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祎昀、陈子昊丨新见黄侃先生手批《契文举例》述论

文丨張禕昀 陳子昊

（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甲骨文的發現和甲骨學的興盛，極大地影響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字學。作為傳統語言文字學的代表人物，黃侃先生對這一學術新變的關注，也为学界所重視。弟子一輩中，陸宗達先生（第623～624頁）回憶：“季剛先生卻積極研究金文、甲骨，主張以《說文》為紐帶來研究金文甲骨，也主張用甲骨鐘鼎來駁正《說文》。”黃焯先生（第124頁）所記尤詳：“從父于甲骨金石諸籍悉心撢究，其與徐行可書云：……‘近世洹上發得古龜，斷缺之餘，亦有瑰寶，惜搜尋未徧，難以詳言。倘于此追索變易之情，以正謬悠之說，實所願也。’”足見黃侃對於甲骨文的態度與其師太炎先生有所不同，持論更加公允，態度更為積極。

饒是如此，學界對黃侃於甲骨之態度產生誤解、予以非議的，仍不在少數，胡厚宣（第69～72頁）和李運富（第39～45頁）都對此種現象據理駁斥。鍾瑛、李繼明（第10頁）、孔仲溫（第47～67頁）和韓貴強（2013）分別由《黃侃日記》與《黃侃手批說文解字》入手，具體地考察了黃侃甲骨研究的成果與特點。最近，黃焯舊藏黃侃手批《契文舉例》在上海朵雲軒重見天壤，為進一步研究此問題提供了豐富的一手材料②。本文將結合《黃侃日記》（下簡稱“《日記》”）、《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下簡稱“《筆記》”）等，介紹黃侃手批《契文舉例》的情況，分析其中的代表性條目，說明這部新出批本的學術價值。

孫詒讓所著《契文舉例》成於1904年，在甲骨文字考釋方面實有開山之功。黃侃對《契文舉例》頗為推重，指導門人治甲骨，即以此為入門書③。本次新見黃侃手批《契文舉例》，所用底本系1927年上海蟫隱廬翻印本④；所參考的《鐵雲藏龜》，系1903年劉鶚抱殘守缺齋自印本的黃侃手抄本⑤。書中夾有抄寫甲骨文字形的稿紙一張⑥（見圖1、圖2）。黃侃在正文中的批點有幾種類型：句讀、圈點、眉批、夾批。其中句讀、圈點均用朱筆，圈點有○和△二種，區別不詳。有圈點者，多出眉批；眉批多用墨筆，數量較多；夾批則均為朱筆，數量較少（見圖3、圖4）。

關於手批《契文舉例》的時間，《日記》1930年2月2日云：“近治古文字，自去年十一月廿四日至昨，共費時四旬。”[618頁]⑦ 批點《契文舉例》即在其間。具體而言，黃侃自1929年9月起集中尋訪、收集金石龜甲之書，至10月底藏書幾備，乃於11月24日起至次年1月4日，重點研讀古文字著作，研讀《契文舉例》的主要記載有：

由此可見，黃侃對《契文舉例》的研讀、批點、校訂，集中在1930年1月11日至26日，共計16日。我們今天看到的黃侃手批《契文舉例》，主要是這段時間的讀書成果。

甲骨文首次發現於1899年，到黃侃手批《契文舉例》的1929年，正好經過三十年。甲骨發現後的十年間（1899～1910），國內出版了三種扛鼎之作：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籍《鐵雲藏龜》、第一部甲骨文考釋著作《契文舉例》和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殷商貞卜文字考》，這使甲骨研究粗具規模。此後的十五年（1911～1926），羅、王的甲骨研究將僅有單字的“甲文”推進至因事分類而可通讀的“卜辭”，黃侃正是在此之後開始涉足甲骨之學。

黃侃對甲骨文的興趣，由金石學研究逐漸轉移而來⑧。1929年初，黃侃購置了大量宋人、清人的金石學著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下功夫“看古彝器文”，在此過程中也慢慢接觸到了甲骨文，《日記》4月25日條：“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544頁]是黃侃接觸、閱讀甲骨文的較早記載。此後不斷購置甲骨書籍，“兩年來辛苦所得奉金，自日用外，悉以用之此中，亦可謂書癡矣。”[647頁]此外，黃侃關注甲骨文，也與胡小石有關，《日記》中記有與胡小石借還甲骨書籍、討論《說文》及甲骨，手批《契文舉例》中也多處以胡氏《甲骨文例》為據。

