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手批文心雕龙札记》
尹梦、李聪 整理
孟琢 审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10月
前言
孟琢
《文心雕龍札記》是黄季剛先生唯一完整的學術著作，也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之作。在此書中，黄侃貫通文學、小學、經學等不同領域，對《文心雕龍》進行了精彩透闢的講解與闡發，其中的學術觀點爲各種《文心雕龍》注釋、研究所吸收，對現代“龍學”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之功。
黄侃四十八岁像（据《量守居士遗墨》）
《文心雕龍札記》的通行本是中華書局於1962年出版的黄念田先生整理本。2019年，黄焯先生的後人將一批黄侃藏書、手稿交由上海朵雲軒拍賣，其中有一册《文心雕龍札記》手批本，該本是黄侃任教武漢時（1919—1926）的課堂講義，即“武漢本”。[1]全書共31篇，書後印有“武漢高等師範學校教員黄侃纂”數字，其中“武漢高等師範學校教員”被墨筆刪去，只留“黄侃纂”三字，黄侃不屑於一校一職的狂狷之態躍然紙上。眉批中有“蓋緯有附益而起原，言不盡誣，昔時攻之過甚，殊自悔耳”的表述，亦可見黃侃學術思想的前後演變。手批本的底本“武漢本”是《札記》全書的首次刊印，有大量通行本未見的佚文，又有黄侃施加的墨、紅兩色標點批注，涉及文本訂正、字詞訓詁、文意講解、思想闡發等，堪稱《札記》的最善之本。我們對黄侃手批《文心雕龍札記》的版本源流、思想旨趣、學術特點與時代印記進行説明，使讀者更全面地瞭解它的文獻價值與學術意義。
一、黄侃手批《文心雕龍札記》的版本概述
《文心雕龍札記》經歷了由課堂印行講義向正式出版書籍發展的過程。根據“龍學”慣例，《文心雕龍》篇目一般分爲“總論”“文體論”“創作論”三大部分，《札記》的創作與刊印並非一蹴而成，而是沿著這三部分内容逐漸完善的，其主要版本依次有：
（一）北大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鉛印本《札記》一册，爲黄侃1914—1919年任教北京大學時的課堂講義，每篇書口標有專業、年級，如“一二三年級國文門”“文學門一二三年級”等字樣。其中收入《題辭及略例》及《神思》以下屬於“創作論”的16篇。
（二）武漢本。即本書之底本，爲黄侃1919—1926年任教武漢高等師範學校時的課堂講義，其成書下限大約在1923年[2]。其中收入《題辭及略例》及“總論”“文體論”及“創作論”共31篇，《定勢》《情采》《事類》三篇爲手抄，較北大本多出15篇（諸本所收篇目差異詳見表1），其中“創作論”部分增加《指瑕》《養氣》《附會》《總術》4篇，可見《札記》至此時已全部成稿。由於帶有課堂講授的性質，《札記》講義的内容均較其後的正式刊印本更爲豐富，措辭也更爲自由、激烈。
（三）《筆記》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鉛印本《文心雕龍筆記》一册，爲黃侃弟子顧名在1922年協助汪大燮創辦平民大學期間，將其師黃侃的北大講義編爲《文心雕龍筆記》，作爲平民大學的講義。其中收入《神思》以下屬於“創作論”的20篇。根據周興陸先生的研究，《筆記》本是從北大早期講義到文化學社本的重要橋樑。
（四）《新中國》本。1919年，黄侃在《新中國》刊發《文心雕龍札記夸飾篇評》《文心雕龍附會篇評》等2篇。[3]
（五）《華國月刊》本。1923年，黄侃在《華國月刊》刊發《補文心雕龍隱秀篇（並序）》。1925—1926年，刊發《題辭及略例》及《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等9篇。[4]
（六）《晨報副刊》本。1925年，黄侃在《晨報副刊》刊發《題辭及略例》及《原道》2篇[5]。可能由於版面限制，在報刊連載中，他對《札記》講義進行刪改，去掉了大量文選内容，也有一些行文上的改動。這些刪改爲其後《札記》的正式刊印本所吸收，形成了《札記》版本源流中“課堂講義”與“正式刊印”的差異。
（七）文化學社本。1927年，黄侃將《題辭及略例》及《神思》以下屬於“創作論”的20篇交付文化學社刊印，這是《札記》的首次公開出版。黄侃刪去了《札記》講義中的一些激烈言辭，並在行文上有所改動。根據周興陸、張海明等先生的研究，文化學社本的出版，與黃侃不滿於顧名《文心雕龍筆記》與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中“襲取師説”的行爲有關[6]。
