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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德星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5期发表《重新理解国家安全：三重认知逻辑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全文约2.3万字）。 宋德星在文章中指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多元价值取向与安全议题的泛化，决定了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解见仁见智。特别是在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复合性和流变性。为减少这种复合性与流变性对于政策制定的实有和潜在冲击，大战略理论视域下的再认知便成为一种必需，即从目标、手段和内外关系三重维度来理解国家安全。可以说，重新理解国家安全不仅是一种学术探讨和争鸣，更是一种开放对话，一种新的共识寻求，一种政策导向性概念框架的构建，因而格外富有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意义。其中，就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理论而言，身份属性与使命任务的叠加，加上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总体上决定了其传承与变化大趋势。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战略指导意义，就是这方面与时俱进的鲜明体现。 作为一个概念来讲，“安全”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指涉的对象和领域十分宽广，尤其是在国家这个层次上。可以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域，都会对安全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这样一来，安全泛化也就不可避免，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客观事实。特别是21世纪，现实情势多少印证了安全解释宽泛化实属必需，以至于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今天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正因为如此，重新理解国家安全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就国家安全认知而言，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均呈现出传承与变化两种趋向：一方面，人们观察并且切实感受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安全威胁，大国战略竞争催生的地缘安全挑战，信息化条件下高端战争所牵引的军事安全问题，以及事关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国家间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人们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把安全威胁严格地限定为政治纠葛、地缘较量和军事威胁，甚至认为主要不是战争威胁问题，而是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一度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 上述认知上的差异在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范式上也有相应的映射，即沿着传统安全理论范式和非传统安全理论范式各自发展，并充分彰显了政策导向与学术导向之间固有的张力。 首先，就传统安全研究而言，这方面的理论范式历史悠久且引领作用明显。 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诸多理论流派，都有意识地涉足那些具有本源意义的、宏大的、作为永恒主题的安全问题，如事关国家安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秩序与正义问题，其安全哲理思考具有某种元理论特征。与这类大理论紧密相关但又略显不同的，是侧重体系层次思考的那些格局理论，如均势理论、地缘政治理论、霸权稳定论等，其不仅权势政治色彩浓厚，而且把维护体系稳定作为安全思考的出发点之一。第三类安全理论范式，主要涉及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如核领域的威慑理论、军事意义上的联盟理论、涉及重大国际危机事态的危机管理理论等，这类理论范式总体上强调问题导向式思路，致力于把政策设计与对策思考有机结合起来。 及至21世纪，随着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加速和大国战略竞争重回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问题的重大争议，催生了关于世界秩序、大国战略稳定、地缘安全、新兴战略领域竞争等重大问题的理论探究。其中，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典型代表的现实主义视角下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走向和国际秩序演进趋势的讨论最为广泛深入，以“印太战略”的生成为典型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国际力量整合大趋势与国际战略格局流变形态的研究同样热烈，以网络、太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战略博弈为典型代表的一体化战略体系架构下有关新域新质力量建设与战略运用艺术的大量理论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在冷战后备受关注，其理论视域的拓展与升华明显。 非传统安全问题基本涵括了高级政治领域之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构成重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威胁的问题领域。用中国政府的话说，它们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理论研究与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相比要稚嫩一些，但同样有一系列理论成果，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风险的全球化与风险管理问题；二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三是所谓“国家失败”带来的安全思考，这一问题领域既涉及传统安全问题，又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因而催生了许多新的理论阐释；四是全球化视域下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且日趋紧迫的全球治理问题研究，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移民问题、世界粮食危机等等。上述理论研究不仅指向国家，更多地指向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的行为体，因而不仅改变了固有的理论思考出发点和聚焦点，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 非传统安全问题理论研究的不断丰富、完善和谱系化，可以说是现实情势使然，是学术争鸣的结果。主要得益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人们不再禁锢于传统安全思维。传统与非传统的碰撞，使得安全的泛化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安全的复合性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可以在思辨意义上和理论探讨时做出传统与非传统的划分，实则二者是一个复合体。