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群，原名张贤书，1902年出生于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红盆村的一个较为富有的耕读之家。祖父张崇辉饱读经史，却不走科举之路，而是专攻医学，终生为人驱痛治病，因医德高尚和医术精湛，在乡里深孚众望。父亲张松年以务农为本，为了望子成名，承担了全家劳务，并竭力支持两个儿子张力群和张洛书上学念书。

张力群自幼天资聪颖，性情豪爽，对人诚恳和蔼，疏才仗义。在他就读延集高小时，家境日趋贫困，为维持生计，便辍学为家，依靠种菜园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劳动磨练，使他自幼养成了热爱劳动，不怕困难和同情贫苦农民的优秀品质，具有憎恨丑恶势力的反抗精神。

参加革命

张力群同志的弟弟张洛书在济南一师上学时，接受了新思想——马克思主义，于1923年参加了革命。回家时，将其新思想传播给兄长。张力群同志受弟弟的启迪和革命的教育，于1926年由庄龙甲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又由延成螯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张力群，已成为身材魁伟，意气风发，而又追求进步的农家汉子。

张力群同志入党后，认识到这是自己政治生涯的开始，一股无形的力量鼓舞着他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到附近村庄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此时的广饶县，在中共青州地方委员会领导下，已经成立了以刘良才为书记的中共广饶特支（县委）。张力群同志的家乡也建立了党的支部，部分村庄还公开组织了农民协会。他在特支的领导下，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到临近村庄宣传革命斗争。

1928年，刘集、延集等村党支部发动“吃坡”革命活动时，张力群同志也在本村组织开展了“吃坡”和“觅汉增资”活动。1930年11月6日，他亲自参加了刘良才领导的“砸木行”斗争，在韩桥庙会上痛打盘剥群众的收税官员。这一震撼全县的革命大暴动，招致了统治阶级对刘集、延集、封庙一带地下党的大逮捕。砸木行的主要领导者刘良才，为避险，被省委调到潍县工作。有许多党员被逮捕入狱。在这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张力群同志沉着冷静，既不气馁，也不动摇，坚信共产党一定胜利。

1932年中共山东省委部署博兴暴动。8月4日暴动失败后，反动政府更加紧了对广饶地下党组织的摧残镇压。广饶特支书记延春城、党员刘考文等多人被捕。时处危境的张力群，也被大王桥局子抓去。之后，家中变卖了田地，托人将其保释。由此，因与他联系的共产党人被捕，他失掉了与党的联系。

战斗在广饶二、四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山东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丧失领地，官员则携眷潜逃，士兵则流散为匪。乱世地方政权变主，恶霸兵痞乘机招兵买马，各立旗帜。外忧内患，民不聊生，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这时，张力群同志目睹祖国大好河山沦落，心急如焚。同年10月，经张琴书、刘百禄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回党内的张力群同志自有久旱得雨、绝处逢生之感，更加激发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坚强意志。他积极协助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逐步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党员关系。为使党的组织发展状大，他几乎跑遍了广饶县二区和四区的所有村庄。

1938年3月，张力群同志离开家乡，脱产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广二区和广四区区委书记。任职后，率先认真执行县委指示，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抗先队和基干班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积极开展反奸防特活动，并且组建了地方武装区中队。

在二、四区发动群众抗日活动中，张力群同志不顾腿疾在身，行路困难，亲临现场指挥，带头参加劳动。使广二、四区的广阔平原，变为利于对敌斗争的纵横交错的地下交通网。大王、延集、稻庄等地的抗日沟，直挖到日、伪据点脚下，被群众称之为“地下长城”。

按照清河区党委指示，为配合百团大战，张力群同志带领区委一班人，利用抗日沟作为掩护，于1940年9月，发动广大自卫团员、基干班队员，对日寇进行了一次大破袭，将敌人新修的公路、新架设的电线全部破坏掉，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和电信联络，陷入了瘫痪状态。这次破袭战的胜利，鼓舞了广饶人民抗日作战的信心。

在与日军斗争的同时，张力群同志还很重视和努力实践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注重教育、团结、争取各阶层人士，共同打日本。尤其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救国心切，而彷徨岐路举足不定时，他便亲自登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耐心的说服教育。使其加入抗日行列。对伪顽人员也力做分化分解的争取工作。二区伪区长张树海，伪军小队长张玉成等人都受到张力群的抗日主张的教诲，其恶行有所收敛，表示悔悟。张树海由此为我军递送过日军出动的情报，张玉成也给我军购进过医药和子弹。

