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陈少明《问物：可触摸的意义》

问物

可触摸的意义

陈少明 著

三联人文

精装，325页，定价：75元

ISBN：978-7-108-07891-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本文节选自《问物：可触摸的意义》第六篇《物、人格与历史——从“特修斯之船”说及“格物”等问题》，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文丨陈少明

经典的边角料往往是后来者思考的新起点，古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的“特修斯之船”，就是这类不经意留下的观念遗产。据其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有一条运载国王特修斯（也译“帖修斯”或“忒修斯”）及一帮年轻勇士历险返回家园的三十桨船，为希腊人所长期保存。其保存方式是：“他们将腐朽的古老船板拆下来，装上崭新而又坚固的材料，以至这艘船在哲学家中间，就事物自然成长的逻辑问题成为一种永恒的实例：一方面是要保持船只是原来的形状，另一方面又极力证明已经大不相同。”这一描述被简化为“一件原材料被替换掉的器物，是否还是原来那件器物”的问题，成为后世哲学家如何理解事物同一性的有趣考题……

古典悖论，或者思想实验

事实上，是否真的存在过这条“特修斯之船”，我们不知道。但是，即便它是虚构的故事，也不妨碍问题的意义。哲学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实验，并不需要事实的存在，其所设计的情形往往是想象的，如中国古代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庄周梦蝶”，或当代西方的“缸中之脑”及“中文屋”之类。

（明）沈周《写意册》之“庄周梦蝶”，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这类例子的设计者，一般是试图导出特定的结论，而有些思想公案的设计，则想让人陷入推论的两难，以暴露我们认知的困境，例如著名的“飞矢不动”，或“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后者我们通常称之为悖论。它不是让推论自相矛盾，就是让结论与常识背离。这类悖论的发现或构造，其目的与其说是深化我们对事物的知识，不如说是考验人类的认知能力。因此，即使只是对之做过稍加用心的思考，都是一种思想的锻炼。

“特修斯之船”也是这样的问题。表面上看，这被称为“同一性”的问题似乎来自日常现象，谈不上深奥。然而，对于哲学家而言，“同一性”几乎是理性的基石。因为没有同一性，事物的个体就无从识别。而没有个体的识别，现象变动不居，就不可能对万事万物做归类。没有类的有效把握，现象就没有秩序，现象没有秩序，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当然理性也就没有用武之地。

特修斯打败半人马，安东尼奥 · 卡诺瓦 塑

1795—1810/1819，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

日常生活中，任何个体的辨识都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的界定。一方面，被辨识的对象必须在时间上连续存在，另一方面，它不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空间中，“特修斯之船”也然。

霍布斯在相关的评论中，提及判断同一性的两个观点，一个是质料的同一性（the unity of matter），一个是形式的同一性（the unity of form）。依前者，只要质料不同，它就不是同一条船；如果质料部分不同，那就部分与原物有所不同，即是说它既是原船，又不是原船，这于理不通。依后者，则复制第二条样式相同的船的话，便背离了同物不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空间的常识。因此，这两种观点都不能圆满说明同一性的问题。

此外，霍布斯还提及一种否认事物连续性的论调（如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以及他自己关于如何对待运动事物（如河流）的另一种观点，即从其开端赋予其名称，而使其对整体始终有效。霍布斯的议论虽然并不复杂，然而包含值得进一步展开的观点。

拉斐尔《雅典学院》（湿壁画 1510—1511年）中的赫拉克利特

质料同一性是一种传统的观点，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例如霍布斯所举的蜂蜡的例子，蜂蜡是由其原料构成的，它变成什么形状都没有关系。人类很多物品，从食品到用具，其制造都依靠特定的材料。把对事物的理解还原为其基本的物质要素，其实是人类世界观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无论中国传统的五行及气，还是古希腊的四元素，都是这种思想的原始模型。直到今天，我们还发展出专门的材料科学。

霍布斯不赞成通过材料变化来判断“特修斯之船”是否具备“原装”的资格，其实是对这种世界观的质疑。那么，对船这种物品而言，其“自性”究竟何在呢？船不是蜡，也不是水，即不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制造的运输工具。任何制造物的形成，除了材料外，还需要形式的塑造，才能达成制造者的目的。而只要满足制造者或者使用者的要求，任何同类的产品，材料、形式相同，都有相同的使用价值。因此，器物才可以大规模复制，品质统一才是制造者的追求，它是作为类而非个体被生产出来的。只有在进入生活或生产秩序之后，它才会成为不同拥有者的财产或因操作程序需要而编上不同的号码以示区别。

但同类产品是可以被更换与代替的，对于使用者来说，不需要以确定船的身份为前提。就此而言，器物的身份辨识不是问题。真正的要害在于，“特修斯之船”并非任何一条同类的船，它是有历史的。