得益于这种理论范式的转变，今天在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不仅国际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的安全问题越来越不可分割，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同样不可分割，体现出一种复合的关系思维。 再次，国家安全研究的生动与深刻，源自政策导向与学术导向之间的张力。 无论是传统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知识的生产和传授而言，其功能之一便是“经世致用”，而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又必须摆脱那种低级的、机械的和庸俗的“经世致用”哲学。故作为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专门知识，尽管它源自实践，但又必须高于实践。也就是说，有关国家安全的学术知识和真实世界的国家安全活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且重要的理论观点都附有经验性的阐释，以表明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尽管这种关联性并非总是一致和融洽，但正是因为这种天然的联系，决定了国家安全研究的学术导向性与政策导向性不可偏废。 就当今时代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而言，借用彼得·伯克的话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界限模糊、学术前沿开放的时代，一个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令人困惑的时代。”究其根本，就在于政策导向与学术导向之间的内在张力。就前者来说，国家安全研究强调并秉持问题解决式思路和决策咨询取向，其现实关切和政策关怀成为研究的一大准绳，服务国家和社会也就成为相关研究的应有之义。就后者而言，国家安全研究的科学化追求与历史哲学思辨融合式发展至关紧要，即一方面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和理论工具，以便从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法则和规律；另一方面需要开放对话和历史沉思，在对话和沉思中去“读出”国家安全的内在机理。 在新的动荡变革期，就国家安全来说，变化的不仅是问题领域和力量对比态势这类线性因素，还有思想观念和安全认知这类非线性因素。换言之，国家安全学科不仅需要对安全形势和问题领域进行整体透视和精准研判，同等重要的还有思想理论的升华和导向作用。正是这种内在张力，使得国家安全研究不仅生动而且深刻。特别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及其相关战略决策越来越复杂和重要，亟须战略领导者（决策者）、社会科学家（包括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专家）和自然科学家（特别是在网络、太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型战略领域的专家）聚智谋划，以确保大战略的成功。 上述思想认知和理论范式的分野，作为现实的一种映射，深刻说明了重新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也就是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围绕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认知、决策与行动，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智识逻辑和时代方略。 今天的世界大势，恰如新加坡领导人所言：“正从一个良性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期。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会有更多的尾部风险，更多的波动，更多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动荡事件。”结果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松动、大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和国家关系的分化重组不可避免，进而使后冷战时代成为一个“战略焦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特质下，世界主要大国、强国之间不仅展现出了较强的战略博弈倾向，而且围绕世界秩序问题的竞逐正急剧撕裂国际社会。正因为如此，基于新的权势政治逻辑重新理解国家安全，也就成为战略焦虑时代的重大课题。 上述安全思维传承与变化趋势尽管相辅相成，但朝向大变局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前瞻思考，逐渐处于国家安全思维的核心。也就是说，大变局带来了安全的泛化，且这种泛化不仅指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还指代新兴战略领域安全问题的凸显，不可预知的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国家为轴心的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安全思考的凸显。上述四个方面的扩展变化，总体上催生出了国家安全认知的变革大趋向。为什么称之为变革意义的大趋向呢？因为对于国家来说，要把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行为体有机地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并明晰首要安全关切、优先战略方向、资源配置原则、力量运用逻辑，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大挑战，需要创新思维、历史智慧和战略思辨。一句话，唯有创新思维才能不落后于时代，唯有变革才能求得战略主动，这既是新世纪治国理政高低之分的重要标尺，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由之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认清大趋势，预见可能性，据此厚植战略思想指导并构建稳健的大战略框架，极为重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新时代的中国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了。 新的动荡变革期，安全问题及围绕安全问题进行的战略运筹，既是关乎国之大者的存亡之道，又是国际政治中取胜之道不可不察的重大问题，以至于国家需要以此为内核发展出一套治国理政的专门知识。这方面，尽管政治学、军事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下的某些一级学科，如国际政治、外交学、战略学、军队指挥学、行政管理等，已有了一套关于国家安全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但作为一个大概念，今天的国家安全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拓展变化，亟须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创建和发展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以期构建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该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在国家意义上有别于美西方，而且在话语意义上有助于国家安全的构建与维护。 进入21世纪，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界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国家安全而言已不再是唯一的重要存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社会领域”。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变得陈旧过时，使政治变得软弱无力，使主权仅仅变成一个空壳。”这种观点尽管言过其实，但国家中心论无疑不再是安全思考的唯一价值取向所在。另一方面，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和地缘政治的回潮，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性的行为体，其参与国际政治的程度最深也最为广泛，其战略动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影响最大也最具辐射性。正是这种巨大的内在张力，催生出了重新理解国家安全的上述时代逻辑。从这个意义出发，澳大利亚学者克雷格·A.斯奈德（Craig A.