1940年底，国民党军十六旅一团团长李青山，率部投降日寇，当了汉奸，并安了据点。广饶形势急剧恶化。李青山时常配合日寇对二、四区抗日村庄进行扫荡蚕食，还在部分村庄增设分据点。在这艰险的环境中，张力群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坚持撒布抗日的种子。

创建广北抗日根据地

广北，顾名思义，就是广饶的北部地区。其地域辽阔，人民憨厚、朴实、勤劳勇敢，是一片发展生产，供应抗日军需和民用品的理想产地。相对而言，以小清河为界，广饶的南部地区称广南。其村庄密集，人民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敏锐，机智灵活。接受新思想的人多，因此广南就成为敌人占领的重灾区。

与广南相比，广北属于敌人控制相对薄弱的地方，于是清河军区党委决定要开辟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广北县委。但是广北地广人稀、土地盐碱，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土匪连年横行，社会秩序很乱，乡村政权仍操纵在封建势力和洼王地霸手中，又加上西部有顽军成建基，南边还有伪军李青山，日伪亦时常勾结到此扫荡，在这里要想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何等的困难！

1941年1月，清河地委在高港村召开成立县委会议，宣布县委组成人员，决定张力群同志为中共广北县委书记（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驻广北办事处主任）。在一个冰封雪飘、寒风刺骨的日子，他与同事张效冉，宋立言等人，离开了战斗过的广南，踏上了开辟广北的新征途。他们先后在广八区王家营聚齐，张力群同志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广北县委会议。在会上，他坚定的说：“我们受党委的信任和委托，暂时离开广南，来到广北平原。我们是来垦荒的，要耕耘好，种什么就收什么。我说的耕耘，不是下地劳动，而是怎样教育好、发动好群众。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纲领。提高群众觉悟，扎根于群众之中，抓好建党建政和建设地方武装工作。”他还说：“建党是扎根广北的基础，人人都要做建党工作。”就这样，铺开创建广北抗日根据地的蓝图。

《 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已，百战不殆。”通过调查，在掌握了广北各村政权的类型后，张力群同志以身作则，带领县委一班人，深入基层，逐村发动群众，宣传教育，并利用、调整、改造村级领导班子，巩固了地方政权。

1941年秋，在广北六、七、八区重点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组织也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地建立起来，各群众团体亦像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但是，由于发展党员比较多，有些党员水平不高，为此他与王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争执起来。张力群同志坚持党性原则，批评不留情面，对工作要求很严，批评王平说：“在发展党员中，有的共产党还不如一般群众”。王平（时任公安局副局长）心想，这下可不好，让书记批评，准没有好果子吃。可是，张力群同志有个好作风，从来是对事不对人，批评人不记账。照样信任，照样使用。

又一次，由王平带队与敌人发生交战。区委书记李琦牺牲，区长石万磊负伤，王平心里忐忑不安，准备接受处分。但出人意料的是，张力群同志对王平却安慰起来：“王平同志，你过去指挥过战斗没有？”王平说：“没有，这是第一次。”“第一次，不为怪，希望不要十分自责。我也有责任，咱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按毛主席《论持久战》执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今后，准能打好仗。”

1941年8月，广北县六、七两区组建了区中队。10月，张力群同志亲赴六、七区，以其区中队为基础，组建了广北县大队。他兼任政委，行署主任门金甲兼任大队长。地方抗日武装的建立，对巩固广北根据地，扩大主力兵源，配合部队作战，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张力群同志的妻子在老家种地。这年冬天，其妻子省吃俭用，把卖白菜的钱拿来，让张力群用。可是，张力群总是将钱将物送给那些更急需的人。如县府秘书石楚参军，家境贫困，他给石楚钱，让其买点用品；看到一个赶驴的穿的裤很破了，不挡风寒，他把自己的裤脱下来改一改给赶驴人穿上；见到李田英在腊月里还穿着单衣，他又脱下袄来给她穿上。如此的峥嵘岁月，他接济过的穷人真数不清了。1942年夏，以张力群同志为班长的广北县利用日、伪扫荡的空隙，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很集中。在政治上进一步唤起了群众，震撼了封建势力。通过运动，党组织更坚强，根据地民主政权更巩固，各抗日团体活动也更活跃。

从1941年至1943年，日寇推行过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在广北根据地反复扫荡，蚕食，实行“三光”政策。加上天大旱，因灾歉收，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张力群和县委一班人又发起了向富户“借粮运动”，贫苦群众在党支部领导下，手拿布袋，涌进富户院内，与其开展讲理斗争，在这场借粮运动中，张力群同志的讲话有理、有力、有节，直说得富户无言以对，不得不借粮给贫民。共借得粮食285石，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而且也锻炼了积极分子，赢得了广大贫民的拥护。