黃侃對甲骨學資料的廣泛考求、接觸，令人印象深刻，將1929年之前面世的甲骨學要籍，與《日記》記載進行比較，列表如下⑨。

可見，在集中研讀、批點《契文舉例》之前，對於已出版的甲骨要籍，黃侃絕大部分都曾購置或借閱⑩，或隨買隨翻，或逐頁精讀，為批本的產生準備了堅實的基礎。其所稱“龜甲之書於是乎全”[599頁]、“所藏金石龜甲文字書幾於備矣”[647頁]，當非虛語。在黃侃未就甲骨做專門研究的背後，卻是盡可能窮盡性地掌握材料，親身閱讀大量的甲骨卜辭。黃侃並非對甲骨學不屑一顧，只是確實抱以審慎的學術態度罷了，正可與《日記》所言相應：“無暇觀之，姑以自娛，亦猶鄉人偶入城市，歸詫家人以未嘗到者而已。”[683頁] 黃侃對甲骨資料的搜求、研讀，也成為一種長期的關注，直至去世前夕⑪。同時，據《量守居士遺墨》（第221～222頁）所載《遺著記略》，黃侃的著作計劃中本有《殷虛書契詮釋》《鐘鼎甲骨考》二種，更可知其留心此學，並不僅作自娛觀之。

黃侃始終保持著對甲骨研究的敏感，但由於正處在甲骨材料快速增加的時期，他也體會到貿然立論並不合適，如《筆記》（第19頁）即曰：“雖其文字不容致疑，惜其解說猶有可疑處，故學者莫如先玩其拓文，而不必急讀其解說可也。”這樣的學術背景，使他選擇廣泛積累資料、吸取諸家之見的謹慎做法，且讀且記，最終形成了對《契文舉例》的批點。

黃侃甲骨學的集中研讀和持續關注，尚可由《日記》《筆記》等書勾勒出來，但他對甲骨本身有著怎樣的研究和認識？這些具體的材料恰保留在手批《契文舉例》裡，現就中擇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條目，以見其內容的四個主要方面：訂正孫書、考釋文字、探究文例、印證文獻。由此能夠進一步發掘黃侃批點中蘊含的治學方法與理念，以與章黃學術源流、黃侃《筆記》論述與“系統條理之學”形成互證，增進我們對黃侃治甲骨學的相關認識。

甲骨新出，學林震動，爭相搶購，一時間作偽者頗多，章黃起先對甲骨持保守態度，不無此方面的原因。黃侃自己甚至也遇到過疑似販賣贗甲者，對此相當謹慎，1930年4月13日《日記》載：“萃文持甲骨三十七片來求售，云河南新出土者，索價至百二十圓，予欲留審其真贗，乃急持去。”[633頁]因此，《契文舉例》批點中匯集了當時可信的甲骨辨偽成果。

（公众号排版说明：本文写作时以着重号代替黄侃的圈点，推送排版将着重号改为下划线）

此二條為黃侃辨《藏龜》甲片為贗品之例，葉玉森《鐵雲藏龜拾遺》均已辨偽。同時，《契文舉例》作為最早的甲骨考釋著作，在著錄、考釋上也難免出現訛誤。黃侃既據孫書以治甲骨，自然也對其內容进行了細緻校理，如：

本條黃侃對照孫書所著錄的甲骨原拓，更正了因字形而造成的誤釋。

以上兩條為黃侃夾批，均為對照《鐵雲藏龜》，訂正孫書著錄、釋文的錯誤。

以上五例，均是黃侃以校書代讀書，批點《契文舉例》的過程中，隨時以自抄本《鐵雲藏龜》核校，都是為了使手頭的《契文舉例》更加可讀、可信、可用。

相較於甲骨的真偽、文字的正訛，更重要的是甲骨文考釋本身。《契文舉例》早出，至黃侃批點時，孫氏的不少考釋均已顯得落後，故黃氏將大部分精力花在補正孫書考釋之上。

兩條考釋都從《說文》學出發，具有鮮明的章黃特色，值得關注。（6）雖已有羅振玉、王襄的考釋結果在前（《甲骨文字詁林》，第2425頁），但黃侃的發疑點卻是獨創：他基於《說文》字形說解（“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認為孫氏所釋與漢字構形的理據不符，所以做出新釋，甚為審諦⑬。（7）則未有前人論述，黃侃以“羊”與“羌”為異文，即“羌”與“羊”同字，具體釋讀結果可視卜辭語境而定。考手批《說文解字》（第241頁）“羌”字眉批“由羊來或由養來”，又《文始》（第346頁）：“羊又孳乳為羌，西戎牧羊人也。亦孳乳於養。”可見黃侃此條考釋，是用甲骨文的材料輔證文字之間的源流孳乳關係。

