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竞超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4期发表《迈向“准同盟”：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动因与前景》（全文约2.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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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竞超认为，日本与菲律宾同为西太平洋重要岛国，且均是美国战后打造的“第一岛链”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维持、强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冷战以来，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日菲关系经历了由敌对国家到“战略伙伴”的戏剧性变化，甚至有向“准同盟”发展的趋势。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日菲海洋安全合作在近十余年以来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日菲深化双边关系的关键推动力之一。同时，日菲为我国东向、南向重要海上邻国，均与我国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两国安全合作对我国外部环境具有较明显的消极影响。在亚太地区波诡云谲的局势下，梳理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历程，探讨其动因、研判其前景，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竞超在文章中指出，目前，国内外学界围绕日菲海洋安全合作，主要存在日本-东盟国家双边关系发展规律说、应对“中国威胁”说、呼应美国对外战略说等若干观点，对进一步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应看到，既有研究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既有研究时效性相对不够。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的背景下，日菲对外政策均在加快调整。尤其是小马科斯执政至今，日菲安全合作迅速升温，向“准同盟”提升的趋势需结合形势深入剖析。第二，现有论著基本以日菲关系的演进或两国围绕南海争端的互动为视角开展研究，系统探讨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成果鲜见。第三，既有研究多着眼于中美等大国因素考察日菲安全合作，对日菲互动的内在动因讨论不足。事实上，日菲在海洋安全领域存有较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合作内生动力较强，需予以深入探讨。 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与日菲关系的演进息息相关。回顾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日菲关系史，可发现两国在较长时期一直处于侵略与反侵略的敌对关系中。旧金山会议后，日菲在美国的斡旋下结束了敌对状态。其后，日本凭借双边贸易、直接投资与对外援助政策，大大改善、密切了与菲方关系，并为两国合作范围扩展至安全领域、构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与近代日菲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两国关系则经历了由敌对国家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纵观战后70余年的日菲关系史，两国关系大致经历了外交媾和、经贸合作与对外援助、全面深化三大阶段。1951年，因美国执行片面对日媾和政策，激起了菲律宾国民的不满，同年7月在马尼拉举行了反对对日宽大和片面媾和的集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使杜勒斯访问了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相继签订《美菲相互防御协定》《澳新美条约》，明确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同年9月，对日片面媾和的旧金山会议召开，随着菲律宾签订《旧金山和约》，标志着日菲敌对关系的结束。1953年10月至1956年5月，日菲两国高层经过多轮磋商，最终签订《日菲赔偿协定》和《经济开发贷款交换公文》，两国于1956年7月正式建交。以上协议主要规定，日本赔偿总额为5.5亿美元（分20年支付），并为菲提供2.5亿美元贷款。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菲关系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日本以双边贸易与对外投资、开发援助为路径，显著改善了两国关系。70 年代后，日本凭借对菲贸易、直接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 等，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在菲经济地位已逐渐赶超美国。近十几年来，尽管日本经济不景气、在菲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但仍居于各国前列。据日本外务省公开资料，从对菲援助来看，截止到2022年底，日本对菲低息贷款累计达到268.8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达到23.1亿美元，技术援助金额达20.1亿美元。从对菲投资来看，2012—2021年日本对菲直接投资累计达29.2亿美元。就对菲援助与直接投资规模而言，日本仍居世界各国首位。