1943年5月，日、伪对广北进行大扫荡后，又进行蚕食。伪军李青山、周胜芳部队进犯广北，每驻扎一地就大修碉堡，妄图缩小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蚕食阴谋，张力群同志向干部群众提出了“咬紧牙关，渡过困难，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口号，动员广北人民开挖了4000余里抗日沟，改造了地形，并组织民兵埋设地雷、破坏公路桥梁，以配合部队作战。还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埋锅填泉，让进犯之敌找不到粮，喝不上水。在他的带领下，广北军民始终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夺取了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敌人在寸步难行的情况下，被迫龟缩在据点上，经我军突然反击，便狼狈撤退。

敌人一招失败就另施一招，为窒息广北军民，敌人又进行经济封锁，在沿边地区和小清河岸上层层设卡布防，不准工业品、医药、日用物资等商品运进广北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张力群同志与县委一班人，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扬南泥湾精神，组织大生产的班子，他亲自兼任生产委员会主任。各区、村也先后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和互助组、合作社等组织，从上到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热爱劳动、善于经营的先进模范、劳动英雄。劳模代表李洪洲等人都是大生产的能手。另外，还组建了广兴布店，福顺兴盐店、广济药店、纺织合作社等经济实体组织，生产军民必用品，增加群众收入，一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1945年1月，遵照渤海军区扩军的指示，以张力群同志为班长的广北县委，发动群众开展大参军运动。由于思想工作深入，县、区、村干部带头，只用了3天时间，就报名应征3000人入伍，及时地扩充了八路军主力部队。这次大参军运动，还涌现出许多 “父送子”，“妻送郎”和“兄弟相争同上战场”的拥军参军模范。

以张力群同志为书记的广北县委，在敌人的腋下，在枪林弹雨的缝间，历时5年建立起如此巩固的、进能攻、退能守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清河区的坚强后方。张力群同志以惊人的才华和智慧，处处以身作则；其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受人民的崇敬，尤其是在日、伪军扫荡的险恶环境中，他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帮助群众转移、撤离。敌人扫荡过后，他又亲自登门访问群众，了解损失情况，安抚群众情绪，帮助解决困难，教育鼓励重建家园。几年过去了，张力群同志身上穿的还是那件补满补丁的棉裤棉袄，腰束一条旧扎包，“身外无长物”，如一个农民一样普通的县委书记，在他的身上时时处处体现着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胜利重返广南

1945年8月，日寇投降，盘踞在广饶的日、伪军狼狈而逃，县境解放。广饶县也恢复了原来的边界。在广北坚持抗战5年之久的张力群同志及县委一班人，回到广南，恢复了广饶县委，张力群同志仍任县委书记。被日寇统治了长达8年之久的广南地区，真是疮疤满目，百废待举。逃往张店一带的伪军李青山等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在胶济铁路沿线招兵买马，妄图卷土重来，时常派特务来广饶搞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潜藏下来的伪顽余孽和恶霸势力，也在煸风点火造谣惑众。

张力群同志和县委一班人，认真分析形势，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新解放区政策，动员县、区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建群众团体，建立和整顿区、村民主政权，宣传我军的胜利消息，以安定民心和鼓舞群众。1946年清明节，开始举行反奸诉苦运动，在全县开展反奸防特、“挖蒋根、拔蒋苗”运动。对伪、顽余孽反复申明坦白从宽，反抗、破坏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在政策感召下，有不少伪党、政、军、特人员向政府坦白反省，并受到宽大处理；对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则给予严惩和镇压，狠狠地打击了伪顽土匪、汉奸恶霸势力，震撼了敌人，伸张了正气。同年7月，又遵照渤海区党委土改会议精神，在全县开展土改运动，由于以张力群同志为书记的县委执行土改政策得力，使运动正常而健康地开展起来。全县共取得土地三十七万余亩，分给了三万余户无田少地的贫农，民众欢庆土地还家。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开始，张力群同志带领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华东局“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前线。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张力群同志兼任政委，组成了5000余人的十个民兵轮战营，加上支前民工共三万余人，参加了莱芜战役。同年12月，张力群被调任渤海区清河地委委员兼任民运部长，因成绩显著，不久又任清河地委副书记。

待人民重于山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天，张力群同志任惠民地委第一副书记。惠民专区原属于渤海区革命根据地，是老解放区。但是，也因其少数县份解放得较晚，土地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其中齐东县就是一个。

1950年秋，张力群同志带领二百人左右的地委土改工作队，赴齐东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地委土改工作队进村后，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土改政策，一面深入进行调查。