本條黃侃釋“”為“奠”，此前羅振玉、王襄已釋，王氏已提出其為地名。羅振玉《殷釋》曰：“从酋从並省，象尊有薦，乃奠字也。”王襄《類纂》曰：“古奠字，鄭字重文。”“古鄭字，不从邑。奠字重文。”（《甲骨文字詁林》，第2688頁）

此條黃侃先據《鐵雲藏龜》，訂正孫氏釋“正”之字實為“之”，因而指出孫氏據“正日”引申的“吉日”“元日”之說為誤。按，此字及文義胡小石已釋，蓋為黃氏所本，《甲骨文例》：“在卜辭則以為代詞，……於《說文》為……凡言者，其誼皆為是。”（《甲骨文字詁林》，第764頁）

黃侃指出應釋“”為“狩”，羅振玉《殷釋》已釋：“古獸、狩實一字……从、从，並與从同。古者以田狩習戰陳，故字从戰省。从犬助田狩，故字从犬。禽與獸初誼皆訓田獵，此獸、狩一字之證。’”（《甲骨文字詁林》，第3083頁）

本條改孫氏誤釋之“父”為“亡癘”，前字非“父”，乃“亡（無）”，黃說可信。

本條孫詒讓以“啟”為國名，黃侃認為應當破讀為“晵”。此義王襄《簠考》已釋：“𢻻，古晵字𡞞……卜辭有‘之夕允雨，辛丑𢻻’及‘𢻻其雨’之文，是𢻻即晵之省無疑。”（《甲骨文字詁林》，第2078頁）

本條黃侃釋“”為“伏”，王襄《類纂》已釋：“古伏字。”（甲骨文字詁林》，第237～238頁）

以上七例眉批中，前兩條考釋從《說文》學出發，希望借助甲骨文材料印證文字源流，可見黃侃批點未必完全迻錄已有觀點，也記錄了自己的意見。當然，如後幾條所示，黃氏的批點中，大多為前人已經釋讀、修正者，鑒於他對既有著述的充分閱讀，可以認為這是對可信之說的匯集，限於批點體例，行文簡略、不具來源而已。

考察文例特徵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方法，很早便受到學者的重視。在1928之前的甲骨研究草創期，前有《契文舉例·雜例第十》，後有胡小石《契文舉例·辭例篇》，都對黃侃探究甲骨文例的做法產生了較大影響，手批《契文舉例》中自然體現出對文例的關注。

以上三條均為探究貞問文例者。“貞”“卜”二字在卜辭中常見且位置固定，頗受關注，《契文舉例》即專辟“貞卜”為一節，論述相關問題。（14）、（16）能夠反映黃侃對貞問文例的總體認識，即卜辭占卜的基本格式為“干支，卜某，貞某……”其中“卜某”內容較為概括，“貞某”則詳述其事，如“卜”是卜問軍事活動。黃氏以此反對將“大貞”與《周禮·小宗伯》對應的解釋，可能也有注意到了卜辭特殊性的原因，不隨意將殷人的卜辭與描述周制的傳世文獻關聯。黃侃對貞問文例的總體認識，影響了他對卜辭的解讀：（15）指出孫氏“獲貝”屬讀為誤，即認為“貞”應當引領一條新的卜問；（16）據本字本義輔證孫說，則是誤認“卜某”“貞某”對文所致。

本條孫詒讓以“允”為人名，黃侃駁之。按，卜辭“允”之言“信”，多用於驗辭、命辭位置，已由胡小石《甲骨文例》（第80～81頁）“言允例”提出，當為黃侃所本。

總地來看，雖然黃侃沒有意識到貞人這一文例的存在⑭，導致具體解讀上的錯誤。但他有明確的文例意識，並根據自己和他人歸納的文例，一以貫之地解決卜辭釋讀問題，顯然已得治甲骨之門徑。

甲骨文是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這在其發現後不久便成為共識，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即是顯例。在《契文舉例》的批點中，亦不乏與傳世文獻互為啟發者。