（八）《文藝叢刊》本。1935年黄侃逝世，1937年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紀念專號刊發《題辭及略例》及《原道》以下屬於“總論”和“文體論”的11篇。《文藝叢刊》本與文化學社本篇目不同，從文字比勘看，應源於《華國月刊》本及《晨報副刊》本。
（九）川大本。1947年，四川大學學生彙集文化學社本及《文藝叢刊》本，集資刊印《札記》31篇全本，由成都華英書局發行。唯其印量極少，缺乏學術影響。
（十）中華書局本（通行本）。1962年，黄念田彙集文化學社本及《文藝叢刊》本共31篇，交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刊印出版，即今通行本《札記》。
諸本源流如下圖所示：
表1 《札記》不同版本所收篇目一覽
民國講義的撰寫、發表與刊印情況頗為複雜，課堂講義可以不斷增印，正式發表亦可屢加修改，從前者到後者往往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其中多有不可考者。據黄念田、黃焯先生的回憶，《文心雕龍札記》31篇成於黄侃任教北京大學時，在1919年之前全部定稿。[7]就《札記》的版本流傳來看，以下信息還值得進一步玩味：（1）在北大本（1914-1919）中，收入了《題辭及略例》及《神思》篇以下的16篇。（2）在武漢本（1919-1923）中，收入了《札記》全部的31篇。（3）在《筆記》本（1922）中，收入了“創作論”部分的20篇。（4）在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始作於1923年，刊印於1925年）中，參考、抄錄了《札記》中25篇的內容[8]。按：顧名於1915年考入北大，1918年入國文門研究所爲研究員，1919年參與了《新中國》月刊的創立。范文瀾於1914年考入北大，1917年畢業，自稱“曩歲遊京師，從蘄州黃季剛先生治詞章之學。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札記》二十餘篇，精義妙旨，啟發無遺。”在黃侃1919年赴武昌之前，二人似皆未獲睹《札記》的31篇原貌，故所取者有限。因此，我們將《札記》的最終定稿時間推後四年，認爲它創作於黃侃任教北大時期，在1919年時基本成型，全部刊印定稿於黃侃任教於武漢高等師範學校時期，不晚於1923年6月[9]。在《札記》的刊印過程中，無論北大本、《筆記》本還是文化學社本，“創作論”的相關篇目都率先結集定稿，這與《札記》的創作目的不無關聯。黄侃在北大承擔詞章學教學，相當於後世的“文章作法”[10]，《札記》本爲指導文章寫作之用，這一創作動機亦體現在黄侃先行刊印“創作論”的發表順序之中。
通過對《札記》版本源流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黄侃手批本的版本價值。一方面，武漢本是《札記》的最早全本，完整保存了《札記》在課堂講義階段的歷史面貌，與正式刊印的通行本系統有所不同，印數極少，今已稀見[11]。另一方面，手批本中有大量的黄侃親筆校訂、批注，黄念田整理《札記》通行本時並未吸納，更彌足珍貴。下面詳細論之。
（一）武漢本的文獻價值
武漢本的内容比通行本更爲豐富，有大量通行本没有的正文、文選及雙行小注，這些佚文共近兩萬餘字，約占《札記》總篇幅的十分之一以上。因此，武漢本更能呈現《札記》完整的文本面貌，全面反映黄侃的文學思想與教學理路。
首先，武漢本的正文較通行本爲多，可以據之補足後者。如《正緯》釋“孝論”，通行本作“即《孝經》《論語》”，武漢本於其後多出“六朝人聯稱二物往往圖省，如《老子》《周易》謂之老易，帝堯、老子謂之堯老”一語，解釋更爲詳盡。在《明詩》《詮賦》《議對》《書記》《神思》《體性》《通變》《章句》《比興》《事類》《指瑕》《總術》諸篇中，皆有通行本未見之正文，其中重要的内容，我們將在下文深入論述。
其次，武漢本的文選亦較通行本爲多。中國詩學中向來有合“法”與“選”爲一體的傳統，《札記》本爲教學之用，在辨析文體、指導創作時多徵引文獻以爲參證，這是它的基本體式。《題辭及略例》云：“唯除《楚辭》《文選》《史記》《漢書》所載，其未舉篇名，但舉人名者，亦擇其佳篇，隨宜迻寫。”武漢本多雙行小注：“四書皆非難得之書，亦學人宜常以置側者，翻尋自易，講授時宜挾以登席。”黄侃要求學生預備四種典籍，以備隨時翻尋，其餘文選則録於《札記》之中。作爲課堂講義，武漢本不受發表的版面限制，多有通行本中未見的文選，茲統計列表如下：
