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公元1729），清朝著名书画家、名列“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受任乐安（今广饶）知县。

李方膺（1695年-1755年），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字虬仲，号晴江，又号柳园、借园、秋池、白衣等。生平性格傲岸不羁、磊落直爽，自幼无求进取功名之心，下学后不愿科考，但善喜书画，尤以松、竹、梅、兰称绝。

李方膺出身宦门，其父李玉鋐官至福建按察使，颇得当朝雍正皇帝赏识。雍正七年夏，李玉鋐奉旨进京见驾，因其年事已高，李方膺随父从行护理，亦遂受到召见，答问知识渊博，极为器重。当即举贤良方正，特旨交河东（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委山东乐安县令，使李方膺由一布衣破格授七品知县，同年秋天到任，时年三十二岁。他执政乐安县后，初展恢弘大志，励精图治，为县民兴利除弊，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称颂。

当时，有不少人善争健讼，动辄官司纠缠，扰及乡里，闹至公堂，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安宁和农桑事业。当时民间俗传有此一事：乐邑城东，有吴、王两姓，互为邻居，因祖产宅界纠纷，各找文强写呈诉讼，打官司数年之久，以致弄得资财殆尽，倾家荡产，怨恨越结越深。随着时代的转换，人虽易、事仍传，延及后代子孙，结为世仇，誓不两立。李方膺到任后两家官司又起。他受理此案后，首先查明案不施行严刑逼供，而是分别与两家温和接谈，讲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典故。他最后说：“你们父辈引起争讼的一墙地界，价值几何？你们原是殷富之家，现今两败俱伤，破产沉沦，其田园资财何处去了？”就这样，便两家明白了吃亏在于讼棍撺掇，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实感悔悟，后两家抛却前怨，罢争息讼。

在当时的乐安县，此类案件屡见不鲜。面对此种情况，李方膺详细调研了县内风土民情，查阅了历任的有关案卷。发现凡争讼之家，多系田界宅基之类小事，并非关乎人命奸情大事。这些小事所以能引起争讼，闹至官司不休，使其倾家荡产，这其中的梗阻，主要在县内几十名讼棍身上。这些以写呈子为生的讼棍，唯恐百姓不打官司，自己失去衣食之源，便承揽讼诉，从中刀笔撺掇，借以中饱私囊。找出县民争讼的根源后，他在审理官司时，除注重事实，秉公决断外，还注重加强对原告被告双方的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利害攸关处劝勉，使当事之人无不感佩，一些人当场罢讼，和好如初。

李方膺仕乐安前，历年官府向民众征缴苛捐杂税繁多，群众怨声载道。他到任后通过调查了解，在掌握了真凭实据的前提下，向上司写出了有关减除苛税的《革牙贴市税议》奏章。要求革掉牙帖税等杂捐，以减轻群众负担。当述及国课与杂税之别时他写道：“乐邑应纳课程者二十一行，不应纳课程者四十五行。有贿于官，则必有刻于民。其为民也，斗粟尺布之经营，箪食豆羹之利息，多积一钱则俯仰有赖，多废一钱则力作徒劳，忍以零星索取暗瘠百姓乎。”寥寥数语，是体恤人民疾苦的写照，是对旧官府盘剥乡民的鞭挞。后上批谕，革除了小猪行、麻绳行等23条杂税，使县民极为感激。

雍正八年，山洪爆发，由济南来之小清河水，从牛山来之淄河水，齐注乐安入海。因坝低河窄，难以容纳来势凶猛之洪水，造成淄水泛滥，小清河外溢，近乡田舍庄园毁于一旦。李方膺亲入灾区视察，见许多灾民房倒屋塌，乡民流离失所，有的爬上树梢躲险，有的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往外地避难。在灾情饬重，灾民少衣缺食无房住的情况下，他便毅然负起责任，不待上司批准，即动用仓存官粮1200石，赶急设点施粥救济灾民，使处于饥饿中的灾区群众，度过了这一难关李方膺并不仅以灾民饱肚为止，他更考虑长治久安，彻底根除洪水祸害之举，从而实行无倦之政。他对乐邑境内的济水（小清河）、淄水、女水（泥河子），渑水、支脉沟、福民河（预备河）进行了全面勘察，最后认定小清河、淄河贻害较大。为了弄清灾源，遂组织人员深入水源摸清地理脉络。在此基础上，他慷慨陈词，写出了《重开小清河详陈》的上疏奏章，要求朝廷恩准以工代赈，动用粮款以浚渠筑堤，制服水患。当涉及灾水来源时他写道：“小清河古济水也，自历城而东横穿七邑；经章邱之城东、邹平之东北，长山新城（今桓台）之城北、高苑、博兴之城南、乐安之东北由淄河门而入海；七邑之南有崇山复岭，长渠广川。如邹平之沙河、白条河、朱龙河，新城之范阳河、孝妇河、郑黄沟、麻大湖，博兴之乌龙河；乐安为众水汇合入海之门户。若至秋水泛滥，即使数倍河身亦不能容四面汪洋之水。”上述数语，充分说明李方膺深入实地，摸清灾原的良苦用心，以解决老百姓安危为已任。更为可贵的是，在奏章未恩准之前，他不顾官场中迭次报灾的“禁忌”和同僚们的劝阻，打破官场惯例，置自己的前程于不顾，撰写并呈递了《重开小清河二详陈》的奏章，再次上书皇帝为民请命。当述及动工事项时他写道：“至所堵之决口，所疏之河身俱是现成故道，不移尺寸田庐民舍，估计动土113366.2方，每方银7分，共银7935.634厘，实系丈量估算，卑职不敢稍有臆造”等语，奏章具体确切，丝丝入理，终于讨取了皇帝恩准动帑兴工。有此抢救，实现了堤防坚固，河道疏通，消弭水患的意图。他首出仕任，便以如此魄力，解决百姓急难，颇使邑人感恩戴德，广为赞颂，实在算得起一大政绩。约略二百年后的民国6年，乐安续修县志时，还在为他著书念功。