当然，强调物的变化或历史性，也可能被当作否认其存在同一性的论据。据霍布斯的引述，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两样东西会是同一的，从而，一个正站着的人与刚才那个坐着的他并不是同一个人；盛在一个容器里的水与被倒出来的水也不是同样的水。因此，个体化的始点并不仅仅来自质料，也不仅仅来自形式。”以人为例，从小到大再到老，人都是变化的，无论质料还是形式都不能作为其同一性的判别标准。此外，还有河流甚至城市，情况都类似。

针对这种赫拉克利特式的观点，霍布斯认为，如果确认同一性是通过接受固定名称来标示的，那么，对于变化的事物而言，在变化或运动的开端所做的命名，可以作为其身份认同的依据。“例如，一个人，其行为和思想全部出自同一个运动的开始，亦即都出自存在于其产生中的事物，则他就始终是同一个人。再如，从同一个源泉流出来的，将是同一条河流，不管是同样的水，还是其他种类的水，还是别的某种非水的东西。同一个城市，其法令连续不断地从同一部宪法制定出来，不管法令制定者是否一样。”

《利维坦》（霍布斯著）卷首图，1651年

霍布斯是有见地的。当我们读到“问苏格拉底他是否是同一个人是一回事，问他是否为同一件物体又是一回事”时，真心想为他的见解点赞。这让人联想起《庄子》“吾丧我”的寓言中，颜成子游向突然间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南郭子綦所提的“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庄子 · 齐物论》）的问题。因为今昔之辨也涉及对人格同一性的历时性把握。

然而，当看到霍布斯是从物质运动的角度把人与河流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似乎又感到惋惜。他没把人与物区别开来。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质料（细胞是不断更替的），也不在于形式（容颜与体态也是变化的），即不是肉身方面的问题，而是由心灵状态决定的。每个心灵都是独一无二的。“特修斯之船”与此相关，它不是自然的物质之物，其意义与人的历史相关，应该在生命及历史性这个基础上理解（详见下文）。不仅如此，所有社会性单位如家庭、城市或国家，也必须在这一背景下得以解释。霍布斯对人的理解，止步于物。我们要前进一步，从人的观点看问题。

人格与历史之物

“特修斯之船”不是某类船（如“三十桨船”）的型号，它是某条船的名称。希腊人之所以要维修它、更新它，不是为了保留一件可以继续使用的海运工具，而是为了纪念与那条船相关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承载过他们先辈的光荣与梦想，或者挫折与苦难。一开始，它只是一条普通的船，估计也只有个编号而已。当它被作为纪念物保存时，才可能用“特修斯”命名。不过，不管它是否有个专名，在维修这条船的希腊人看来，维修前后它都是同一条船，否则其工程就没有意义。后人用“特修斯之船”称呼它，符合希腊人的态度。因此，问题在于，为何即使全部原材料都被更替的情况下，希腊人也认定它是同一条船？无论是质料还是形式的认同标准，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与人的认同方式有内在的关联。

《尤利西斯与塞壬》，约翰 · 威廉姆 · 沃特豪斯 绘，1891年，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馆藏

物体的同一性，其实是由人来把握的。即使对某些有灵性的动物，人也多按一般物的模式从外部辨认。但人对人不仅可以做外部辨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内部确认，我们称作自我认同。生而为人，我们都知道自我认同既不靠辨别容颜、体态，也不是熟记名字，而是借内在记忆把当下的体验同过去的状态联系起来。

在《庄子》的“吾丧我”中，子游之所以对子綦发出“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的质问，原因在于只有子綦才具备回答问题的资格。所谓“我”就存在于这种连贯的记忆中，经验的连续性就是人格同一性的依据或保证。基于先天（遗传）以及经验的因素，人格的形成千差万别。因此，人性与个性不可分离，正是人与物的重大区别。当然，自我认同与辨识他人，途径并不一样。容貌与名字自然是识人的初步依据。不唯此，他人的言行（包括口音、笔迹）也是辨认的线索。如果了解其生平阅历，则更能加深对其人格的了解。因为对人的认识，不仅是个体性的把握，同时也是对其个性的了解。虽然人的社会身份（或者职业角色）是类型化的，某些职能可以相互取代，但每一个自我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希腊人对那条船进行维修保护时，那条船就成为他们的纪念物。纪念物不再作为原来的工具起作用，即它不再用来运输物品或旅客，而是为特定目的成为被观赏和思索的对象。但不是任何一条同类船只都可充当这一角色，唯有那条与所纪念的事件相关的船，才能担任此职。纪念物与人物一样，是有个性的，它没有人格，没有自我意识，但不妨碍人们用看人的眼光来关注它，因为它在人的历史中留下了不一般的痕迹。

