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战场上使用的机枪主要有两种：昭和11式轻机枪和92式重机枪。92式重机枪也就是传说中的“金口”机枪，它采用了光学瞄准器，射击精度极高，说是枪响人倒一点也不夸张。而且92式重机枪较好地解决了枪筒的散热（空气散热）和重机枪过于笨重的缺点，能够长时间持续射击，还加装了枪口消焰器，保证了枪手瞄准的准确性。

日军在渤海地区范围内共配备了两挺92式重机枪，其中广饶驻军坂田部队一挺。由于92式重机枪命中率高杀伤力大，给抗日武装造成很大的威胁。四边县政府给二区下达了命令：想尽千方百计也要干掉这挺机枪。刘明玉和二区的战友们发誓要夺下这挺机枪。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敌我力量悬殊，完成任务十分艰巨，只能智取不可强夺。经过缜密的观察和研究，终于找到了战机。这挺重机枪除了用于作战外还经常被日军抬着四处游行示威，用来炫耀武力，震慑抗日武装。刘明玉盘算着，借日军抬枪示威机会夺枪，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于是二区党组织给房德仁和李棠林（房德仁，祖籍广饶县城关七村，公开身份是商人，是四边县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为抗日斗争搜集、传递情报做出了很大贡献。李棠林，中李村人，当时担任驻广饶日军的翻译，同时也是我党的内线，利用其特殊的身份为共产党的抗日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对当时抗日斗争起到很大的作用，后被国民党十六旅李青山部杀害）下达了任务：要求他们及时搜集情报，寻找时机实施夺枪。

1940年夏季的一天，李棠林悄悄地找到房德仁，告诉他日军明天就要抬着机枪到东庄子、军屯一带活动，这期间会路过一片西瓜地，瓜地旁边有一棵大柳树，日军路过时经常在树荫下吃瓜休息，瓜地紧挨着一片高粱地，高粱地后面就是一条大沟（那时的四边县水脉浅，挖地道很困难，杨国夫司令员提出挖抗日沟，和原有的大沟形成网，有利于开展抗日武装活动）。此地易于隐蔽和快速转移，是个打伏击抢夺机枪的理想地点。房德仁以最快的速度把消息传到了二区政府。刘明玉和区中队副队长郭钦召集战友们紧急商量，决定利用好这个机会夺枪。最终决定参战人员分成两个战斗组：一个组夺枪，一个组掩护。同时约定行动信号由李棠林择机发出：“摘下苇笠（遮阳用，类似草帽）扇三扇”。如果日军不在瓜地休息，则行动取消，再寻找合适的机会。同时强调，主要目的是夺机枪，夺枪后立马撤回不能恋战。一切安排就序，房德仁连忙赶回广饶城把计划告知李棠林，万事俱备静候日军吃瓜。

第二天日军出动，趾高气扬地直奔庄子、军屯而来，那气势根本没把八路军当回事。此时刘明玉和参加夺枪的战友们早已分散出发，陆续进入伏击地点，冒着高温在烈日下的高粱地里静静地埋伏下来。当时正值夏季酷热难挡，抬枪示威的日军们又热又渴，巴不得找地方赶紧歇歇。经过瓜地时，他们果然要到柳树下吃瓜休息，李棠林连忙安排。日军放下机枪，拎起步枪毫无顾忌地忙着吃瓜去了，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就要大祸临头了。夺枪勇士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了高粱地里，盯着日军的一举一动。李棠林看准时机发出信号，刘明玉和战友们像猛虎下山般冲出高粱地，扑向那挺日思夜想的重机枪。夺枪组抬起机枪，抓起一支步枪就跑，日军发现有人抢枪，气得哇哇大叫，掩护组的战友马上开枪射击，随即扔出手榴弹掩护抢枪的战友们迅速撤退，一个日军当即中枪倒地，其余的日军也被打蒙了。等日军缓过神来，扔掉西瓜抢枪还击时，夺枪勇士们早已消失在青纱帐里顺着大沟飞一般地转移了，等气急败坏的日军追到大沟时，夺枪的勇士们早已不见了踪影。

刘明玉和同志们深知这挺机枪是日军的命根儿，敌人绝不会善罢干休，于是在躲过日军的追击后连夜送往广北，把这挺冒着生命危险抢来的机枪亲自交给了杨国夫司令员。杨司令被这意外的惊喜感动了，高兴地说：“你们给我送来了一个宝贝，我感谢你们！”并请刘明玉和战友们喝了庆功酒。饭后，杨司令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刘明玉想了想说：“我们需要短家伙”，说着还比划了个匣枪（枪套是皮木匣，装到枪上可当作枪托用）的手势。杨司令当即说：“答应你们！”说着让他的警卫员把两支德国20响匣枪交给了刘明玉。当时刘明玉和战友们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连声感谢杨司令的关怀。

