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相继在各个战场击败国民党军，迅速向南推进。与此同时，大批原国民党统治区域获得解放，亟待接管。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制定了由原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的战略决策。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预计在解放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将包含“一万万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为接管这些新区，中共中央于10月28日做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共53000人左右，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架子，随军前进到新解放区，建立政权，开辟工作。其中，山东解放区所属华东局负责抽调15000人。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由于华中地区干部缺乏，一万五千干部计划完全由山东负责，要求山东各级党委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具体分配方案是：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为3009人。此后，山东各地开始了干部南下的组织动员工作。

1943年3月，广饶县稻庄区全体南下干部合影

1949年初，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动员参军工作结束后，中共广饶县委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组织县、区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要求大家吸取一个农民怜惜冻僵的毒蛇反而被咬伤致死的惨痛教训，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总结动员及学习的基础上，各区内部都初步拟定了南下干部名单。

2月25日，县委在县城召开了动员报名南下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宋立言同志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分析了面临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说明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工作的重要意义，并表示干部南下后，家中困难由县委、县府负责，希望同志们放心。会议开了3天，其中两天半讨论宋书记的动员报告，到会同志踊跃发言，争相报名；最后半天宣布南下干部名单，共180余人。会后，准备南下的干部回原单位交接工作，回家做好家属思想工作。

起初，南下干部家属的思想波动很大，做父母的不愿意孩子离开这么远，有的还说“到了苏杭，忘了爹娘，过了江就把我们忘了”等等。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大家都认识到，过去为战争付出了代价，真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切为了抗战胜利；如今响应毛主席号召，报名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工作，作为家属也是十分光荣的。最后纷纷表示拥护和支持自己的亲人随军南下。像参军参战热潮一样，涌现了很多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事迹。郭锡祥同志的母亲病故，他顾不得送葬，按时到县集中。

3月3日，全县南下干部到县集中。4日上午，县委召开欢送大会，请来剧团为南下干部慰问演出，并赠送两面锦旗，上面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光荣南下，接管全国”。每班发给1个搪瓷菜盆，每人发给1条米袋，并装足8斤小米，还有1斤芝麻、1斤食盐。当时发的东西虽少，但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县委事事关心革命干部，使大家感到党的关怀和温暖。这些东西在后来的行军途中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下午组建队伍，全县南下干部成立一个中队，施东昌同志（原副县长）任中队长，万景亮同志（原县委副书记）任指导员。下设16个班，其中1个通讯班、1个炊事班，各区主要负责同志为各班的正副班长。经县委研究，由万景亮、施东昌、徐田村、马千俊、冯士明5名同志组成南下行军党支部。万景亮任书记，马千俊任组织委员，徐田村任宣传委员，施东昌、冯士明为委员。各班建立党小组，班长兼任党小组长。

3月5日，全体南下干部从广饶县城出发，踏上了南下行军征途。县委书记宋立言同志手执红旗走在队伍前面，为南下干部送行；欢送的群众成群结队挤满了大街小巷，青年男女化妆表演，载歌载舞；新参军的战士沿途整装列队，高呼“你们前面走，我们随后跟”的响亮口号，以示热烈欢送。在万景亮、施东昌同志带领下，广饶县180多名南下干部离开广饶县城，下午到达索镇（地委驻地）西北的刘家村住下。第二天，班长从队部领来了“干部登记表”，每人填写3份，以班为单位交队部。3月7日，队伍到达五里店，全专区的南下干部都在这里集中开大会，地委副书记、南下干部政委王乐三同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并宣布了全专区南下干部的编队组织。广饶县的南下干部编为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军分区的冯司令员在会上介绍了行军常识。当天下午到长山县卢家庄宿营。第二天继续行军，经邹平县城时，县机关干部都热情迎送。下午，经章丘县城宿营在城西马家庄，晚上招待吃水饺。9日上午集合开大会，王乐三同志作报告，对几天来的行军情况作了总结，并鼓励大家继续前进。下午经李官庄到了历城县的西梁村，在皮家营子住宿。

3月10日，由皮家营子行军到大辛庄住下待命。不久接到通知，到黄台车站乘火车。消息传来，同志们都喜笑颜开高兴极了。因为多数同志不但没有坐过火车，有的连见都没有见过。当天夜里12时，上了火车，坐在刚装运过牛、马、驴，鲜粪还没扫干净的货厢里。大家感到能乘上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人民火车，多亏在前线英勇杀敌的人民解放军，因而不管车厢多脏也不在乎。