从双边贸易来看，2021年，日菲双边贸易额达到209.4亿美元，日本为菲律宾第三大出口目的国（次于美、中）与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次于中国）。 日本在经贸、投资领域大力强化对菲关系之后，也期待强化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在此背景下，安倍晋三2006年第一次执政后，日菲关系进入了全面深化的第三阶段。同年12月，安倍访菲期间，两国决定建立“近邻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日菲一致同意培育“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1年正式确立。2006—2011年间日菲的数次高层互动表明，两国在进一步巩固传统经贸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在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发展关系，意图形成日菲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日菲经济、政治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也外溢到了安全领域，为两国日后开展海洋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阿基诺三世执政后，一方面，随着日菲关系由“近邻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向“战略伙伴关系”升级，日菲安保合作时机逐步成熟。2010年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明确表示除了经济、人文交流领域，在安保领域菲律宾同样是日本的重要合作对象。其后，随着2011年阿基诺三世访日，日菲正式成为“战略伙伴”，两国安保合作的客观条件趋于成熟。另一方面，除了日菲关系的迅速提升，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加速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2012年，中菲间黄岩岛事件、中日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相继爆发，南海、东海局势骤然紧张，日菲两国分别因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产生纷争，客观上成为“间接盟友”，为双方开启海洋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两国合作由此发端。杜特尔特执政后，在中菲关系转圜、南海争端热度冷却局势下，日菲合作势头虽有所减缓，但具体合作项目仍在持续推进。小马科斯上台以来，日菲合作再度趋于密切，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通过对日菲关系演进及海洋安全合作背景进行梳理可清晰地发现，当前日菲关系存在两大支柱：一是以经济援助、贸易与投资为代表的经贸合作，二是以海洋安全为核心的防务合作。2012年末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政府在持续加强前者的同时，也在努力提升后者，力图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提升日菲关系的核心动力。 以2011年阿基诺三世访日、日菲“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为标志，日菲海洋安全合作进入了“快车道”，在共同身份塑造、合作机制构建、海上演训开展、海洋安全技术与装备援助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为日菲关系逐步向“准同盟”迈进提供了较强动力。 马克·哈斯（Mark L.Hass）认为，意识形态、共同规范对于两国发展安全关系、构建盟友关系具有较大影响，一般意识形态越相近的国家，成为盟友、构建联盟的意愿越强烈。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N.Barnett）表示，国家的身份认同对于其对外部威胁与潜在伙伴国的认知具有决定性影响，国家间共有价值和规范有助于推动联盟的建立。 如同哈斯、巴尼特所主张的，日本意图通过与菲律宾塑造一致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促进各领域合作深入发展，这一取向在对菲安全合作方面尤为明显。鉴于日菲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接近，日本官方将政策重点置于两国共同身份的塑造上。近十余年，日本大力对菲推行“价值观外交”，反复强调日菲既同为地区重要岛国，也同属亚洲乃至“印太海洋民主国家”，应携手构建“海洋民主国家同盟”。应当说，日本对菲多年的“价值观外交”收到了较好效果。表现在于，菲方对日本予以了积极回应。如阿基诺三世2011年访日期间，与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日菲是共享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战略伙伴”。2016年10月，日菲联合声明提出两国作为亚洲海洋国家，在维护、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安定与繁荣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期待利用其伙伴与同盟关系网络，特别是日菲日益强化的关系纽带，助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海洋安全”。