Snyder）指出的为了使安全研究能够适应冷战后的时代，有必要转变安全思考的观点，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基于大战略意义上的思辨逻辑、概念框架和现实考量，需要就三个宽泛的问题给出解答：安全的目标指向、追求安全的手段以及安全与国内事务的关系，即进行一种三重维度的再思考。 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使得作为目标的安全追求，其空间界限不再是领土划界和主权管辖所能轻易限定的。这是一大挑战。为此，在21世纪，作为目标指向的安全，一是必然要脱离国家中心主义思维，朝向多元主体去思考和设计，即明辨是一国的安全追求或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所需，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意义上的安全问题，抑或兼而有之，这本身就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二是必然要脱离单一的物质世界观念，把作为现实世界映射的虚拟空间（特别是网络空间和认知域）纳入其中，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同步考量安全的目标追求问题；三是必然要脱离人们早已习惯的、基于传统领域的安全思考，把新兴领域安全追求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同时确保安全目标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能够得到整体意义上的呈现。 鉴于21世纪用传统的方法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新兴战略领域安全问题的严重困难，结果在国际政治中，作为目标的安全追求一方面有赖于国家的实力和能力，且国家无可争议地依然居于中心地位（尽管不是唯一中心）；另一方面又必然会超越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去推进有关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这样，国家安全问题渐渐地与全球安全治理密不可分，反之亦然。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也证明，早先仅限于由政府实施的安全治理，实际上已经逐渐地发展成为在几个彼此重叠的、紧密关联的领域实行多重治理，且反映了向全球治理的深刻转型，也由此导致了全球治理方面的广泛争议。 应当指出，作为手段的安全首先体现的是工具价值，也就是在一个战略框架中去思考适宜手段的合理运用和各种能力的有效发挥问题。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安全工具清单：首先是军事类安全工具，涉及有形或无形的各类军事资产、各种军事理论学说、各级军事素养；其次是经济类物化形态的安全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战略物资储备、资源开发利用、国防领域建设与投入、后勤体系建设与动员等；再次是科技类安全要素，主要包括由基础科学研究、科学技术创新创造、科研和工程人才队伍建设、面向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等组成的庞大体系及其分支；最后还涉及其他诸多安全手段及其衍生系统，如安全决策系统、安全执行系统、安全支撑系统、安全辅助系统等工具箱。根本上，它们主要关乎是否足够充分和是否可用的问题。 此外，作为手段的安全还体现为一种能力要求。上述安全工具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脱离不了使用这些政策工具的群体、组织和国家的能力发挥，即能动作用的一种体现。这不仅指代某种技能、某种才思、某种艺术，还涉及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这些安全工具，特别是如何评估和解读这些安全工具箱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秩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它们在整体意义上构成了作为手段的安全思考特有的战略增效功能。某种意义上，这方面的工具价值尤其珍贵，因而需要格外的重视和进行长期的建设。 安全尽管涉及的是外部现实威胁及其感知问题，但全球化时代，“国际事务的决策和各种关系的处理已趋于在一个包容政府、企业、政府间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等角色的复杂体系中来进行，仅仅把视角投向国家的职能和政府间的关系已很难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发展的现实和趋势”。这也就决定了国家安全问题即便源自外部，仍迫切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进行整体思考。 首先，在直面外部安全威胁的同时，需要将之转化为国内事务来予以审视。理由很简单：外部安全威胁一旦产生，便将直接作用于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直接作用于各种内外关系和各种策略选择。如何进行各种关系运筹和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便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可见，外部安全问题必然要内化为安全决策、关系运筹和资源配置问题，如此才能进行有效应对。 其次，安全决策是一个既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压力、又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决策行为特质的过程，因而最能考验一国治国方略的高与低、成与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全问题与国内事务密不可分。其中，与军事和经济这类物质要素相比，战略信条、国家决策体制乃至领导者战略素养这类无形要素的作用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强调伟大的战略家对于一国安全乃至国运来说具有首位意义并不为过，因为他们对于时代心理的深刻洞察，对于国家安全的敏锐把握，对于战略态势的全域感知，对于安全工具的艺术运用，对于能动要素的协调发挥，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大战略的成功。 再次，还应该看到，网络信息时代对大众舆论的调节与引导，同样关乎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这方面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域就是外交政策工具的运用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不同于以往，现今的外交工作尤其需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加强全局系统谋划。一项研究指出：“如果认为只有中国的外交官，才有对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策略的发言权，而不重视或完全回避理论及策略的研究和普及工作，那么，职业外交人员以外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无知，完全可能抵消外交人员的全部努力或者使他们的努力大大减色。”可见，从大众舆论视角来审视和把握安全问题与国内事务的关系，同样极为重要。 新的动荡变革期，围绕国家安全问题的重新理解和认知，尽管体现出了鲜明的变革趋向和时代逻辑，但毫无疑问最终还是指向了国家大战略范畴，一种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估算。