晚饭后，夺枪的勇士们别过杨司令就匆匆往回赶。走到半路，刘明玉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保卫首长的枪我们怎么能要呢？几个人一商量，连忙用手电筒照着写了个检查，就又踏上了回司令部还枪的路。杨司令对同志们的觉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他又说：“你们有功，就奖励你们一支吧。”刘明玉这才高兴地接过了这支匣枪。之后，这挺重机枪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恼羞成怒的日军也觉得丢枪是奇耻大辱，要不惜代价夺回机枪，只要听到哪里有消息就会疯狂地扑过去，但始终未能如愿。刘明玉和战士们智取“金口”机枪的事情也就成为抗日佳话被广为传颂。

刘明玉在战争年代一直用着两支匣枪，号称“双枪将”。一支就是杨司令奖的这支，另一支是通过二妹夫李三江（大王村人）利用同村关系暗地里从李延年的部队用银元买的。这两支枪直到1950年才上交，后来山东省交通厅又按规定给刘明玉配了一只手枪，同时还发了《持枪证》，这支枪一直到1966年才按要求上交，《持枪证》刘明玉家人一直保留至今。

1941年1月 16日（农历腊月十九）驻广饶的日军坂田部到范家和周围几个村抢了不少财物，因东西太多来不及带走，顺便存放在刘集村东南面的土地庙里，第二天赶着马车来取回时路过刘集村北门，被在刘集村附近活动的三个游击战士发现，领头的姓陈（刘堡村人），三人觉得这是个伏击日军的好机会，就以北门外围子沟为掩护开枪射击，一个日军应声倒地毙命，其他的日军马上组织反击。由于寡不敌众，三名战士只好边打边往村里撤，日军也拼命地追杀，姓陈的战士不幸中弹牺牲，另两人逃脱。这一下惹怒了士气正旺的日军，于是他们密谋组织了血洗刘集的报复行动。

1941年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傍晚，四边县县长杜振东带领刘明玉（时任四边县财粮科科长）和四边县政府的几个同志路过刘集村，刘明玉就顺便回家看了看，还特意取了妻子刚给他做好的新大袄（有大襟的棉大衣），随后就准备转移。此时，刘明玉看到四边大队一中队王品三队长带领队伍来到刘集，准备驻防。还有清东独立团的一个排和益北大队的部分同志执行任务也路过刘集，他们看到一中队在刘集驻防感觉比较安全，又加上天色已晚，也就留了下来。看到这情况刘明玉觉得有点冒险，立即向杜振东县长作了汇报并征得同意后找到王品三队长，建议他不要在刘集驻防。当时刘集号称“红都”“小莫斯科”，目标太大，敌人特别注意，何况一中队刚整编完不久，不少战士缺乏实战经验，在这儿驻防不太安全。王品三队长考虑后说，一中队是傍晚才到刘集，保密工作做得也比较好，再说在村四周都布了岗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何况同志们也很累了，需要尽快休息。看到这种情况杜振东县长也决定留下来，万一有情况也可以帮一下。

寒冬腊月，阴沉沉的天空飘着雪花，这天夜里广饶的日伪军纠集了益都、朱良和临淄的日伪军大约1000多人突袭刘集复仇来了。第二天（农历腊月二十）拂晓到达刘集村南（当时人们称“南坡”），刘集村的墓地大都在这儿。墓地的前面是300多米的开阔地，大多是耕地，村民为准备春耕刚刚灌过水，又加上下雪，地里很是泥泞（广饶话叫“泥窝”）。当时，村南的哨兵及时发现了来犯之敌，可他不知道日军同时也看到了他，哨兵没有立即鸣枪报警而是扭头跑回村子报信。日军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村里有部队，于是假装放过哨兵，紧接着悄悄地从四面把村子包围起来，并在村南墓地里布置了大量的兵力，架起了轻、重机枪。很快敌人从东、西、北三面对村子发起进攻。王品三队长接到哨兵的报告后，马上组织部队迎战。战斗打响了，东、西、北三面打得很是激烈，只有南面枪声较弱。于是王队长决定向南突围，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同志们沿大沟向邓家方向转移。可这正中了日军的诡计，战士们突围到开阔地时，刚浇过水的地里泥洼深陷，行进非常困难。埋伏在墓地的敌人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战士们成片成片地被击中，倒在血泊里再也没有站起来，仅在这片开阔地就牺牲了40多名战士。王队长一看硬突不行就马上带队撤回村里，以院子为掩护顽强抵抗，也消灭了不少敌人。天已渐渐亮了，王品三队长爬上圩子墙，察看敌人动向，想找出薄弱点率军突围，不幸被击中壮烈牺牲。

不久村子被攻陷，疯狂的敌人冲进村子，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财物就抢，整个村子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尸体和鲜血随处可见，哭泣和哀嚎不绝于耳，令人惨不忍睹。刘明玉一看突围无望，灵机一动，连忙带着杜振东县长和同志们撤进了刘端玉（刘明玉的本家兄弟，其弟刘子新，原名刘端民，解放后任广饶县法院院长）家院子里。为了迷惑敌人，刘明玉又把门楼子和临街的西屋点着了火，很快整个院子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刘明玉和同志们全都悄悄地躲进了屋里隐藏起来。搜索的敌人看到门楼和房子都着了火，以为自己人已搜过了就没再进去。杜振东和同志们不到十个人就这样躲过了这场劫难，只是有几个同志被烧伤，刘明玉的新大袄也被烧坏了。敌人烧杀抢掠一直折腾到过了中午才逐渐离去。