 车轮滚滚，汽笛鸣叫。队伍经泰安、大汶口、兖州，于3月11日下午到了沙沟车站。下车后，队伍稍停即向东北方步行前进，在大柳村安营扎寨，住了18天，按大队党委的统一部署进行了整训。这次整训，组织全体同志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听取了华东局领导同志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当前形势和南下任务。通过学习，同志们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避免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警惕进城后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实践证明，这次学习不仅保证了南下行军的顺利进行，而且对同志们以后的工作、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训期间还调整了班队组织，由于广饶县南下干部较多，大队决定从广饶县的干部中划出4个班，与益寿县的干部组成一个中队，由朱贞彦同志（原益寿县副县长）任中队长，孙兴国同志（原益寿县委副书记）任指导员。广饶县的4个班是：广饶一区1个班，班长宋孟壁（宋子良），副班长马次云（马金标）；三区1个班，班长张家声，副班长盖茂棠；五区1个班，班长马增祥，副班长李曰德；淄东区1个班，班长耿鹤亭，副班长薛保友。中队建立了党支部，班建立了党小组。3月26日，上级发了军装，每人发两套（一套粗布，一套细布），还发了衬衣、短裤、军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符号、“八一”帽徽等，每个班还发了两支步枪、80发子弹。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大队领导宣布，南下干部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大家感到非常光荣，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

3月29日，队伍从沙沟乘火车向南进发，因淮河铁路桥被炸尚未修复，到徐州后即转陇海铁路向东行至新沂县下车，在铁路北面红花埠（山东郯城县内）休息5天，做好新沂至长江边的徒步行军准备工作。各班都制订了行军计划，同志们表示要互相帮助，不使一个同志掉队。

从4月4日开始，几路南下干部纵队沿着古运河公路向南行军。为了避免敌机空袭，每天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行军。这次长途行军，对每个同志都是一次艰苦的锻炼和考验。当时每个人随身带的东西有米袋、背包、衣物及水壶等，每人负重三四十斤，每天都要行六七十里，甚至百余里路程。住下时，各班还要自己做饭。不论在夜间或在烈日下行军，身体强的同志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帮助体弱的女同志及病号背背包、米袋等，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步行至淮安，在城北关住了几天。从广饶带来的小米吃完了，就开始吃大米。从淮安出发经宝应县，4月15日在该县的上元桥住下待命。上级指示要等解放军过江后才能继续前进。在上元桥住了12天，主要任务是学习党对新区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过江的准备工作。上级报告时说过，南下工作的目的地就是京、沪、杭三角地区。当时同志们风趣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这些土包子也要上天堂了。

4月21日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23日解放南京。大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心情万分激动，都想早日过江投入新的战斗。26日，接到限期过江的命令。从27日开始连续步行3天，经高邮、邵伯，29日黄昏在扬州城南花园桥(离江边20里)住下待命过江。休息了1天就接到命令：5月1日下午过江。

这天早饭后，走了10多里路，在一个小村住下吃午饭。饭后向江边靠拢，因怕敌机袭击，在江边分散隐蔽。4时左右从六圩渡口过江，在船上看到不远的江中躺着一艘半没的“紫石号”英舰。过江后，前面就是镇江，到了镇江天已黑了，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街上就地休息，吃了点干粮即起程行军。这天晚上下了一阵小雨，天黑路滑，又是半山小路高低不平，加上日夜行军，同志们感到疲劳，不时有人摔倒。这夜行军又饿又累，但大家没有半句怨言。经过一夜行军，天亮时到了丹徒县的北吕村住下。5月9日到了丹阳县许岗村（华东局驻丹阳县城），进行第二次整训。根据上级指示，广饶中队负责接管上海近郊的大场区。10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陈毅来到丹阳城，对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作入城纪律和政策的报告。同时，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作关于上海地下党组织情况的介绍，还组织大家学习了《进城约法八章》《入城守则》《城市生活常识》等。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27日上海解放。28日，部分同志作为接管的先行部队，从交通大学乘汽车到大场区进行接管。到大场镇后，找到了大场区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部署，成立了大场区接管会，万景亮被上海市军管会任命为接管专员，施东昌为接管副专员。接管会下按系统、地区分了若干接管小组。不久，地区接管小组改为办事处。全区共设六个办事处。第一办事处主任王政普，以后是盖其弟，副主任赵启范；第二办事处主任张鹏禹，副主任张荣新；第三办事处主任刘汉兴，副主任王重光；第四办事处主任曹伯慰（地下党），副主任薛华英；第五办事处主任商宗圣，以后是牛守信，副主任齐达三；第六办事处主任刘炳文，副主任王绍文。

在对国民党大场区公所进行接管时，首先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责令他们交出所有档案、财物和枪支弹药等，不允许任何转移、隐藏和破坏。命令所有区公所人员都要限期报到，向其交待我们党对旧人员的政策，指出他们的前途，要他们服从领导，停止作恶，为人民做好事。除了一个姓陈的国民党区长畏罪潜逃外，其余人员都陆续报了到。