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三重思考作为一个整体有其固有的逻辑，折射的是大战略的时代意涵。 就国际战略时局而言，冷战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方面强力进行安全态势塑造与安全战略引领，由此催生了深远的安全影响和广泛的安全反应。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权势等级结构中拥有的显著优势（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军事科技的创新发展、军事理论的革新，以及主要由其发动的几场影响深远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上），肆意施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鼓吹大国战略竞争，极大地推升了全球战略安全风险，使得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战争危险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以“基地”组织发动“9·11”恐怖袭击为典型标志，连同“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家大战略出现的根本性变化，使得非国家行为体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所蕴含的巨大破坏力得以前所未有地彰显，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观和基本战略选择。上述两方面态势引发的关于安全与战略问题大思辨，直接促使战略界对主要国家的战略缔造趋势和普遍接受的图景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宏观描述，这便是21世纪国家安全思考固有的大战略指向。 就地缘政治来说，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价值取向非常突出：一是地缘政治从根本上讲强调整体把握和系统思维，所以国家大战略属性特别强。可以说，地缘政治从产生开始就对国际政治富有热情，并热切地介入国家大战略之中。二是在整体认知、全局把握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强调要有战略聚焦，即对那些事关战略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重点问题领域和首要战略方向，反复予以强调。三是作为动荡变革期的一种映射，地缘政治理论学说渴望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给出某种确定性，以指导国家大战略。换言之，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地缘政治理论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大国、强国在动荡变革期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问题，事关根本，属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而最需要战略方向上的指引。据此，当我们对冷战结束至今的30多年做整体性地缘政治思考时，就会发现地缘政治出现了回潮大趋势，且其聚焦点也就是首要战略方向选择，发生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变化，即从冷战结束后早期地缘政治聚焦于欧亚大陆事态，开始演变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转向聚焦“印太”事态。但无论怎样变化，地缘政治的回潮再度鲜明指向了国家间权势政治问题，一种国家中心主义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问题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延续着后冷战时代固有的逻辑，而且催生了许多新的元素，从而使得大战略思考需要与时俱进。一句话，对于当今中国来说，认清大趋势、预见可能性极为重要。这方面，以下几点尤其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中国的崛起作为历史必然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为历史必然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再次，中国力量走出去作为历史必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最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作为历史必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上述历史必然对于国家大战略缔造与实施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刻理解同时作为目标和手段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层次性、互构性，在此基础上统筹好两个大局。 大战略是关于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估算的艺术，其中目标与手段的关系最为显性也最具本质意义。上述关于国家安全的三重思考，本质上就是国家大战略思考，充分体现了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属性，以及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的有机统筹。如果说其与大战略思考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也只是作为目标的国家安全叙事，更多地折射出的是国家利益属性；其手段意义上的安全工具，更多地体现为力量运用和宏观战略运筹；作为目标的安全和作为手段的安全，统一在整体性的“安全”叙事之中，一种既有层次和区别、又可关联和互构的思辨逻辑。结果不难发现，这种三重维度的思考通过“安全”这根主线很好地彰显了大战略应有的意涵，即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估算。换言之，在一个确定的大战略框架内，将多种属性差异的安全工具配备给一整套系列的有其轻重缓急次序的内在连贯的目标，是大战略的精髓所在，尽管这些安全工具仍需根据目标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优化。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基于大战略目标规划和推进力量手段建设，并将这些力量手段统合在一个整体性的战略框架和一体化战略体系之中，是为新时代国家安全之所系，也是国家大战略的根本所在。 三、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及其大战略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与和平稳定相对应的概念，动荡变革意味着矛盾、挑战之严峻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情势之紧迫性及其重要性，使得主要行为体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治国方略，体现出了显著的变革趋向。显然，这昭示着重新理解国家安全并进行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实属战略必需，也符合理论范式创新的内在逻辑。因为“不管其复杂性如何，一项范式必须植根于对当前世界图景的准确看法，关于我们希望促成并且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世界的想象，对我们国家利益和理想目标的健全的认识，对危及这些目标之保护和促进的那些威胁的觉察，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权势和其他强国——无论其为友好国家还是敌对国家——的权势局限性之现实主义的理解”。正是“对当前世界图景的准确看法”这一时代要求，决定了重新理解国家安全同时还是实现国家安全理论范式创新的前提所在。