美欧的沟通与合作，并到七国集团兜售，获得七国集团认可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通过协调制定有约束力的制度以影响“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如针对所谓“中国借基础设施建设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在2016年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2021年七国集团峰会上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的主干内容，日本又进一步将经济安全列为高质量的核心内容。这一术语已经成为美日欧的普遍用语。日本通过制定概念，希望在地缘博弈、规则与标准、话语权之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同时与美欧进行沟通，获得其认可后三方互相倚重形成“合力”。 （一）日本在对非议题设置方面起到引航作用，美欧紧随其后 日本在非洲政策方面进行“导航”，美欧逐渐比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非洲54个国家中的26个国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俄罗斯，这让西方感到意外。《经济学人》分析显示，从2017年到2021年南非平均每年与美国投票一致只占23%。美日欧认为，自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它们在非洲的影响力减弱。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囊括了40多个非洲国家并影响10亿非洲民众。由于非洲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所需要的关键重要矿产资源丰富，同时也是为了对冲中俄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本在对非工作上发挥“独树一帜”的作用。其主要做法，是通过频繁的访问、对话和包括G20在内的地区论坛，积极与“全球南方”非洲领导人接触。日本1993年设立“东京非洲发展会议”，截至2022年已举办八届。在2016年第六届日非峰会上提出“印太战略”，一直不间断持续重视对非洲的拉拢工作，并通过与印度合作制定“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设立多层级的机制化安排。 美欧纷纷效仿日本，重新召集已停摆多年的峰会，重振与非洲的关系。2022年12月美国召集了一场有49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峰会，这是继2014年奥巴马首次邀请非洲领导人赴美参会八年后的第二次此类会议，被看作是着眼大国战略竞争的手段。欧洲也同样加强对非的联系，2022年2月重新启动与非洲的高峰会议。同时，还创建了一个高级别对话小组，促进欧洲与非洲的经济一体化。欧盟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非洲外国直接投资（FDI）、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第一大提供者，在推出的“全球门户”计划，一半的投资和项目是以非洲为目标。美日欧通过与非洲的峰会和首脑外交，作为加强与中国在非开展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 据欧盟针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五个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发现，日本在东南亚拥有的软实力高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和欧盟。美欧认为，日本在东盟所具有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其注重与东盟的“共同创造”，即让伙伴国家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寻找和开发满足其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如支持东盟国家和日本的初创企业共同创造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等。为此，美欧也接受日本的“共同创造”这一理念。欧盟在2021年发布《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战略》的基础上，将东盟视为合作伙伴，是其全球战略东移的重要标志。在日本的带动下，2022年12月14日，首届欧盟-东盟领导人峰会召开，进一步加大对东盟的“创造性合作”和拉拢力度。同样，美国在同年10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寻求与“东南亚伙伴建立更深入的联系”，通过“共同创造”，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将双方的合作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在“印太战略”中提出与东盟的共同创造性合作，加强卫生安全、应对海上挑战、增加互联互通、深化民间关系。美日欧以“共同创造”为名，提出针对东盟国家，要表现出对合作伙伴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响应能力，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长期承诺。 （三）以构建“西半球供应链联盟”为名加强与拉美国家关系 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治和经济局势较为稳定并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矿产、能源和粮食等，从经济安全角度对美日欧具有吸引力。一方面，美日欧从地区层面，通过一系列经济框架将“全球南方”的拉美国家纳入其中，以经济援助增强对这一区域的黏性；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关键矿业联盟特别是以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组成的“锂三角”为代表，着手构建“西半球供应链同盟”，加大拉拢力度。美国提出构建“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作为“印太经济框架”拉美版，重点与拉美国家实现“近岸外包”，将具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盟友纳入其中。日欧同样出于自身在拉美影响力下降的担忧和获得关键矿产资源与可再生能源的需要，加大与这一地区签订自贸协定的力度。欧盟推动落实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定，实现与拉美重建互信。日本通过各种经济协定安排与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等国建立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美日欧通过重建与拉美的战略合作，打造合作样本，凸显在“全球南方”朋友圈的壮大。 四、在机制安排上以小型多边组织架构为主拉拢“全球南方” 美日欧利用名目繁多的小型多边机制，加强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有限合作，以地理、利益和权力为议题，针对“全球南方”设计多种形式的多边机制。 这是与“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合作的主要方式。