黃侃以甲骨文“易日”為傳世文獻中的“肜日”，即肜祭之日，反對孫詒讓的“更日”說。在此之前，有王國維《戩考》認為：“易日疑亦祭名，孫比部訓為改易時日。案之卜辭，多不可通。”王襄《簠考》認為：“易，祭日之名。周世以實祡祀日月星辰，知周之禮典因于殷禮尚多，祭日之禮，亦見於《禮記·祭法》《祭義》。”（《甲骨文字詁林》，第3383頁）黃侃同樣以“易日”為祭名，但直接認為“易日”就是“肜日”，與上述二說不同，或許有兩個原因：第一，卜辭為殷人所作，其中涉及的祭祀也應當與文獻中記載的商代祭名相應；第二，甲文“易”字从“彡”，與“肜日”之“肜”相近⑮。

本條黃侃釋“貞”字，從孫說，並予以補正。黃氏認為“”是貞問所用龜腹甲的象形，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玉卮之無當。”據黃侃古音，“貞”在端紐青部，“當”在端紐唐部，是雙聲旁轉，聲音相近；當，底也，與龜腹甲屬同狀異所的關係，故稱“聲誼並近”。“貞”初借“鼎”字，後加義符“卜”，這已是常識。黃侃所以做出如上考釋，也是基於商代歷史文化、字形和傳世文獻的推測，與上條實同。

上舉二十條批點材料，涵蓋了手批《契文舉例》主要的內容，反映出黃侃在當時的學術背景下與甲骨學潮的呼應。在此基礎上，與《筆記》相關論述結合，能夠印證黃侃治古文字的態度、方法，反映章黃學術的特點，手批《契文舉例》的學術價值得以凸顯。

從研究黃侃治古文字相關觀念的角度看，手批《契文舉例》貢獻了獨一無二的證明材料，這是其最重要的學術價值。儘管前人對此有過研究，但始終沒有見到黃侃研治古文字的直接材料，不能充分說明一些重要觀點。《筆記》有“鍾鼎甲骨文字”一節，集中記錄了黃侃對古文字的認識，但內容多直下論斷，缺乏具體的古文字材料，以往的研究沒有給予充分關注。《筆記》主要是黃焯1928年起在中央大學擔任黃侃助教期間所記，“鍾鼎甲骨文字”節所附“與人論治甲骨金石文字書”據黃焯考定寫於1929年9月中旬，恰在黃侃集中研讀甲骨、批點《契文舉例》之前。在《筆記》（第18頁）中，黃侃開篇便強調了治古文字的方法：

關於“探其文法”，我們在“探究文例”部分，闡明了黃侃對甲骨文例的清醒認識，黃氏將這一方法列為研究古文字的兩大途徑之一，可謂甘苦之言。對“較其相似者”，《筆記》有意與徒據字形相似的“猜字”方法區別，值得注意。黃侃指出，比較相似的字形，要注意區分其相似之處屬“筆意”還是“筆勢”，筆意指保留了原始構造意圖的字形，筆勢則是文字書寫作勢、經過演變後脫離了原始造字意圖而筆劃化了的字形（王寧，1990：第33～39頁）。只有區分了與構意無關的筆勢，才能明確說解字義，將異寫的字形聯繫起來；也只有明確了筆意對字形構造的根本性作用，才能排除字形微別的干擾，理順文字的源流關係，上舉（6）（7）兩條即反映了這一點。

對於研究古文字的態度與目的，《筆記》（第19、21頁）也有明確論述：

與重視筆意相對應，黃侃特別強調不能孤立地進行古文字研究，只有將文字還於聲音、訓詁，在形音義的系統中開展研究，才能做到信而有徵，發揮古文字材料最大的價值。能否納入傳承有序的形音義系統是黃侃最為看重的標準，而是否有傳承的依據，還在於傳世文獻的記錄。所以黃侃對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是否保留了筆意、能否納入漢字系統的判斷，最終落實到“以古書說字，以字證古”上。正如其所言：“無論歷史學、文字學，凡新發見之物，必可助長舊學，但未能推翻舊學。新發見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斷不能推倒舊學說。”（《黃先生語錄》，第3頁）出土文獻只有與傳世文獻、古史記錄形成對照、互證，其價值才能有所歸依，上舉“印證文獻”部分，均能體現黃氏面向傳世文獻研治甲骨學的用意。

結合以上兩點，更進一步地說，手批《契文舉例》提供的材料，實能使我們在甲骨學潮的背景下，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章黃學術以《說文》學為根基、以系統條理之學為綱領，積極應對時代與學術變化，堅持實事求是、堅守而不保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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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文献语言学》第18辑，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