历史地看，无论是就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指导还是主要实践而言，身份属性与使命任务的叠加，加上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总体上决定了其传承与变化趋向并行，且总体上与时俱进的创新一面尤其鲜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阶段性的重新理解和理念创新，确保了国家安全在历经时代风云的洗礼之后始终安然无虞，即始终从目标、手段及关系三重维度审视和维护国家安全问题。新时代，指导中国国家大战略的安全理论范式，毫无疑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作为目标和手段的安全思考与战略筹划：中国国家安全方略的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的国家特性就十分鲜明：它是新生的被敌对的体系强国长期遏制打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亟待复兴的文明古国，是长期积贫积弱现代化任务繁重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勇于担当的东方大国。上述多重身份属性，决定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也就是说，即便在21世纪，中国仍将继续承受国际体系压力，无论是以美苏两极格局为内核的冷战国际体系，还是冷战后“一超多强”国际体系施加的压力，且这种体系压力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来就未曾根本改变；继续承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抗击强劲对手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安全压力；继续承受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不友善、现代化探索经验不足、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发展压力；继续承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合理、亟须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的战略压力；继续承受抗击来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肆意霸凌、致力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的道义压力。 面临如此艰巨的战略安全任务，中国政府清醒认识到并反复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首先把国家安全作为目标来考量和筹划，是中国政府国家安全思考的核心所在，并为此在国家大战略意义上展现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与时俱进的战略品质，提出了符合现实情势、具有阶段特征、凸显未来指向的中国国际战略指导思想和国家安全方略。应当指出，相较于作为目标的、第一位的国家安全而言，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安全方略则自然地演化为大战略意义上的、用以实现目标的手段。结果是，作为目标和手段意义上的安全在整体思考和筹划中有机融为一体。 概而言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聚焦战争与革命问题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实现路径，先后提出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等战略指导思想，并据此推行对外工作。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基于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主题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实现路径，提出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始终强调中国要在维护和平、推动发展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世纪之交，中国领导人把发展与稳定作为重要维度来构思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实现路径，认为“各种势力调整战略的主要方向是：考虑本国切身利益的因素上升，内向性成分增多，经济安全比重加大，国家战略更加突出地为全球性综合国力竞争服务”。为此，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及基于新安全观之上的“和谐世界”理念，强调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安全，寻求共同发展，推动共同进步。通过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家安全方略，始终追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与秩序这几类价值。 （二）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复合关系思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战略引领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不同于以往，“强起来”的中国开始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心和能力。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受的国际体系压力第一次有可能出现根本性逆转，即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体系塑造能力使得美西方认识和体验到对华肆意霸凌、高高在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的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化的不仅仅是力量对比态势，还有多元思想观念。作为大变局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崛起自然被美西方视为国际体系层面的关键变量。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所谓“修正主义大国”，全方位地重新构建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而且将此前主要聚焦于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所谓“中国威胁”叙事和对抗性政策，延伸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领域。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总基调，称中国是美国唯一系统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奉行全政府全社会性质的对华遏制打压政策。结果是，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将不得不在一个具有极大战略压力同时兼有战略机遇的复杂环境中去维护。也就是说，从日益复合的关系维度去重新思考国家安全问题，进而将复杂的安全问题在战略上尽可能地简明化、精准化，成为一项重要的大战略素养，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把安全问题提到了与发展问题同等重要的高度。 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强起来”的中国，又将奉行什么样的安全观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根本决定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叙事逻辑、价值取向和总体走势，因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指导思想和贯彻原则，明确了“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和国家安全重点领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写入党章总纲。