清东独立团的一个排长刘良（刘德良），参军前是刘集村村民，家住村北门附近，对地形非常熟悉。他带领队伍避开日军，迅速从北圩子墙突出了包围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刘集村惨遭血洗，干部、战士和村民死伤近百人，数不清的财物被抢，绝大多数房屋被烧毁，只有少数几家幸免于难，这就是震惊广饶大地的“刘集惨案”。

敌人走了后，杜振东县长马上组织军民救灾，抢救伤员，收殓烈士遗体。刘明玉是本村人，更是事事抢在前面。刘明玉家当时是做棺材生意的，所以家里总会存有一定数量的棺材，以备不时之需。当时为了安葬烈士，把刘明玉家和刘集村木匠铺所有的棺材都用上了还不够，还把四里八乡的棺材都买光了，有些还是现打的。当时共安葬烈士近80人，每名烈士都有棺材，收殓好后埋葬在刘集西门外阳河涯东面的高地上。建国后五十年代末，烈士灵柩全部迁到广饶烈士陵园。四边县（特别是刘集）广大的抗日军民为安葬烈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每到春节，刘集村都会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怀念为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年轻生命的烈士们！

解放后，杜振东到济南见到刘明玉时，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老兄啊，当年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1941年春，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在受到抗日军民的不断反抗和打击后，脱掉“亲善”“温柔”的外衣，露出原本凶恶狰狞的面目，开始实施疯狂的“三光”政策，反复残酷地“扫荡”“蚕食”清河抗日根据地。清河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组成“剿共联军”，不断围攻、袭击抗日根据地，使清河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紧张复杂。小清河以南根据地大部分遭敌“蚕食”，日伪军对清河区进行了20余次5000人以上的大“扫荡”，使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到1942年下半年，小清河南几块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斗争坏境越来越残酷，抗日力量遭受到日军空前绝有的剿杀，不少地方的共产党和抗日组织相继被日军破坏。清河区党政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顽强、百折不挠地坚持对敌斗争，实施的战术是“翻边战术”和暗杀锄奸。白天敌人“铁壁合围”，晚上抗日武装就穿插到敌人包围圈外，这就叫“翻边战术”。锄奸就是将铁杆汉奸划入“黑名单”，行军期间有机会就对“黑名单”汉奸“动手”，以绝后患。每次行军路过“黑名单”汉奸的村庄时，刘明玉就会提醒：“这村还有个事唻”，于是派人悄悄进村杀了汉奸再走。暗杀锄奸行动让那些铁杆汉奸整天提心吊胆，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有的甚至开始转变，秘密给抗日武装提供情报。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四边县政府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组织战略转移。时任四边县政府财粮科科长的刘明玉按照组织安排带领战友们转移到小清河入海口——羊角沟（现寿光羊口）一带，隐匿于渔民中间，转战于河、海、陆间，继续开展抗日斗争。跟随刘明玉一起转移的有他的通信员杨纯信（后任26军五师<烟台守备师>政委）、黄启民（大王镇黄璩村人，后任山东省人事局局长）和郭清海（广饶北郭东村人，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等30多名战友。

羊角沟一带环境条件十分艰苦，渔民靠卖鱼的微薄收入艰难维持生活，实在没有多余的收入补贴给战士们，所以刘明玉和战友们只能就着虾酱吃粗粮和野菜，偶尔也能吃到小鱼做的鱼汤，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使刘明玉和战士们都落下了胃病。在海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晕船，特别是风大浪急时更是痛苦不堪，再就是淡水问题，在海上躲的时间长了，会连续几天喝不上淡水。更加难以预料和防备的是日军的突袭，而且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日军动不动就向可疑的船只开火，“三八大盖”射程超过一公里，一旦躲避不及就会有人牺牲。面对种种困难，刘明玉和战士们都以高度的觉悟、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坚持着，毫无怨言。

在这异常艰苦复杂的环境，刘明玉和战士们以捕鱼捞虾为掩护，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敌人从南岸来他们就往北岸转移，从北岸来就转往南岸，遇到敌人大范围夹击，就避其锋芒开船驶入大海。而且一有机会刘明玉就带人就上岸骚扰敌人，能杀就杀，能炸就炸，能烧就烧，打完就跑，搞得敌人防不胜防、不得安宁。有时他们也会长途奔袭，深入敌人腹地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消耗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娴熟的游击战术令小清河入海口的日军异常头疼，在众多的渔船和渔民之中，敌人很难区分谁是八路、谁是渔民，加之渔船又比较分散，搜查起来也相当困难。同时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刘明玉还在闲暇之余传播抗日思想，发展党员，动员渔民加入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自实施战略转移到返回广饶这段时间，刘明玉带领的队伍已壮大到近50人，而且还为抗大输送了不少优秀学生。

编辑：方   梅

编审：彭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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