2017年1月，安倍晋三回访菲律宾时再次突出强调日菲同为“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并称将“加大对菲海洋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因此，在相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基础上，日本通过对菲开展“价值观外交”，成功塑造了“印太海洋民主国家”的共同身份，这也在较大程度上消弭了两国间的战略误判，巩固了日菲政治互信关系，为两国开展海洋安全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多年来，日菲构建了首脑会谈、日菲海洋磋商会议、“外长+防长”会晤（“2+2”机制）、实务部门对接等多层次、复合型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体现了两国鲜明的政策设计：一是通过首脑会谈深化两国外交关系，为日菲安全合作奠定良好的政治环境，厘定两国合作路线；二是通过日菲海洋磋商会议、“2+2”机制，完善日菲首脑会谈达成的计划；三是两国实务部门负责具体合作项目的对接与执行。 首先，首脑会谈不仅有效地助推了日菲关系发展，也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厘定了清晰的“路线图”。据笔者梳理，自阿基诺三世2011年访日至今，日菲共举行多达20次首脑会谈，其互动频度在两国外交史中颇为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日菲历届首脑会谈重点议题经历了数次变迁。阿基诺三世时代，日菲首脑会谈核心议题有以下方面：一是南海争端立场的协调。阿基诺三世与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安倍晋三的会谈中，两国均反复强调应以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反对任何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现状的行为，体现了两国在南海问题上“高度一致”的立场，并借此联合对华施压。二是核心海洋安全装备与技术合作项目磋商。通过历次首脑会谈，日菲围绕MRRV型巡逻船、海上自卫队训练机（TC-90）、海警巡逻艇等进行了紧密磋商，并达成一致，为日菲通过“2＋2”机制及实务部门后续落实以上项目扫清了障碍。 进入杜特尔特时代，日菲首脑会谈议题出现了些许变化，在继续保留南海问题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淡化，共同声明中针对中国的内容较为克制。与此同时，两国首脑会谈议题有以下特征：一是继续跟进、加速落实阿基诺三世时达成的项目，如日本对菲援助巡逻船、TC-90训练机等；二是日本明确了重点强化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支持，在能力建设方面对菲予以大力援助；三是日菲围绕双多边海上军演与训练达成诸多共识；四是“印太构想”逐步成为两国会谈重心，并强调日菲应在“印太”视角下推进海洋安全合作，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小马科斯执政后，2023年2月与岸田文雄会谈凸显了南海与台海、日菲乃至美日菲安全合作等议题，再度显示出对华制衡的倾向。因此，日菲首脑会谈作为顶层合作机制，既体现了不同时代日菲的战略重心与政策指向，也为两国锚定了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方向。 其次，在首脑会谈以外，日菲海洋磋商会议、“2＋2”机制则发挥着重要的政策磋商功能，具体制定日菲海洋安全合作政策。日菲海洋磋商会议为两国在海洋领域设立的专门性合作机制，涵盖了海洋经济、安全、环保等多领域议题。2011年9月日菲召开第一次海洋磋商会议，其后于2013年2月、2019年6月、2021年10月召开第二至四次会议。综合历次日菲海洋磋商会议，可发现双方围绕海洋安全合作方向做出了明确规划。具体而言，一是日菲确认彼此为“共有海上通道的海洋国家”，就东海、南海等海域安全局势及日菲强化在苏禄海、苏拉威西海的安全合作进行了磋商，并重申了国际法为基础的“自由开放”海洋秩序的重要性；二是日菲确定彼此国防与海上安保部门的交流、海洋安全能力建设合作等诸多进展的同时，明确将强化海洋态势感知（MDA）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三是日菲围绕日方提供海洋巡逻船、海岸监视雷达等海洋装备，以及协助菲方培养海军及海警人才进行磋商；四是日菲明确了日本“印太战略”（FOIP）与东盟“印太展望”（AOIP）存有诸多共同原则，两国将以海洋领域为重点协同推进“印太构想”。因此，海洋磋商会议作为涉海机制，进一步呼应、补充、具体化了日菲首脑会谈关于海洋安全的诸多议题。 除了海洋磋商会议，“2＋2”机制在日菲海洋安全合作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2022年4月，日菲举行第一次 “2＋2”会谈，对两国而言均具有标志性意义。菲律宾是东盟国家继印尼后，第二个与日本建立“2+2”机制的国家，而日本则是菲律宾继美国后的第二个“2+2”会谈国。不难发现，日菲对彼此战略地位颇为重视，开启“2＋2”会谈是两国认同日菲安全合作的重要意义、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策。在首次“2＋2”会谈中，日菲防长、外长基本延续了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并对其加以具体磋商。两国明确提出对东海、南海局势存有共同担忧，日菲应确保国际社会遵守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日菲应促成日本“印太战略”和东盟“印太展望”的对接与合作；围绕具体安全合作，日菲为了便利两国军队共同演练，将探讨缔结便于双方军队互访、物资劳务互相支援的协定；日菲将强化在苏禄海、苏拉威西海及周边海域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方将协助菲方培养海事安全人才等。“2＋2”会谈进一步明确、完善了日菲首脑会谈及海洋磋商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并就两国合作进行了详细规划。 再次，除了以上合作机制，日菲也构建了实务部门对接机制，主要由两国涉及外交安保的副部级、司局级实务部门官员通过互访与会谈，落实两国首脑、海洋磋商会议及“2＋2”会谈达成的合作项目。日菲“副部长级战略对话”为两国实务部门间具有代表性的对接机制。2012年3月日菲开启了首次“战略对话”，其后分别于2013年7月、2017年3月、2018年6月及2022年9月召开了第二至五次对话。