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歧山（1917年—1971年）男，汉族，广饶县西刘桥村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1928年起在本村私塾和三水口村读书，后考入广饶县立第三完小学习一年半。1936年起，先后在小刘桥和西刘桥村任小学教师。1938年春，我党地下工作者王林、刘洪范常驻西刘桥一带，秘密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刘歧山同志以教师为掩护，秘密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7月7日，同三水口村刘博泉、小刘桥村刘洪范、城坞村王林奔赴临淄城北寇家庄西的树林里参加了杨国夫、李人凤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十团成立大会，正式成为职业革命工作者。在党的培养下，刘歧山同志思想进步很快，于1939年3月经王林、刘洪范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村第一名党员。5月，广四区委成立，刘洪范任区委书记，刘歧山任区委宣传干事。同年，与刘洪范介绍刘述训入了党，建立了西刘桥村党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6月初，在广二区荣家庄参与了八路军三支队广饶县大队的组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小学教师、中共广四区委干事、西刘桥村党支部书记、广饶县大队三中队政治宣传员、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特务连文化教员、班长、排长、渤海军区特务营三连指导员、营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部总支书记、东北第四野战军六纵队司令部协理员、直属队教导员、党委书记，东北军区军工部组织处政治协理员、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军工部724兵工厂政委（正师职）等职。1955年因战伤（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保卫科长、二机部二二二国防技工学校党支部书记（行政十三级职务）。后因身体原因，调至山西省人民医院任总支书记。生前任山西省传染病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因战伤复发，于4月8日在北京阜外医院因手术无效逝世，享年54岁。1971年5月12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追认刘歧山同志为革命烈士。
刘歧山于1917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里，兄弟三人，排行老三，十五岁丧父，家境贫寒。直到十一岁才到本村
辍学后，经刘洪范（小刘桥村人，字锡九，益都乡师毕业，早期共产党员，在县城文庙小学任教）介绍，于1936年十九岁时到小刘桥村担任小学教师。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歧山回到本村在本族刘建堂家的西屋里开办了小学校。是年，他与刘洪范赴县城参加了打倒县一小校长赵晋卿的学潮运动。同时，与刘洪范一起参加了“广饶县青年救国会”。从此，以学校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月，日军占领广城，我县的抗日序幕面临拉开。这年春天，我党地下工作者王林（城坞村人，原名王淑孔，早期共产党员，时任广饶县委青年部部长）正在西刘桥一带开展工作。经刘洪范介绍后，结识了刘歧山。王林时常出入学校。由于志同道合，志向一致，刘歧山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时，国内时局突变，中国已大部分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他从此立志保卫祖国，誓死不当亡国奴。他在教学中，废弃《四书》《五经》，公开宣讲抗日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同学歌》《共青团歌》等，推荐进步书籍。是年，他同闫维华等同学去稻庄参加了杜振东（东杜村人，又名杜鸿业，早期共产党员）领导的“广饶县民众抗日救亡团”，在稻庄大集上张贴标语，散发抗日传单。1938年春天，刘洪范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刘洪范的介绍下，刘歧山怀着阶级仇、民族恨参加了革命。届时，刘歧山继续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1938年7月7日，根据组织安排，他与王林、刘博泉（三水口村人，原名刘其厚，早期共产党员，在广饶一小任教）、刘洪范奔赴临淄城北寇家庄西的树林里，参加了由杨国夫（安徽霍邱县人，又名杨国富，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是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李人凤（临淄南卧石村人，原名李本厚，早期共产党员，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创始人）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第十团成立大会，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职业革命者。由于刘歧山经常停课外出，数日不归，部分学生相继退学，学校面临关闭。