表2 武漢本多出之文選
再次，武漢本比通行本多出近百則雙行小注，内容包括字詞訓詁、典故説解、文意發明、思想闡釋等，亦可據以補足後者。如《宗經》釋“旨遠辭文”，引《周易正義》曰：“其旨遠者，近道此事（事也），遠明彼事（理也），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於野，近言龍戰（事也），乃遠明陰陽鬥爭，聖人變筆（理也），是其旨遠也。”括弧内注文爲武漢本獨有，以“事”“理”之辨闡發“辭”“旨”關係，析義甚精。
最後，作爲《札記》的早期版本，武漢本亦有可資訂正通行本之處。如《徵聖》：“蓋正言者，求辨之正，而淵深之理，適使辨理堅強。”武漢本作“求辨之立”“淵深之論”。按，此既避免用字重複，亦與下文“體要者，制辭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令辭致姱美”中“制辭之成”“婉妙之文”對偶，當從之。又如《聲律》：“旁紐。［雙聲同兩句雜用，如田夫亦知禮，（寅）賓（延）上坐。］”武漢本作“雙聲同聲兩句雜用”。按，“雙聲”指聲母相同，“同聲”指聲調相同，所舉之例亦爲此意，當從之。《總術》：“遲則研京以十年。”武漢本作“研索”，當從之。
（二）黄侃手批的獨特內容
黄侃手批包含了對《札記》文本的校訂，這並未被黄念田整理本所吸納，我們可將其視爲《札記》文本之定稿，據以校正通行本的字句訛誤。如《原道》：“以爲文章本由自然生。”手批增“而”字，作“以爲文章本由自然而生”。《附會》：“大抵著文裁篇，必有所詮表之一意，約之爲一句，引之爲一章。”手批增“爲”字，作“必有所詮表之爲一意”。《宗經》：“道術未裂，學皆在於王官。”手批改作“統於王官”。《章句》：“然則文法之書，雖前世所無，自君作故可也。”手批改作“自我作故”。《頌贊》：“疏曰：諷是直言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手批增“之”字，作“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與《周禮正義》同。《樂府》：“蓋以歌辭至繁，難可盡録乎？總集以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録爲最備。”“乎”武漢本作“於”，手批增“至”字，作“蓋以歌辭至繁，難可盡録。至於總集，以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録爲最備。”黄侃或修訂文句，使行文更爲通順整飭；或錘煉字詞，讓表述更爲精確細密；或勘定引文，改正《札記》中的徵引訛誤。凡此種種，皆可據以校正通行本。
《黄侃手批文心雕龙札记》书影
綜上，無論内容的豐富性還是文本的準確性，黄侃手批本都有通行本不及之處。作爲倉促印行的課堂講章，武漢本亦難免訛誤遺漏，但作爲黄侃手校的最初全本，實有重要的版本價值。本書即以武漢本爲底本，參校以北大本、《文心雕龍筆記》本、《新中國》本、《華國月刊》本、《晨報副刊》本、文化學社本、《文藝叢刊》本、川大本、中華書局本、文史哲出版社本等，試圖整理出《札記》的最佳之本。
二、黄侃手批《文心雕龍札記》的思想旨趣
黄侃手批《札記》不僅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在它的佚文與黄侃批注中，更鮮明地體現出黄侃“積學能文”的文學思想。作爲章黄一脈相承的文學旨趣，這一思想散見於《札記》各處，武漢本則爲我們展現出前所未見的、集中而精彩的論述。在《神思》“積學以儲寶”句下，有一段重要的佚文：
文章之與學術，猶衣裳之與布帛，酒食之與粱禾也。善炊者不能無待于斗粲，善裁者不能無待于匹䌳，然則爲文獨可無學乎？古之時道術未裂，文章之所載非王官世傳之法，即學子誦習之編也。歌詩之用，雖與文史稍殊，然選之者不能無材知，習之者不可無方術，故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歌詩者本之情性爲多，而尚不能無學，何況推尋倫理、揚搉事物之言乎？自六籍散爲九流，學雖不同，文亦異狀。要之，二者未嘗相離，窾言以爲文者，其時所無有也。自漢以來，單篇益眾，然大抵樞紐經典，咨諏故實。魏晉以降，玄言方隆，載其心習以斷經義、辨形名，往往思湊單微，超軼前哲。尚考六代文士，幾無無學之人，謝莊工於辭賦而巧製地圖，徐陵善爲文章而草作陳律，此則學有餘裕、宣被文辭之明驗也。後之人或舍學而言文，或因文而爲學。舍學而言文，則陳意縱高，成文反拙。此猶但讀丹經，不求藥石，空持斤斧，不入山林，蹈虚之弊，既有然矣。因文而爲學，則但資華采，叵見條流，此猶集鷸爲冠，雖美而非衷服；屑玉爲飯，雖貴而異常餐，逐末之弊，又如此矣。是故爲文之道，首在積學。論名理者，不能不窺九流之言。推治道者，不能不考史傳之迹。辨禮制者，不能不熟於姬公、孔父之籍。正文義者，不能不求之《説文》《爾雅》之書。作賦者須多誦而始工，考古者必博見而定論。若乃言當代之制，措時勢之宜，尤非高語文章、坐憑匈肊者所能辦。是故積學能文，可分三等，上焉者，明於本數，係於末度，精粗小大，罔不合宜。次焉者，亦當篤信好學，則古稱師，持以爲文，庶無大咎。至於餖飣瑣屑，捆拾叢殘，于學于文，兩無足道，斯爲下矣。
