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兴杰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2期发表《亚太秩序演化、地缘框架与中美关系》（全文约2.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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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认为，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趋势，中美关系重构与亚太秩序重塑关乎未来国际秩序样貌。从长时段和全球史视角来看，亚太秩序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自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覆盖”之后, 在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主导下不断演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多场战争塑造了亚太秩序的结构，从多极到不稳定两极，再到单极，亚太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亦成为全球国际秩序的重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离与碰撞贯穿于亚太秩序演变之中，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两次形成两极格局，双方的竞斗与博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框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是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的大事件，也是与亚太秩序的复杂协同演化进程。 孙兴杰在文章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彼时，二十国集团峰会在美国举行，次年在英国举行，各大国共同应对此次金融危机。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关系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关系处于新的磨合期。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也决定着亚太秩序的未来。如美国学者所言：“中国昔日财富与权力的恢复已成为驱使印度-太平洋地区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地区由此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国的经济规模正驱使西亚、中亚和南亚与其形成日益活跃的关系，在历史上首次促成了某种接近于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区域的亚洲的事物。”在亚太秩序的视角下，如何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来审视中美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呢？ 亚太秩序与全球秩序的不同步性从20世纪初已经显现，1979年中美建交是亚太秩序“去冷战化”的转折点，但大西洋的冷战却并未结束。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引发的“扩大的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欧洲-大西洋体系的冷战非但没有结束，而是从冷战升级到了热战。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以及亚太秩序的特征，是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顺应并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潮流，成为东亚模式的“榜样”,助推东亚模式的转型。无论2008年中美携手合作应对危机，还是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及中国在亚太秩序中的角色。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开始关税战、贸易战，以及后来的技术产业遏制和货币金融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美日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战的“重演”，美日经济战没有改变亚太秩序。事实上，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对华竞争便已开始并且不断升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排除中国的多边经贸合作协议。为了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国主动推动自贸区建设，成绩斐然，实现了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步同向演化。 讽刺的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第一时间便退出了TPP。与此同时，中国与亚太国家共同构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并没有脱离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而是实现了国际经贸合作体系的升级和完善。面对美国以“小院高墙”为口号的战略科技产业脱钩与打压，中国从2023年开始举办供应链博览会，为稳定供应链注入确定性。有学者认为：“亚太地区秩序走向更多取决于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互动，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为地区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大力量，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 至于备受关注的半导体产业，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科技体系的中心地位。“太平洋对岸是硅谷在东亚的对应地，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现在是中国大陆；在高科技领域，北太平洋已经成为布罗代尔所描绘的地中海。”美国加州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亿美元，太平洋沿岸已经成为美国的经济重心。可以说，中国和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经济崛起，是最近几十年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大事件，共同提升了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依然在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国际体系性的，无论从贸易，还是货币金融，中国都在国际体系“内”，而非国际体系“外”。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说，1979年以来的亚太秩序并没有发生断裂，尚不构成新的历史分期。 从大国的兴衰而言，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国家身份和发展前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这是一个“奇迹”。“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见过如此繁荣并融入了欧美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之内的中国。今日中国空前广阔的市场和全球首屈一指的消费人群，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从中国的历史周期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振兴，是历史的回归或者说是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启。对于美国而言，1979年美中建交并不是巅峰时刻，而是从二战后的高光时刻经过越战泥潭晦暗之后的触底反弹。 中美合作成就了中国，也重振了美国。中美之间，并不是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发展，协同演化，共同塑造亚太秩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强调：“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走向彼此，是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国打破坚冰。”从巴厘岛共识到旧金山愿景，中国多次强调无意取代和超越美国，中美两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利益，也有助于亚太秩序的重塑。 美国自2019年出台“印太战略”以来，强化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同盟体系的建设，但从整体态势而言，美国依然遵循海权战略，强化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的同时，在欧亚大陆进行战略收缩。 2001年之后，美国在亚洲大陆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度卷入亚洲大陆事务，犯了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样的错误，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情形与美军败退越南类似。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实现速战速决的目标而陷入持久战和消耗战之中。