在党的培养下，刘歧山思想进步很快，他随临淄三大队在延集村参加了一场剿匪战斗。结束后，他在晾晒炸药时，炸伤了眼睛，便戴上了眼镜。但毫不影响他革命的热情，他于1939年3月经王林、刘洪范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在王林的秘密组织发动下，我县东北部地方党组织相继建立，中共广四区委也相应成立，刘洪范任区委书记，刘歧山任区委宣传干事。从此以后，他更加努力工作，又向刘洪范介绍刘述训（小刘桥村人，青年学生）加入了党组织。至此，两个村有了3名共产党员。在王林的指导下，经广四区委批准，建立了由小刘桥和西刘桥两个村联合成立的“西刘桥村党支部”。同时，由区委书记刘洪范代表区委任命：刘歧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随即参加了火热的战斗生活。
5月的一天，伪军李青山团的王荣奎连驻扎在北辛村，根据我军打进内部的内线武兆端（南塔村人，县青年救国会会员，后参加八路军）提供的情报称：“我处二连连长王荣奎去东流桥村丈人家探亲未归，可趁此机会下掉这个连的枪。”我县大队连夜赶到北辛村，有几个战士箭步冲上去干掉了门岗。这时，正在这家扛长工喂牲口的是刘鼐成(西刘桥村人，农民)。刘歧山过去对他说：“大哥，你别怕，队伍是过来起枪的，你睡觉去吧。”大队战士翻墙而过，冲入屋内，对伪军说：“我们是杨司令的先头部队，大部队随后就到。”之后，对士兵进行了抗日教育，讲明：日本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将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参加八路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盘缠。加上在内线武兆端的带动下，全连士兵全部参加了八路军。队伍连夜向南进发，到达封庙村。不久，该队伍编入了县大队三中队。
6月初，根据组织安排，刘歧山和刘洪范赴广二区荣家庄参与了广饶县大队的组建工作，并担任三中队政治宣传员。同去的刘洪范担任县大队会计。8月初，广饶县大队更名为八路军三支队第四大队。
刘歧山参加革命时，由于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身份早已暴露。国共决裂后，他的身份已经是公开的共产党。1939年秋季，日本鬼子进入西刘桥村“扫荡”，村里的一国民党员公开叫嚷：“学校是共产党的学校，刘歧山是共产党。”日本鬼子进入教室后乱翻，企图找到枪支等证据。鬼子用刺刀挑翻窗台上的仿本（学生作业），当时刘歧山的手枪正藏在拜匣内（木匣，盛文房四宝用，旧时俗称拜匣）。幸亏未被发现。鬼子虽然没找到“证据”，但仍未放过刘歧山，将他吊在学校里的屋梁上严刑拷打。“扫荡”过后，刘歧山思虑再三，在村里待不下去了，便和二哥刘鼐文商量说：“我要去找队伍，参加八路军，你不要向任何人说，有人问起，就说我出远门了。”便与刘洪范约定，于1939年7月14日夜，在小刘桥村西的坟地里会面，两人以在坟头上抽烟为号。到了静夜时分，刘歧山在二哥的护送下，来到约会地点，只见到一坟头上有烟头亮光。会合后，两人便连夜偷偷地跑到了临淄参加了八路军三支队。刘洪范担任十团后勤处录事，刘歧山担任十团特务连文化教员。
据刘歧山的通信员宋德昌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刘歧山同志是我的指导员，我是跟随他的通信员，生活住宿朝夕相处，所以对他的为人、工作了解较多。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是他执行军纪一丝不苟。有一次，部队驻在周村后明集村宿营，由于我不慎给房东打破了一个瓦盆。被刘指导员知道后，他没有严厉地批评我，而是耐心地教育我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与群众好比是鱼和水一样关系密切，群众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要爱护。”当场用自己的钱付给了房东，还道了歉。部队转移时，房东大娘恋恋不舍，并说“盼你们再来。”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