相传的故事是：雅典国王伊吉斯的儿子特修斯，在国家危难时自愿同其他平民一起被送到克里特岛做人质，后来历尽艰险，成功逃回家园，从而成为新国王。而这条船，正是他当年扬帆回归的载体。对于事件相关者及其后人而言，这一纪念物可以唤起对国王和他的同伴英雄事迹的记忆，而对于隔代之后的雅典人来说，这一纪念物便成为文物。人们通过传说或记载中与之匹配的信息，依靠想象而非回忆，去缅怀祖先的丰功伟绩及感受民族悲壮的命运。世界历史上，与船有关的事件比比皆是，只是大部分的相关船只消失了，只有少量保存下来，有些则需要仿造。

《被特修斯遗弃的阿里阿德涅》，安吉莉卡 · 考夫曼 绘，1774年

例如最早一批移民美国的英国人所乘坐的“五月花”号，今天在波士顿附近的普利茅斯就有一条仿造的纪念船。在夏威夷港口，因珍珠港事件被日军炸沉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依然横亘在海水中，只是露出水面的舰桥上托着一座造型如白色棺木的美军殉难将士纪念馆。而我们的嘉兴南湖上，更留有今日用以纪念中共诞生百年的仿制红船。

纪念物或文物的价值不同于原物的实用价值，新的价值是历史或文化的象征，是精神赋予的。这里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关于历史的意识。

第一个方面，是器物在历史中的位置。历史不是均匀的，它变化起伏，不同的人物与事件，对理解历史的价值不一样。作为联想导具的器物，出现的历史场景不同，作用自然有区别。它有若干鉴别的标准，如时间远近，人物身份高低，或事件影响大小以及独特性。其他如造型、工艺、完整程度，则是派生的标准。独特性很重要，如果所得器物遍地开花、俯拾皆是，那还珍贵吗？这种鉴别模式，其实就是把物当作人，是基于对个性的追求。文物是依据文化的价值分级的。

第二个方面，是人对器物历史的认知。除了少量专门设计的纪念品之外，所有的器物都有自己的用途，或者是生产工具，或者是社会物品（如货币）。如果我们对过去的遗物缺少历史的辨识能力，那些旧物便是过时的废品。同时，即便了解物品的出处，如果它与我们的兴趣无关，同样也是无用的东西。只有你意识到它对你的历史价值，旧物才是故物，才可能成为文物。就后者而言，它的意义就是精神赋予的。器物不直接显示意义，珍藏者或观赏者要从在场的器物中看到不在场的文化。

当“特修斯之船”被保修存留之时，它满足了上述纪念品或文物的两个条件。对雅典人而言，尽管不是原装，即使不再航行，它也是那条船。那条船的存在，就像一个历史的老人坐在那里，随时可以向世人讲述岁月的沧桑。这是一种人格的化身。人的一生，肉身（质料）与容貌（形式）甚至能力都处在变化中，我们不会将其分割成不同的人。一条饱经风霜的老船，不能因为它有脱胎换骨的维修，就将其在不同时期运载过的人与事，说成是发生于不同船上的故事。当然，古船因其技术与规模的限制，负载的故事相对单一。很多名胜，由于声名远播，造访方便，故事更丰富。

中国传统中，黄鹤楼上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还有传说中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这些故事或传说会令古迹增添魅力。因此，人们不仅努力维修它，甚至在被毁灭的废墟上反复重造。在重建者的心目中，它就是古物的化身。

史上黄鹤楼最早的一张照片

由英国旅行家约翰 · 汤姆逊摄于1871年

霍布斯在提及以形式作为认同标准的困境时，对“特修斯之船”提出了一个延伸的思想实验：假如原船的材料被替换下来后，利用这些原材料，再造一条模样和功能都一样的船，那两条船都有资格成为“特修斯之船”吗？霍布斯认为，依据常理，一个个体在同一时间只能出现在同一地点，否则就不能满足同一性的条件。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拟人的观点看，同样不能同时接受两者具有相同的代表性。

那么，假如二选一的话，孰是孰非呢？如果以质料作为同一性的标准，就会认为重新组装者才是其合法的继承者。但若是引入时间的因素，考虑将不一样。由于被重新利用的原料是在原船维修过程中慢慢积聚的，而原船因维修则一直在时间上延伸保存着，它先于新船历史地被承认了，因此新合成的船只能说与原船有关联，而不能取代原船。假如一开始把旧船拆后重新组装，那么就不会出现与之做身份竞争的仿制品，它自然是唯一合法的存在者。因此，其身份的确认依然与历史生命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