齐东县的广大贫苦农民天天盼望土改，但由于解放前蒋匪军盘踞时，对广大翻身农民的残害严重，使他们心有余悸。在调查中发现反动地主、还乡团向农民反攻倒算的大量事实，其血腥屠杀和残酷迫害人民的事例令人触目惊心。如齐东县的小张村，一农会干部全家和来走亲戚的一个共11口人，被还乡团活埋在一个大坑里。葫芦头村一反动地主手提铡刀在大街上骂：“谁分我一斗粮食要还我一石，分我一尺布要还我一丈”。解放后，这类反动地主、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应有镇压和处理，人还在，心不死，仍在大众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造谣破坏，直接威胁和恐吓敢于积极参加土改的农民群众。

特别是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后，这些反动地主、反革命分子误认为时机已到，便叫喊什么：“美国从北面，国军从南面打过来之后，再与你们算总账。”这就是齐东县贫农想土改而心有余悸的真实原因。张力群同志研究掌握了齐东的第一手材料后，明确提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向反动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斗争，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农民才会积极参加土改。”

恰在这时，即同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搞好土改工作增加了法律依据。土改、镇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此保护了广大人民的最大权益。

1952年6月，张力群任副书记兼任代理专员，工作中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惠民地委组织上给三位正副书记配发手表，他不要，而只带一块怀表。地委有两辆供领导使用的吉普车，他不坐，而是上下乡骑马或坐马车。有一次张力群副书记、专员坐马车出发，从惠民地区到广饶三柳树村，一行300多里去调查研究和看望群众，一路上的困难不言而喻。张力群副书记对同志对下级，对群众从来不摆架子，但工作上要求很严，任人唯贤。工作上发现缺点错误就批评，改正了就表扬，工作有成绩就提拔。如在一次视察中他发现一个县区受蝗灾严重，就用缸子装了蚂蚱屎回来进一步研究。但让该区领导汇报时，他却敷衍塞责。张力群同志当面对其进行批评，还建议撤了他的职。三个月后，这位区领导不但认识和改正了错误，而且在工作中干得很出色。他又建议组织将这位干部调到地委工作。1952年秋，张力群被调到中央机关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农村组组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是董必武，彭真为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设有秘书组、城市组、农村组、法律组等中层机构。农村组负责关于全国农村和广大农民利益的立法和执法检查等方面的工作，任务繁重。但为了完成好这一全新的任务，张力群同志在努力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法律理论知识的同时，以身率先带领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制定和完善新中国的法律做出贡献。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决定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为基础，组建了由彭真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下设有民族室、法律室、编译室、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秘书室等中层机构。张力群同志任接待室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主任则由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副秘书长兼任。

从1954年到1961年，张力群同志在这一岗位工作了8个年头，他始终把这一工作看作是关心人民疾苦、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他心里，民生无小事。待人民要重于山，信访接待室的工作特别重要。例如1955年4月，49岁的荣誉军人郑殿章转业到沈阳，民政局不给他办残废证，并判了他两年半徒刑。郑向全国人大申诉，张力群同志负责受理此案，对这一情况核实后，于1956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张力群的《一张迟发五年的残废证》之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郑殿章事件暴露了什么》的社论。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以此举一反三，来纠正某些新生的官僚主义作风。

张力群同志不顾身体劳疾，为做好人民来访信访工作，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进行调查和处理。而对自己对子女更是严格要求，以政治上不骄傲，经济上不贪污，生活作风上不出问题为座右铭，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怀，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61年张力群同志因病到青岛休养，为便于他治病，1965年党组织将其组织人事关系转到山东，调任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同时也同意他把家搬到济南。在“文革”期间，张力群同志因长期病休已不算是“当权派”了，但仍受到莫须有的诬陷、打击和迫害。特别是“造反派”逼迫他离开疗养院，使其失去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医疗条件。1967年2月，张力群同志回到济南家中，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仍然不顾个人安危，以抱病之躯，坚持党的信念，努力保护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到1969年1月31日与世长辞，心中始终装着“群众”二字。“力群”之名，名不虚传。

张力群同志逝世19年后，也就是1988年7月22日，他的老战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政治部副主任王林同志（享受兵团级待遇）在北京写过题为《怀念张力群同志》一首诗：

       转瞬谢世十九秋，

        怀念战友泪双流。

       出生入死共患难，

        历尽艰险不知忧，

        丹心一片为孺子，

        热血满腔抗敌仇。

       “文革”浩劫遭迫害，

        坎坷逆境不低头。

         身在黄泉灵故里，

                名扬青史垂千秋。

（作者为原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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