日菲“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为两国具体推进、落实日菲海洋安全合作项目的主要机制，负责解决合作分歧、制定具体合作框架与条款等工作。 自2011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日菲共同参与的双多边海上演训呈强度日益加大、地理范围不断扩展等态势。表1对2011年以来日菲主要双多边海上演训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可发现如下若干特征：一是双边与小多边演训平行发展。除了日菲双边开展海上联合演训，美日菲、美日菲澳、美日菲印等小多边演训也不定期举行，不仅体现出美国是日菲安全合作最大外部推动力，也反映了印澳作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核心国家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二是演训区域呈现“重点突出、多点开花”的特征。南海作为日菲双多边演训重点区域的同时，日本西南诸岛及附近的东海海域，菲律宾巴拉望岛附近海域、苏禄海、马尼拉湾及苏比克湾等战略要地，也陆续成为日菲演训区域，体现了两国以南海为基轴，会同美国塑造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的格局，并以点带面将军事力量辐射至西太平洋的战略意图。三是演训内容日益广泛，提升海军实战能力成为日菲主要着眼点。日菲各次演训中既存在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海上走私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囊括了对海对潜联合作战、反潜作战、两栖登陆、两栖突袭、海上巡逻、编队运动、通信测试等高度实战化的演训内容，其指向不言而喻。 表1 日菲共同参与的主要双多边海上演习与训练情况（2012年至今） | | | |
| | | 强化应对恐怖主义、海盗、走私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合作 |
| | | 实弹射击训练、舰艇夜间通信训练等，强化美日菲海军在南海协同作战能力 |
| | | 舰载直升机演习，甲板连接训练，强化日菲海上实战配合能力 |
| | | 对海对潜联合作战、两栖登陆、救援打捞、海上巡逻和侦察飞行等，强化日菲海上实战配合能力 |
| | | 实弹射击、两栖突袭、救灾物资分发，强化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反恐能力 |
| | | 重点演练四国军舰的编队运动、通信测试、人员换乘等科目，强化各国在东海、南海协同作战能力 |
| | | 海上搜救训练，旨在提高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并强化和菲海军的合作 |
| | | 通信训练和战术运动，旨在增进日菲海军相互理解与配合能力 |
| | | 两栖攻击和特种作战行动，强化各国在南海协同作战、救灾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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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菲澳英法SAMASAMA/LUMBAS 2022联合军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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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强化各国对南海局势的掌控，维护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 |
近十年来，日本不断向菲提供各类海洋安全技术与装备，并大力援助菲方海军、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建设。2013年日菲达成协议，由日方利用ODA贷款，向菲海警提供十艘MRRV型巡逻船。2016年2月日菲在马尼拉签订《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进一步扫清了日菲防卫技术与装备合作的障碍。2016年10月至2018年底，日方正式向菲海警交付MRRV型巡逻船，对菲强化海上执法、提升对周边海域管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2018年3月，日本向菲律宾海军捐赠了五架海上自卫队TC-90训练机以及P-3C反潜巡逻机和岸基雷达等相关设备。2020年8月，日本三菱电机公司与菲律宾军方达成出口JFPS3ME防空雷达、JTPSP14机动式雷达协议，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向外国出口防卫设备。两套日本雷达的引入，也意味着菲律宾对周边岛屿、海域的防空预警能力将得以显著提升。 除了传统装备与技术，日本还积极向菲律宾提供各类海洋安全相关的“软性”能力建设援助项目。一是日方向菲方提供海洋安全相关的短期研修项目。如2016年7月，作为对菲律宾能力建设援助项目的一部分，在菲律宾海军系统训练中心，日本海上自卫队为菲海军人员举办了舰载柴油机维护研讨会，日方专家进行了细致讲解。2017年9月、2018年9月、2019年6月及2022年10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为菲海军人员提供关于船舶维修、驱逐舰设施相关的短期研修项目。日方与菲方就船舶维修、设施保养进行了交流，并为菲方人员举行了相关培训。二是日方向菲海军人员提供长期、系统性研修项目。2022年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为菲律宾海军人员提供的长期研修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共分为三年，为美日菲三方共同打造，分为设施参观学习、系统课程讲授、海上实际操作等，旨在提高菲海军的舰艇维修、保养能力，提升菲海军实战能力。（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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