2021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次提出“五个统筹”。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题对国家安全工作做出专章阐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创新引领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实践。概言之，战略指导上，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这既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又是重大理念创新；认识论上，提出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不仅并重，而且不可分割；方法论上，强调关系思考和辩证逻辑，在此基础上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最终实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进而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实践路径上，坚持“五对关系”、“五个统筹”和良性循环，从而确保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协同性的有机统一。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方略的大战略运筹逻辑 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的运筹将不得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展开，去直面巨大的不确定性；将不得不在大国战略竞争格局中展开，去直面诸多强劲的对手；将不得不在各种价值取向并存的时代大潮中展开，去直面各种利益的碰撞。有鉴于此，提出并强调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在战略运筹上进行把关定向，确保国家大战略既遵行战略固有逻辑，又大力彰显中国特色，即确保其运筹符合内外时势（关系思考），紧贴使命任务（目标思考），有利能动发挥（手段思考），是一种三维意义上的重新理解和创新思辨。 这主要体现为重视并强调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些引领世界潮流的国际大趋势，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便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发展机遇、合作机会、成长条件；重视并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所催生的动荡变革大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期为维护国际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重视并强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和平发展力量之间博弈态势的变化，坚持正确义利观，以期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新时代既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战略焦虑时代”。之所以是伟大时代，根本在于时代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国家和人民正以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之所以是“战略焦虑时代”，根本在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态随时可能发生。结果，对于世界来说，崛起的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关键变量，已经并将继续作用于国家关系、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对于中国来说，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已经与世界大势不可分离。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迫切需要强化战略思想引领，增强战略思辨能力，着眼时代特质和使命任务来构思国家大战略。 3.始终着眼于力量建设运用和战略能动发挥来设计和运筹 在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反复发酵、不受控制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体的增生、新兴战略领域规则和规范的缺失、国际舆论撕裂和观念分歧，意味着不确定、难预料因素的增多。这种情势下，就国家大战略而言，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力量建设运用和战略能动发挥，故而国内因素尤显重要，包括战略资源的投入、战略力量的建设、战略共识的形成、战略决策的优化、战略行动的展开、战略素养的提高。这些因素的能动作用，其意义可以说不亚于与外部力量之间的周旋和博弈。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 在大变局下，今天的世界更加多元，更加复杂，更加能动，也更加动荡。正因为如此，重新理解国家安全，并主要据此构思和践行国家大政方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其中，大国的重要性不是在于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换言之，大国因为其特殊责任，在致力于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还承担着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重大责任或期许，故其安全思考和追求不仅关乎国家利益，还关乎国际社会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尽管不易但却势在必行。如此，国家大战略才有可能少一些外部阻力，多一些战略追随。 在秉持统筹观念的同时，重视并强化战略全局观念和总体思辨能力同样意义重大。实际上，作为国与国之间战略能动性的最大限度发挥，国家安全维护涉及方方面面和诸多维度，且每一个维度的分析评估总能找到自己的合理性，因而潜藏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内在对冲和相互割裂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实际上就是强化国家大战略素养，特别是其中的战略全局观念和总体思辨能力，而这恰恰是新时代重新理解国家安全的要义所在，即重新理解国家安全，首要在于明了其大战略意涵。概言之，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心理的调适、政策方略的实施、战略能动的发挥、战略目标的达成，均有赖于大战略意义上的总体思辨能力。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有赖于外部环境的优化、综合国力的增强，还有赖于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战略思辨能力的提升和治国方略的与时俱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说是时代大势之使然，使命任务之催生，思想创新之大成。其指导下的国家大战略实践，不仅让我们在大变局中更加的有力、稳健和自信，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具前瞻性、思辨性和创新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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