這段文字首見於北大本，爲黄侃任教北京大學時所作，文化學社本無，遂不見於通行本。黄侃手批武漢本時，對其詳加校訂，共有11處改動及4處批注，可見其重視程度。在他看來，把握文章與學術的統一關係，是深入理解《文心雕龍》“創作論”的根本問題。“爲文獨可無學乎”，以學術爲文章之根基是先秦、兩漢、魏晉以來的一貫傳統。《詩》雖本於性情，但也受到先秦文教制度的深刻影響；兩漢文章“樞紐經典”，與經學傳統密不可分；魏晉文章思想精微、條理縝密，得益於玄學的思想滋養。學術與文章的緊密結合避免了“窾言以爲文”的弊端。黄侃眉批曰：“窾，苦管切，音款，空也。《史記》：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在文字訓詁中，暗含著“實”與“聲”的關係問題——學術爲文章之“實”，文章爲學術之“聲”，二者之間具有内在的統一性。
黄侃手批《尔雅义疏》书影，章太炎故居藏
唐宋以降，隨著學術與文章不斷分途，出現了“舍學言文”和“因文爲學”的雙重弊端。前者使文章空洞蹈虚，流爲缺乏内涵的修飾辭藻；後者使學術捨本逐末，難以把握學理的源流脈絡。爲了克服這些弊端，黄侃提出“爲文之道，首在積學”的主張，認爲作文者需要具備小學、經學、史學、子學的深厚學養。黄侃之“爲文”如此，其“爲學”亦必不拘泥於一端，其文章學術之貫通博洽，如出一轍。關於“史傳之迹”，黄侃眉批曰：“九通，謂《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續通典》《續通志[典]》《續文獻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強調史學不僅在傳記之文，更在於歷代的典章制度之學。他將“積學能文”分爲三等，上者貫通中國學術的源流本末，次者堅守古典學術的歷史傳統，下者不過是餖飣瑣屑的知識碎片。章黄之學極爲重視古今源流的歷史考察，“求其統系者，求其演進之迹也；求其根源者，溯其元始之本也”[12]，這是黄侃“系統條理之學”的内涵所在，也體現在其對“積學能文”的思考之中。
黄侃手批《唐诗纪事》书影，私人收藏
學術與文章的統一是清代以來重要的文學主張。章學誠認爲學問猶如“志”，文章猶如“氣”，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文史通義·文理》：“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于文章，亦爲學之發揮。”[13]在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論著中，更體現出鮮明的“以學統文”的傾向。黄侃的文學思想深受章太炎影響，太炎主張“文學復古”，“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14]，一方面立足“小學”建立名實密合、精確典雅的語文體系，作爲“文學復古”的基礎，另一方面辨析“學説”與“常語”的文體差異，提倡以學術文體規範一般文體，將經傳箋疏之體吸收到文章寫作之中。[15]在《札記》中，黄侃提出了“通變之爲復古”的主張，武漢本中亦有“今日所處，亦通變復古之時”的佚文。“復古”著重於對歷史傳統的繼承，“通變”著重于因應現實而生的新變，“積學能文”正是“通變復古”的具體途徑，旨在從中國傳統學術中汲取豐富的語文資源、文體資源與思想資源，以適應中國文化古今之變對文學提出的新挑戰。
這段佚文是對黄侃“積學能文”思想的集中表述，深刻論述了文章與學術的統一性，鮮明地展現出黄侃文學思想之要旨。在《札記》中，黄侃屢次強調“學習”“博學”的文學意義，如《體性》：“雖才性有偏，可用學習以相補救……求其無弊，惟有專練雅文。此固定習之正術，性雖異而可共宗者也。”《明詩》：“夫極貌寫物，有賴於深思，窮力追新，亦資於博學。將欲排除膚語，洗盪庸音，於此假塗，庶無迷路。”皆可與此互證。
三、黄侃手批《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特點