乐安东北有芟草地3890亩，乃康熙三十年时沿袭下来的王朝庄田，老百姓称“官地”。因其地肥粮轻，多系地方豪强有势之人霸种，而贫苦农民虽有劳力而无地耕耘，导致生活无着。身为县令的李方膺，察知此情后，毅然自负其责，清理地亩，摸清无业贫民，最后确定分给他们永远为业。贫苦群众分得土地，得以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欣喜异常。

李方膺仕乐安三年，时日短暂。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还著书立说，给乐安县留下了历史记载，即他亲自编纂的雍正十一年的《乐安县志》（亦称《李方膺志》)。他认为县志是一县大事记载之史，此事万不可废。他在处理政务之余，独任其劳，邀邑之贤达学士，聚于县城之明伦堂，倡各举所见所闻，聚60余年所发生之大事，广为搜集，并亲自进行撰修、整理、严加推敲核实，把自己的观点写进诸项事端，积三年之辛劳，终于大功告成。全书 20 卷， 约 12 万字， 每卷 1 志， 分别为：星野 ( 附图考 ) 、 建置 ( 附疆域 ) 、 川泽 ( 附堤桥 ) 、 城池、 田赋 ( 附盐法 ) 、 公署 ( 附铺递 ) 、 学校、 兵防 ( 附海汛 ) 、 职官、 选举、 宦绩、 人 物、 恩荣 ( 附坊表 ) 、 列女、 风俗、 物产、 祀典 ( 附祠墓 ) 、 五行、 杂记 ( 古迹、 封建、 外徙、 物妖、 孝感、 人瑞 ) 、 艺文 ( 奏疏、 条议、 记铭、 传序、 杂诗、 格言 ) 。此志书没有来得及刊印，他即调莒州任知州去了。为念其功德，他的继任者，在其县志上曾书“莒州知州李方膺撰”以记之。后被列为山东名志之一。名士刘柏评价云：“考据详明、睹若指掌，凡夫历岁之吉祥，山川之封浚，户口田赋之登耗，嘉言懿行之景烁，莫不秩然有条，灿然有文，瞻而不诬，简而能括，龙门扶风之胜，兼而有之”，可谓鉴论公允，切中肯繁。

李方膺在乐安县请赈以救灾民，南筑曲堤以容淄流、北浚福民河以除水患，分佃芟草地亩以恤贫穷，革除滥征市税而轻民累，修汉相倪宽墓以重前贤，使全县政臻于大治而方民称倾。

李方膺为官清廉，刚直不阿，然因体恤民情，时有触犯上司和损及地方豪强利益之处，故屡遭谗陷。后又任兰山（今临沂）县知县，曾两度罢职，一次下狱，仕途坎坷委曲，历经宦海沉浮。因深孚众望，当群众知道他在青州府监狱坐牢时，前往探望者络绎不绝。因狱吏不准接见和传递，乡民把带来吃、穿、用的物品，从墙外投入监狱。

后案情大白出狱，他留恋故邑乡亲，五年后重返乐安探视，并以梅作画，题“萦怀诗”一首，云：

羞见旧县诸父老，三间茅屋卖梅花。别后五年牵心事，水浸墙根几百家。

足见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百姓的生计与安危。后又升迁安徽潜山知县，滁州知州，合肥知县等地方官，终因触犯上司，知府向省藩司进谗，遂以贪赃罪被弹劾，拖了三年才结案，案情虽已弄清，而他的宦海生涯，也自此结束了。

李方膺为官数十载，两袖清风，家无余资。退出官场后，长期隐居金陵（今南京)，寄寓项氏花园，故自称“借园”。并与袁枚、沉风、金农等人为友，过从甚密，留恋于松竹、园林，寄情诗酒、淡泊度日，并挥毫卖画为生，兴奋之余，他写了一首《自题风竹》的绝句：

几年宦海任飘蓬，嗣后关门作画工。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笑狂风。

后生计维艰，又加他禀性孤傲，多与世俗不谐，迭遭波折，长期抑郁忧愤，在咽症与贫困交加之下，于通州（南通)故家病逝，卒年60岁。

著作有《书画记略》、《苍山文房集》、《桐阴画论》以及大宗画卷。他的这些遗作，现已成为我国画苑中弥足珍贵的精品。

编审：彭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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