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重塑和扩大了大西洋联盟，北约进一步扩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冷战”机制避免了乌克兰危机的扩大和持续升级，但是也将美国牵制在欧洲。二战期间美国作为两洋国家不得不统筹大西洋和太平洋，在乌克兰危机后，虽然美国投入的资金和资源有限，但这场地缘政治冲突迫使美国要优先关注大西洋共同体。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唯一有能力和意图挑战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但是中美元首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的会晤中力图实现“战略再保险”，即“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而美国也重申了五点承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拜登政府多次发出“后冷战时代结束”的声音。那么，后冷战时代结束之后是什么时代？是“新冷战”吗？对于美国来说，冷战并不是糟糕的选择，“冷战不仅使美国外交政策军事化，而且孕育了一个对政府财政预算永不满足的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些发展的政治载体使军国主义成为当代美国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然而，冷战所包含的“遏制”战略是需要特定的时空条件的。约翰·加迪斯认为至少有三点：对全面战争的恐惧；基于国家的战略，威胁主要来自国家之间；还有比美国霸权更糟糕的事情。除了对全面战争的恐惧之外，国际安全风险来源已经多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超出了国家范围，而美国霸权对其盟国也是一种束缚和负担。 当然，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尤其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同盟强化，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踩踏红线，但是在1979年建交以来的框架下，西太平洋地区的格局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需要关注的是在东北亚地区，2023年美日韩戴维营协议强化了三边军事合作，美日、美韩两个双边军事同盟有朝着三边军事同盟转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朝俄军事合作升级，东北亚地区有阵营化的趋势。不过，从亚太秩序角度来看，东北亚的变动是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和延伸。除非发生极端情况，东北亚地区大概率不会重现20世纪50—60年代的阵营对抗的态势。 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需要陆海统筹发展。1979年以来，中国地缘战略呈现出由陆向海的大转型。改革开放激活了东部沿海，与海外华人网络重新对接，具有悠久历史的海洋网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的海权战略目标并非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统筹海陆与美国协调两洋之间是存在巨大合作空间的。瑞·达利欧认为：“通过巧妙协商、通力合作，双方可以营造双赢关系，有效地增加和分配财富与权力，这样做与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相比，得到收益要大得多，双方经受的痛苦要小得多。” 顺应中美在太平洋海上力量的新态势，双方不仅需要进行海空意外相遇规则的磋商，也需要进行海洋事务磋商。2023年中美开始进行首轮海洋事务磋商，恢复亚太事务磋商，朝着通过磋商、谈判解决分歧迈进了一大步。在全球化体系之下，西太平洋地区未必是中美海权的冲突点，而可能是合作议题。 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共处单一全球体系之内，其竞争与合作发生在国际体系之内，而非国际体系之间。美国将中国作为唯一的竞争者，对华竞争和对抗升级，从西方霸权转移的历史经验来“镜像”中美关系，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认定中美关系难以摆脱“大国政治的悲剧”。瑞·达利欧也持有这一观点：“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能力挑战现有大国和现有的世界秩序时，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特别是在现有大国发生内部冲突的时期，因为崛起的国际对手通常会设法利用这种国内弱势。如果崛起大国已经具备与现有大国相当的军事实力，局势就会更加危险。”需要警醒的是，借鉴历史经验是必要的，但是历史不能被滥用。“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质是国际体系性战争，最终导致既有国际体系的毁灭和国际权势的非意图转移。 从中美关系的百年历史演变而言，合作是主流。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带有国际体系性对抗的色彩，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使两国跨越了阵营边界，相互融入同一国际体系之中。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中国与世界相互融合的过程，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进而成为世界之中国。中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内的地位提升，确认了国际体系内国家的身份，而非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实力地位的变化会引起格局的变化，但以何种方式构建新国际格局则取决于国家身份和角色的认知。 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维护者，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更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这一表述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内国家的身份，而身份界定利益和战略。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变革之中，一连串的地缘政治热点以及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表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影响世界的不只是中美两国，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中美合作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中美是太平洋国家，太平洋是中美互动的主要舞台，同时中美互动也影响和塑造亚太秩序。从亚太秩序百年变局的时空框架及其演进逻辑来审视中美大国关系的特质和前景，可见两国相处之道也会如太平洋一样宽广。 亚太秩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互动界定体系的规模和结构，对亚太秩序的研究需要从结构-体系视角转向过程-体系视角。亚太秩序在19世纪中期初步形成，在20世纪初，亚太秩序和大西洋秩序形成了互动，二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分别爆发，显示出亚太秩序的自主性。二战后，美国成为太平洋强国，但也因阻挡和介入去殖民化潮流而卷入亚洲大陆的战争中。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极”的概念不能解释秩序变迁的问题，两极未必稳定，20世纪30年代日美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两极结构，但并没有如美苏冷战一样形成一种所谓稳定体系。“极”不仅代表权力，也包括国家角色观念和国际秩序观，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是两极之一，但并不满华盛顿体系的安排而挑战和抛弃既有的国际体系，最终引发国际体系性战争。20世纪80年代，日美在太平洋地缘经济体系形成两极，虽然经历了一连串的“经济战”，但日本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的成员，最终在国际体系内寻求解决纷争而没有发生国际体系性冲突。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形成的两极格局及其演化, 既是亚太秩序重要的历史经验，也奠定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框架。 中美是单一全球体系内的大国，随着互动能力的提升，太平洋不再是鸿沟，而是交往的纽带。维持亚太秩序的稳定，不仅符合中美两个大国的利益，也符合太平洋国家的共同利益。与20世纪20—30年代不同的是，亚太秩序的参与和主导者不是一两个大国，而是国家和国家间组织等多元主体。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中美两国是这一秩序的创建者、获益者和维护者，中美战略博弈更多体现在为地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是增量竞争，而非存量博弈。从亚太秩序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到，欧洲-大西洋秩序的紊乱和混沌加速了权力的转移，权力转移大多是非意图的结果。 显然，21世纪的亚太秩序已经融入全球国际体系之中并且成为中心，太平洋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有助于全球地缘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因此，以“太平洋之宽广”的地缘政治形态，可以成就“地球之宽广”的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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