二是他执行命令坚决，战斗勇敢，指挥有方。1942年6月的一天，100多名鬼子向陈庄进发。得到情报后，上级通知我们打伏击战。刘指导员亲自察看地形后，立即将所有士兵分别埋伏在沟边、坟旁。下午三点多钟，鬼子打着膏药旗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射击圈。刘指导员高喊“给我狠狠打”，一声令下，整个阵地硝烟弥漫，杀声四起，缴枪不杀的喊声吓得敌人闻风丧胆，乱成一团。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就胜利地结束了战斗。打死鬼子45人，打伤2人，缴获机枪1挺，三八式大盖枪49支，子弹2000多发，还有一批军用物资。全连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三是他有惊人的毅力，重伤后以极大的决心忍受着缺医少药和鬼子“扫荡”的生命危险，驻地洞一个多月，死里逃生，继续战斗。这是我最钦佩他的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40年3月，我三支队向小清河北进发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3日，利津、博兴、广饶、史口、玉皇堂等据点的日伪军500多人突然出动，将我东路指挥机关和第六军分区特务连包围在东王文村。我军只有特务连70多名战士兵力。在特务连的掩护下，我军指挥机关迅速转移。70多名参战指战员一上午连续打退了敌人的8次冲锋。中午时分，日军使用了王牌武器“催泪弹”。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我部队伤亡比较严重。战斗到了“白热化”，到夜晚，最后，子弹打光了。群众看到八路军吃了亏，主动出来和八路军一道，与日军展开了巷战，近了用棍子打，远了用砖拤。这次打死鬼子70多人。黄昏时分，日伪军撤退。这次战斗，是我军开辟小清河以北地区的第一次战斗，打出了军威，鼓舞了军民斗志，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通过这次战斗，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八路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战斗最激烈时，刘指导员和二十多名战士被包围在一个院子里。当他在一院子的墙角射击时，被后面的一个鬼子击中，身负重伤，胸部被子弹穿透。当我看到去进行包扎时，他还不住地说：“先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等敌人撤退后，我把他背到了西王文村，紧接转到了宋家院，把他藏在一个柴禾垛内。伤势没好，日本鬼子又开始了拉网式扫荡。灭我之心，极为毒辣。越过小清河以北，就采取了人海战术和烧、杀、枪、掠的手段追捕我革命同志。这时，我军武装部队由于人少、枪支弹药缺乏，生活十分困难，杨司令指示：利用荒草大洼的有利条件打游击战。刘指导员感到自己身负重伤，主动要求留在当地谋生。在眼看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组织上派人在烂泥摊的一片荆条地里挖了一个地洞。白天用树枝和草盖着，夜里送一壶水，一瓦罐子粘粥。先后躲藏了二十多天，直到停止“扫荡”，同志们把他抬到宋家院卫生所时，查看治疗，弄出脓血半瓦盆多，疼得他死去活来。40多天处在昏迷之中。伤愈后，同志们说：“你算命大，死里逃生。”这次负伤，身体受到终生致命的摧残。
四是在 1942年10月15日的清水泊战斗中，刘指导员舍生忘死，保卫司令部机关人员突围取得很大胜利，受到军分区的嘉奖。当时，得知情报说，日伪顽军纠集了十三个县的兵力，加上伪匪头子张景月的配合，共有两万多人，分十三路联合“扫荡”，从各集合点分别出动，以清水泊为扫荡中心，实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妄图将我军主力一举消灭在清水泊。杨司令指示：赶快由我连掩护司令部突围。由杨司令的爱人李秘书与刘指导员指挥。我们趁着夜间有利气候从木桥头村西，一面打，一面退，一直跑到小清河北王道村，才胜利突围。刘指导员被记二等功，受到军分区的嘉奖，被提升为特务营教导员。
五是服从组织安排。解放田柳庄战斗，我连的任务是打围，拦截伪匪头子孟祝三团逃跑。这是1945年6月，这一仗我们打得很顺利，这股伪匪全部被擒。自这一仗后，刘指导员被调到东北军出了关。之后，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担任师部总支书记。他参加了辽沈战役，曾参加过解放公主岭、四平保卫战等多次战斗。在东北第四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工作时，他担任协理员和直属队教导员、党委书记。1947年冬，东北军区组建军工部后，任该部组织处政治协理员、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调任东北军区军工部724兵工厂，担任政治委员（正师职）。
1955年，因身体原因，不再适宜做部队工作，在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转业，担任保卫科长。中央成立二二二国防技工学校后，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行政十三级）。在此期间，为国家的战犯教育改造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歧山同志由于在1943年解放博兴刘阁集战斗中挂了彩，胸部中弹，当时由于医疗条件限制，一直未作手术。一个弹头残留在胸内，导致身体常年受影响，经常发低烧，时常住院。为方便治疗，他向组织提出申请，到医院工作。于1960年调至山西省第一人民医院任党总支书记。后又调至山西省传染病医院任党总支书记。
编审：彭建新
监审：许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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