“積學能文”的文學思想塑造了黄侃手批的學術風貌。黄侃對《札記》的批注，既有對文本的修訂，更有對學術思想的説解，帶有某種“備課講義”的性質。對章黄之學而言，小學是一切學問之基礎，爲文學研究提供了語言文字起點。因此，黄侃手批並非文學評點，而是對《札記》的字詞訓詁、典故講解與史實輔證，爲文學賦予了以小學爲中心的學術底色，體現出“訓詁通文學”的鮮明特點。
首先，小學是章黄解讀文學文本的基礎方法。黄侃在批注中對各種文體、書名進行訓詁説解，體現出小學與文學的貫通。如對“離騷”的解釋，黄侃於《辨騷》眉批曰：
離騷即牢騷也。騷正作慅。楊雄《反離騷》謂之《畔牢愁》，即以證明離騷爲今日常語牢騷，本疊韻字。騷正作慅。
在閔孫奭在北大歷史系求學時（1917-1927）所作的筆記中[16]，也有類似記載：
楊子雲作《反離騷》，名曰《畔牢騷》，騷本字作慅。案即牢騷之意也。王逸《離騷經章句》解離騷二字曰：離，别也，騷，愁也，是望文生義。
閔氏筆記雖有誤字，但足證此爲黄侃在北大任教時之觀點。關於“離騷”的含義，學者説各不同，如班固以“離騷”爲“遭憂”，其《離騷贊序》云：“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顔師古、朱熹、錢澄之等從之。王逸以“離騷”爲“别愁”，《楚辭章句》：“離，别也，騷，愁也，言己放逐離别，中心愁思。”項安世、汪瑗、蔣驥、屈復等從之。戴震以“離騷”爲“隔騷”，《屈賦音義》：“離，猶隔也，騷者，動擾有聲之謂。”[17]黄侃之説則異於前人，揚雄曾“摭《離騷》文而反之”，作《畔牢愁》，“離”“牢”雙聲，故“離騷”應讀爲今日常語“牢騷”。“騷”本字作“慅”，《説文》云，“慅，動也”，即戴震所謂“動擾有聲”之義。黄侃將“離騷”解爲“牢騷”，其義通達明曉，更與《文心雕龍·辨騷》中“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的品評相應。無獨有偶，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離騷即伍舉所謂騷離，揚雄所謂牢愁，均即常語所謂牢騷耳。二字相接自成一詞，無待分訓也。”[18]姜亮夫《屈原賦校注》：“浶騷亦即離騷聲轉，今常語也，謂心中不平之意。”[19]游國恩《屈原作品介紹》：“我以爲《離騷》可能本是楚國一種歌曲的名稱，其意義則與‘牢騷’二字相同。”[20]皆與黄説相合。
黄侃手批《文心雕龙札记·辨骚》，晓韵楼藏
又如《宗經》講解“《書》實記言”的文章風格，引《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通古今語而可知也。”黄侃眉批曰：“立，猶言成也。具，猶言備也。讀，抽也，言抽繹其義藴。應，猶合也，言號令之詞，要使聽受者曉然明喻，然後施行無訛，不然言不順則事不成矣。”此語歷來鮮有訓詁，黄侃則詳解其辭，訓“立具”爲“成備”，即“完備周詳”之義。《尚書》中多號令大眾之辭，必須清晰詳備，方能讓聽者明瞭遵行。因此，其文章風格在於“成備”，而非一般意義上的“佶屈聱牙”。想要理解這一特點，必須深通小學。《説文》訓“讀”爲“誦書”，段玉裁注改作“籀書”，謂“抽繹其義藴至於無窮，是之謂讀”，黄侃取段氏之説，認爲必須據《爾雅》以解讀《尚書》，使二者訓詁相合，才能真正把握《尚書》作爲“記言之書”的風格特點，這也是“據學以明文”的過程。
黄侃手批《文心雕龙札记·宗经》，晓韵楼藏
其次，章黄既是小學巨擘，也是文章大家，他們的文學思想以語言文字爲根基，旨在通過“正名”與“煉字”爲文章寫作提供嚴密準確、内涵豐富的語文起點。黄侃在批注中對《札記》的字詞行文加以説解，用“夫子自道”的方式闡明撰文的用意精微之處，對自己的文學思想親身示範。以《徵聖》中“空言理氣，肊論典禮，以爲明道，實殊聖心”一語爲例，“肊”即“臆”字，多解爲“臆斷”。黄侃眉批曰：“肊，於力切。胷骨也，氣滿也，或作臆。”先以反切注音，再説明《説文》本義爲“胸骨”，進而據《廣韻》訓釋説解“氣滿”之引申義，最後溝通“肊”與“臆”的字際關係。根據這一解釋，“肊論”不僅是臆測而論，更有“逞氣立論”的内涵，隱含著黄侃對後儒論典禮“橫雜以成見”（《定勢》）的批評。
又如《宗經》：“挹其流者，必撢其原，攬其末者，必循其柢。”黄侃於“挹”“撢”“柢”三字皆有眉批：“挹，酌也，與抑通，退也。又引也，又推重曰挹，猶吸引之義也。撢，與探同。柢，根也。華菜之根曰蒂，木之根曰柢。”其中對“挹”字的説解尤爲精彩，《廣韻》：“挹，酌也。”即酌酒之意。以器酌酒，表現爲按壓與汲取的雙重動作，既有向外推按之義，又有向内吸引之義。黄侃以“撢其原”與“挹其流”表述“爲文之宜宗經”之理：自“撢其原”而言，經典爲文章之源頭，需要宗仰六經、深探其本；自“挹其流”而言，文章爲經典之流脈，既要理解“由原及流”的發展脈絡（這是“挹”的外推之義），又要把握“以原統流”的整體統攝（這是“挹”的吸引之義）。黄侃通過對“挹”的解釋，頗爲辯證地闡發了經典與文章的關係。對他而言，訓詁與文學的關聯不僅是理論上的，更體現在具體的文章實踐之中，這種學理與創作的統一，展現出黄侃文學思想的獨特魅力。