在接管中，对国民党区公所的接管是比较顺利的，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但维持社会治安，建立社会秩序倒是一个大问题。为了保证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来，解放上海的战斗主要是在上海郊区进行的。南下干部进驻大场区时，很多逃难的群众还没有回到家中，一些溃逃的散兵游勇还在到处流窜，国民党在农田里布下的大量地雷尚未扫除，城市里一些无业游民，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抢劫。上海解放了，人们欢欣鼓舞，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又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特别是地雷和抢劫，对群众威胁最大。施东昌同志亲自带领干部们进行扫雷，共扫除地雷380多个。曹富民、张凤洲同志不幸在扫雷中牺牲。后来，上海军管会派工兵进行扫雷，也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为了迅速制止抢劫，由接管的干部和驻军组成联合工作组，日夜巡逻在与郊区交接处的中山北路及沪太路一带，对散兵游勇进行了收容，对散失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进行了收缴，逐步使社会治安情况有了好转，人心逐渐趋向稳定。

在接管中面临的另一个紧迫任务，就是恢复生产。这同样是让刚获得解放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一个大问题。南下干部刚到大场时，群众田里的夏熟作物，因战争和阴雨，有不少都烂在田里没有收割，棉花也没有播种。大场镇以北，飞机场周围农村的房子，很多都被国民党拆毁。7月24日和25日，一场特大的台风袭击上海，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人祸没有来得及消除，紧接着加上这场天灾，群众的吃穿住都有不少困难。大场区又是一个蔬菜集中种植区，负有供应城市居民蔬菜的任务。面对这种情况，从 1949年下半年开始，接管会和各办事处的中心工作就是搞好生产救灾，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保证城市蔬菜的供应。1950年大场区农业生产恢复到解放前的水平，同时开始组织农会，对地主进行减租保佃斗争，为1951年即将进行的土改创造条件。至此，南下干部接管大场区的历史任务，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艰苦工作胜利完成。

在5月9日到达丹阳城时，华东局向渤海纵队第三大队要干部，去华东局财办搞支前，三大队就将益寿、高青、齐东3个县的干部组成1个大队、3个中队，由王靖宇同志（原齐东县县长）任大队长，胡维新任大队政委，直属华东局财办领导。广饶县4个班也随之编入该队，从此就与三大队分离了。5月10日，全体干部开会，胡维新同志讲话，强调支前工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大家服从组织调动。5月19日，沿着无沪公路步行70里，到达新安镇附近的倪桥街住下待命，听了华东局领导同志的报告，学习了约法八章、城市接管工作提纲、入城纪律、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各班还发了《上海市概况》，做了接管上海市的准备工作。5月25日，解放军从市郊攻入市区。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同志们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这时，上级指示我们，要组织两个梯队进入上海，有的去接管重工业，有的去接管轻工业，还有的去接管农村处等单位。5月27日，中外闻名的大城市上海解放了！消息传到我们驻地，同志们都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说我们要进入上海工作了。5月29日，上级通知第一梯队进驻上海，广饶县的4个班去了两个班和两个班的正副班长。其中马增祥班有李曰德、李庆文、宋同德、李德新、高延选、孟昭海、郝有声同志；薛保友班有耿鹤亭、延相铎、延慈亮、延秀英、郭锡祥同志；两个班的正副班长是宋壁、马次云、张家声、盖茂棠等，共22人。进入上海后，先到一个橡胶厂住了一夜，后到百老汇大厦住下。当时不少同志都想到街上看看，但纪律规定不能随意外出，因上海刚解放，有些国民党的残兵尚未彻底消灭，有时还听到枪声。在百老汇大厦住了6天就分配到各单位去接管工作，薛保友、延秀英、盖茂棠等同志到财办的农林牧场；孟昭海、郝有声同志到复兴岛（该岛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仓库，存放有很多军事物资)。6月22日，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接到通知，回百老汇大厦待命，27日到同济大学集中，3天后又转到交通大学集中学习。据中队领导人孙兴国同志传达，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高青、齐东、益寿（包括在无锡的同志）3个中队随十兵团进军福建。当时听说福建山区雨很大，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水土不服容易生病，方言复杂工作难开展。条件不如上海、苏杭地区，而且离家更远，因而许多同志思想一时转不过来。是前进还是后退，在考验着每一个同志。广饶的同志思想情绪还比较稳定。针对同志们存在的各种思想，上级领导反复介绍了福建的真实情况，并一再强调去福建工作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党的号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有组织性、纪律性，应当服从组织决定。通过学习讨论和思想教育，同志们表示服从革命需要，继续南下福建。

编审：彭建新

监审：许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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