如欧洲启动与“全球南方”已建立或停办的各种峰会，既有经济合作，又启动对这些国家的约束机制，不仅寻求对“全球南方”经济、军事介入，而且通过人权、环境保护和移民等领域政策约束“全球南方”国家。如2023年7月17—18日欧盟27国与33个拉美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时隔八年来的第三次欧盟-拉共体峰会，借此全面恢复与拉美的“根深蒂固的伙伴关系”、推动“全球门户”倡议的落地，启动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议，对拉美地区投资450亿欧元等事项。美国通过举办全球事务高层峰会，将大批“全球南方”领导人召集到一起开展对话，包括美非领导人峰会、民主峰会和美洲国家峰会等，通过设立各种基金，组建有“全球南方”重点国家参与的多边机构，如“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欧通过举办多边区域峰会，对特定国家和问题提供象征性支持，推出一些政策和承诺，促进制定多边政策的连贯性和协调性，避免因政党交替而使政策执行不具持续性，失信于“全球南方”。 美日欧利用多边会议机制加入“全球南方”议题，主要以七国集团为核心，通过相关议题拉拢“全球南方”强国。如在2023年日本召开的七国峰会上，日本提出七国携手在保障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课题上做出“贡献”，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特别是事关粮食问题。如乌克兰危机后，世界粮食价格飙升，粮食价格指数2022年3月达到159.7，创下历史新高。为了迎合“全球南方”关切，同时对冲中俄在“全球南方”粮食安全上的影响力，日本在2023年七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上发表了首个农业行动计划即“宫崎行动”，将强化粮食安全定为重要课题。欧盟在同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邀请了数量创纪录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希望向“全球南方”贫困国家伸出援手。法国总统在与会期间也强调要重新获得“全球南方”信任。美日欧利用其定期召开的多边论坛加大对“全球南方”的拉拢力度，但在多边会议机制具体开展工作时，又多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由于“全球南方”以自身国家利益和本国关注议题为导向，各自为政，还未拧成一股绳未形成正式国际组织，因此多采取“一国一策”“一国一议题”策略，以灵活而有效的方式开展对“全球南方”的工作。 （三）以议题为导向，通过建立多边平台拉拢“全球南方”领军国家 特别是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地区，美日欧利用“多边平台”频繁制定各类机制，通过将印度推到前台，将其塑造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军，拉入亚太、中东和欧洲的重要机制安排，以加强对印度的拉拢和对中国影响力的对冲。“印太战略”将印度拉入其中，“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印太经济框架”则分别成为强化对印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中东和欧洲方向，也充分发挥印度的作用，组成由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和美国组成的美印以阿四国机制（I2U2），旨在应对跨国挑战，特别是能源和食品安全。在2023年约翰内斯堡举办的G20峰会期间，美国又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简称“印欧经济走廊”），旨在建造铁路与海运网络，连接南亚与海湾地区的东部走廊、中东与欧洲的北部走廊。与此同时，还通过七国集团峰会邀请印度等国家参与，以承认其“全球南方”领袖的地位。美日欧所设计的多边平台存在的风险在于加剧权力失衡，有可能把短期利益置于长期目标之上，同时小多边主义的扩散有可能导致许多相互冲突的协议的达成。 （四）日欧策划让“全球南方”议题形成国际共识并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在欧盟发布的报告中聚焦“全球南方”议题，提出长期面临发展不平衡的“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现有秩序感到不满。西方国家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将很难争取到它们的支持。日本发表的2023年《外交蓝皮书》首次引入“全球南方”一词，旨在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同年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首次写入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方针，提出要与值得信任的国家在构筑原材料供应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日本外务省主管的《外交》杂志出版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特辑，指出西方民主国家控制世界政治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小，特别在应对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方面，如果不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就毫无意义。发达国家作为市场经济、民主主义的典范的魅力正在减弱。日本有必要站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日欧希望在塑造全球秩序的过程中走出有别于中美的第三条道路，与“全球南方”达成共识，作为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 总之，乌克兰危机后，美日欧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地缘战略意义、动机和立场以及它们与七国集团国家之间关系进行了反思和辩论。它们希望通过增进与“全球南方”的关系，“鼓励”其与中俄保持距离，以期谋求长期对华竞争优势并遏制俄罗斯。在此过程，美日欧三方互相配合，形成联动，出台联结“全球南方”的各种举措，分化与拉拢，以期获取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 “全球南方”越来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表现出其实力。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而美国却将中国列为最有意愿最具实力的挑战者，全面压制中国的发展，开始“另辟蹊径”，通过分化与瓦解“全球南方”国家，试图形成针对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日欧各有所图，在积极配合美国战略的同时，图谋成为中美博弈的第三方力量。中国以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为己任，不与美国开展对抗性的新冷战，不搞二元对立，通过保持全球体系开放，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各国共同利益，坚定站在有历史正确和人类进一步的一边。（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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