黄侃《与人论治小学书》手稿，晓韵楼藏
要之，黄侃強調學術與文章的統一，小學又是章黄之學的根柢。在黄侃手批中，無論是對文學文本的理解，還是對文章寫作的煉字分析，都浸潤著深厚的小學底藴。黄侃在1922年9月29日日記中，記載了他所編寫的《文志序論》大綱，其中包括“文章與文字、文章與聲韻、文章與言語、詞言通釋、古書文法例、文章與學術”等内容[21]，可見這是他一以貫之的學術思想。在以往的研究中，對黄侃“訓詁通文學”的學術理路關注尚不充分，憑藉手批本，我們可以對此獲得更爲豐富的認識。在前言所舉例證之外，手批本中還有豐富的小學批注，在文字訓詁中藴含著文學的問題意識與學理關切，值得進一步深入發掘。
四、黄侃手批《文心雕龍札記》的時代印記
黄侃手批《札記》不僅反映出章黄之學一脈相承的學術特點，也帶有他身處中國文學新舊之變中的時代印記。關於《札記》與文學潮流的關係，周勳初等學者認爲它源自桐城派、《文選》派和朴學派的三方角力，韓經太、成瑋等學者認爲它隱含著對新文化運動的抗拒之意。[22]關於後者，由於通行本經過刪削，無法展現黄侃的“戰鬥”姿態，相關推斷尚需進一步證實。在手批本的佚文和批注中，恰恰保存了黄侃的激烈表述，更爲真切地體現出《札記》在“新舊之間”的複雜面貌。
黄侃對桐城派的批評是旗幟鮮明的，在《題辭及略例》《原道》《通變》《定勢》諸篇中皆有論述。武漢本中亦體現出他對桐城派的激烈抨擊，《通變》引錢大昕《與友人書》，其後有一段佚文：
案此文於近世所謂文章正派之元祖，攻擊至中窾要。觀此，知八股既廢，與八股相類之文，自無必存之理。引之末簡，亦令同好知今日所處，亦通變復古之時，毋爲虚聲所奪可也。
“文章正派之元祖”指“高談宗派，壟斷文林”（《通變》）的桐城派。在黄侃看來，桐城派對“章法”的強調與八股文並無區别，這種拘於“陽剛陰柔、起承轉合”（《題辭及略例》）的僵化規範違背了文章的自然之道，是“通變復古”的反面。既然八股文已被廢除，桐城義法亦當爲時代淘汰。這體現出黄侃言當代之制、措時勢之宜的積極態度。在《鎔裁》中，他進一步批評桐城派的僵化拘執。桐城派認爲“文章格局皆宜有定”，黄侃旁批曰“八股則有定”，復加眉批曰，“今之古文家多精八股，而以八股之法作古文”，將桐城義法斥爲“八股之法”。文中引曾國藩《復陳右銘太守書》：“一篇之内，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衮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黄侃於“端緒不宜繁多”眉批曰：“宜字有大病，以不能繁多，非不宜繁多也。”於“龍衮九章，但挈一領”旁批曰：“譬語亦不甚的確，論理極幼稚，命意則不甚非也，終以任自然爲是。”在他看來，文章之端緒固然不能繁多，但這並非義法規範的産物，而是行文寫作的自然之理；“不能”與“不宜”雖僅一字之差，在立意上實有本質區别。要之，一切文章軌範都是“任自然”的産物，而非規則強制的結果，其針砭之意頗爲明顯。
在批評桐城派的同時，黄侃對《文選》派亦有深入反思，主要表現在他對阮元“文言説”與“文筆論”的批評上。《原道》引了阮氏《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中“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一語，這是阮元以駢、散區分文、筆的經學依據。黄侃在眉批中連發三問，加以質疑：“凡古經籍以偶爲言者，豈獨《文言》？何必定以《文言》爲證？又何必獨以《文言》爲證乎？”所謂“偶語出於自然”[23]，經籍中的對偶現象源於自然語言甚至方言，而不是阮元所強調的聖人刻意創制。這種“去聖人化”的解釋，消解了《文選》派在“文言”問題上的依經立義。在此基礎上，黄侃進一步批評阮元關於經、史、子非“文”的觀點。《徵聖》：“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爲萬世文章之祖，猶不悟經、史、子、集一概皆名爲文，無一不本於聖，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寵光，求爲隆高，先自減削，此固千慮之一失。”這在黄侃手批中有更爲激烈的展現，《麗辭》引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别。”認爲古文與駢文嚴格對立，屬於子史之流而非文章。黄侃於“以彼所棄，爲我所取”旁批注曰“此亦誣罔之辭”，於“是乃子史正流”旁批注曰“此句愚極”，與公開發表的文字相比，措辭極爲嚴厲。深言之，黄侃對桐城派與《文選》派的批評，都與其“文章本由自然而生”的文學理念密切相關。在他看來，無論文學體裁的創制變遷，還是文學風格的形成演變，都是語言規律與文學規律自然發展的産物，不能加以人爲的強行矯揉。這種本於自然的文學理念，對桐城派的強立章法與《文選》派的嚴分文筆，起到了雙重的糾偏作用。
黄侃篆书八言联：“贬损当世威权势力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札記》不僅批評舊學，更與新文化運動有著緊張的呼應關係，這也充分體現在武漢本的相關佚文之中。黄侃對傳統學術的新突破大爲讚賞，以文法之學爲例，《章句》：“及至丹徒馬君，學於西土，取彼成法，析論此方之文，張設科條，標舉品性，考驗經傳而無不合，駕馭衆製而無不宜。茂矣哉，信前世未之有也。蓋聲律天成，而沈約睹其秘；七音夙有，而鄭譯得其徵；文法本具，而馬良析其理。（《文通》實相伯所爲，署其弟之名爾。）謂之絶學，豈虚也哉。”按，北大本與武漢本同，通行本則頗有刪改，如“考驗經傳而無不合，駕馭眾製而無不宜”，通行本作“考驗經傳而駕馭眾製”；自“蓋聲律天成”至於“豈虚也哉”一段，更爲通行本所刪。憑藉武漢本，可以看出，黄侃將《馬氏文通》與沈約之聲律論、鄭譯之聲調論相提並論，譽爲前世未有的“絶學”，可謂推重至極。其以《馬氏文通》爲馬良（相伯）所著，亦非無據，方豪《馬相伯先生事略》：“先生與弟積二十年，而成之《馬氏文通》前六卷，初版行世，先生愛弟才華，令獨署其名。”[24]可資參證。儘管黄侃章句學的核心要義是據字詞以明句義，這種語義本位的理路與《馬氏文通》的語法本位頗有不同，但他對《馬氏文通》的高度稱讚，實藴含著面對學術新變時“自我作故”的興奮之意。
與此同時，黄侃又對新文化運動痛詆不已，在《事類》後有一段言辭激烈的佚文：
今世妄人，耻其不學，己既生而無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則陷于潢涿，因復援人入水，謂文以不典爲宗，詞以通俗爲貴。假以殊俗之論，以陵前古之師，無愧無慚，如羮如沸，此真庾子山所以爲驢鳴狗吠，顏介所以爲強事飾詞者也。昔原伯魯不悦學，而閔馬父歎之曰：“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曰：‘可以無學，不學無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是推周之亂、原氏之將亡。嗚呼！吾觀于此，而隱憂正未有艾也。
此段文字亦見於北大本，作於黄侃與新文化運動針鋒相對之際，其後爲文化學社本刪去。黄侃對新文化運動的抨擊眾所周知，“今世妄人”即指新文化運動諸人而言，“文以不典爲宗”針對新文學對古典文學的體式、規範的衝擊，“詞以通俗爲貴”針對新文學對白話的提倡，“假以殊俗之論，以陵前古之師”針對根據西方文言不分對中國語文“文言分離”的批判，皆有鮮明的現實指向。他以“己既生而無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則陷于潢涿”“因復援人入水”“無愧無慚”“如羮如沸”“驢鳴狗吠”“強事飾詞”等一系列詞語痛斥不已，厭憎之意躍然紙上。
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抵抗的關鍵，亦在於“學”。《札記》援用《左傳》“原伯魯不悦學”之典，認爲學術傳統的淪喪爲亡國滅種之根源。因此，“積學能文”不僅具有深厚的學理内涵，更具有激烈憤慨的“應世”之意。這些激烈表述是《札記》中鮮活的時代印記，在通行本中多爲刪除，體現出某種公允、平和的面貌，只能讓研究者在字裡行間發掘黄侃隱然以新文學爲論敵的態度。通過手批本的吉光片羽，我們看到了當年在北大課堂上睥睨當世、痛駡不休的黄侃形象。在中國文學新舊之變的大潮之中，《札記》的文學思想體現出緊張的内部張力，既深入地批判傳統，又興奮地迎接新變，更對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中國文學的根本轉折充滿憂患、深表厭憎。這種時代印記展現出黄侃學術思想的不同側面，對我們認識民國學術的豐富面向與複雜生態頗有啟示價值。
搜集與整理黄侃的未刊手稿，是一個讓人振奮、歡欣又充滿傷感的過程。黄季剛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也是用心血澆灌典籍、不斷追求“高明廣大”之境的第一流學者。在章黄學術的傳承中，他深刻而全面地繼承了太炎先生的學術世界，展現出廣闊的學術格局與自覺的義理高度。他曾説道：“讀書人當以四海爲量，以千載爲心。”這種貫通天下古今的“通人”氣象，斷非囿於學科畛域的“專家”之學所能及。就其傳世的重要著作而言，至少涵括了“小學”、經學與文學三大領域，而非僅僅停留於語言文字研究。由於黄侃的人生悲劇，他來不及展現自己的全部學術，後人更無緣見其學術之全。在現代學科化的過程中，黄侃學術被逐漸界定爲“專家”之學，他捍衛“國故”的文化保守主義態度，也被狹隘地闡釋爲對學科壁壘的堅守。某種意義上，這是黄侃英年早逝帶來的最大遺憾。
2019年以來，隨著黄侃未刊手稿的大量流出，我看到了黄侃學術中更爲豐富、開闊的面向，發現了他著述中被後人整理時“刪削”掉的義理痕迹，瞭解了黄侃在《易》學、佛學等領域的思索與積累，打破了對黄侃學術的刻板印象。這種學術上的突破，當然是令人振奮的。由於人微言輕，囊中羞澀，我當時只能與陳子昊、張禕昀、賀垣智幾位賢弟，奔走於京滬兩地。在拍賣會上，我們用電話溝通，儘量用有限的資金購買更具學術意義的文獻。那種彼此之間的興奮與忐忑，以及買下手批《文心雕龍札記》時的歡欣雀躍，都讓我永難忘記。在上海，我們還認識了武漢的陳琦先生，他對章黄之學的熱忱與支持，讓我們深深感激。博古齋的吴曉明兄，也與我們成爲了很好的朋友。
與此同時，我也深深感受到人生中的命運感與無力感。學者的“實力”還是太弱小了，我們錯過了太多的學術文獻，這也許意味著，我們錯過了全面理解黄侃學術的最後一次機遇。這幾年來，我時常會埋怨自己，當時爲什麼不再多想想辦法，再多籌些錢來，哪怕是再多拍一些文獻照片呢。當然，人生的遺憾遠不止於此。曾經共同懷抱的理想與事業，有些竟不免成爲了學術宗法的獻祭；鍾情於章黄學術的少年們，遭受了各種各樣的生活磨礪，更有人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
儘管如此，黄侃手批《文心雕龍札記》最終還是整理出版了，這是對内心遺憾的最大補償。這本書的整理者是尹夢博士與李聰博士，他們是我做大學本科班主任時帶的第一批學生，尹夢還是我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後來兩人都跟隨王寧先生攻讀博士，又成了我的師弟師妹。他們不辭辛苦，高品質地完成了整理工作。我在策劃全書並撰寫前言之外，也參與了一定的校訂整理，并對整理稿進行了審訂。這本書是對我們十餘年來情誼的見證。本書的整理體例多蒙俞國林師兄、董婧宸師妹的指點，前言中的版本源流圖即出自婧宸之筆。本書的責任編輯張鈺翰兄，更進行了大量細緻認真的工作。此外，本書前言承蒙陳斐兄垂青，刊於《文藝研究》2023年第3期。初稿之後，謝琰兄、成瑋兄提出了修改意見，陳斐兄亦多有斧正，特别是針對版本源流的問題，不厭其煩地對我這個外行進行微信語音指導。在本書出版之前，蒙周興陸先生指教，得以在北大圖書館獲睹《筆記》本全貌，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要説的是，本書能够在“菿漢叢書”中出版，由衷感謝章念馳先生的大力支持！
壬寅夏日初稿於隨求室
甲辰秋日定稿於北京大學靜園二院
整理者简介
尹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训诂学、汉语词汇语义学。
李聪，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词汇语义学、汉语历时语法。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猫猫，2011级1班班主任。从事训诂学、《说文》学、先秦两汉经学与哲学、章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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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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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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