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赵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汉丛书）

一

1887年农历6月11日，沈兼士出生于陕西汉阴一个传统的翰墨书香之家。沈家祖籍浙江归安，以诗礼传家，人才辈出。祖父沈际清（1807—1873），道光二十五年（1845）会试挑取誊录；咸丰八年（1858）随左宗棠入陕，任绥德州知州；同治十年（1872）调任陕南汉中府定远厅同知，补知府加盐运史，授从四品朝议大夫。从此，沈际清举家迁往汉阴，祖孙三代一直在陕南定居。父亲沈祖颐（1854—1903），19岁成为国学生；光绪元年（1875），任砖坪厅（今陕西省岚皋县）抚民通判；八年（1882年）、十七年（1891年）两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十八年（1892年）升汉中府定远厅同知；二十九年（1903年）因劳累过度在任上去世，之后沈家举家搬往西安。沈祖颐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延请塾师开设家塾供子女就学，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之下，沈氏兄妹颇好诗文，有着良好的文学功底。

1905年，时任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官费生赴日本留学，沈兼士及其次兄沈尹默在入选之列，但因兄弟二人并非陕西籍，只得自备资斧东渡求学。受到浓厚的维新思潮、风气的影响，怀着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改良图强的理想，沈兼士选择学习“应用的学问”（茜频《学人访问记·文字学家沈兼士》），先后考取日本铁道学校和东京物理学校，学习铁路、物理和化学。然而，他的兴趣却始终在于“国学的‘小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908年，沈兼士参加了章太炎先生在东京开办的国学讲习会，系统地学习了《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音学五书》《尔雅义疏》《广雅疏证》《庄子》《楚辞》《汉书》《尔雅》《毛诗》《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小学、诸子学、文学方面的知识，同时亦深受太炎先生革命精神和信念的感召，“立志于语言文字学及革命事业”（乐芝田、张迺芝、高景成《沈兼士先生事略》）。从此，革命与学术、爱国与治学也成为了沈兼士一生的追求。

二

早在留学日本期间，沈兼士便投身革命活动。1907年他与钱玄同一起加入了同盟会，想担任起当时危险性最大的革命工作（《学人访问记·文字学家沈兼士》）。像钱玄同改名为“夏”一样，他取《公羊传》“拨乱世，反诸正”之义，自名为“拨”（乐芝田、张迺芝、高景成《沈兼士先生事略》）。1909年，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后，陶成章多次推荐沈兼士参加光复会元老李燮和在南洋组织的教育和革命工作。然而，最终未能成行。

归国后，沈兼士投身教育事业，充分发扬留日期间从章太炎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革命精神与民族气节，在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和反对封建军阀独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中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沈兼士以实际行动响应时代号召，一方面倡导写作新诗、征集歌谣、调查方言、考察各地风俗，响应统一国语、改革汉字的语文现代化建设热潮，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会员；一方面热心整理国故，主持抢救、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阻止文溯阁《四库全书》外流，参与故宫文物点查和文献整理工作，提出组织专业团体进行科学考古，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考古学、文献档案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亲自起草《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提出“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呼吁中国学者“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1921年，沈兼士作为代表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抗议北京政府积欠经费的罢教风潮，在请愿活动中被卫兵打伤——额头被刺刀刺伤，腰部被枪柄重伤。

1925年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爆发风潮，时任校长杨荫榆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保驾下，强行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领导风潮的学生自治会干事，北洋政府则明令停办女师大。这些行径，引起了北京教育界人士的强烈不满。5月26日，沈兼士同马裕藻、沈尹默、鲁迅、李泰棻、钱玄同、周作人一起在《京报》上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的反抗斗争，坚定地站在了反对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队伍中。

1926年3月18日，沈兼士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天安门集会游行，抗议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最后通牒”，段祺瑞却下令向游行队伍开枪，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之后沈兼士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扩大其侵华利益，入侵山东，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沈兼士愤而辞去时任天津中日中学校长一职。“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翌日他便宣布辞去故宫文献馆馆长、故宫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蓄须明志，坚决拒绝给日本人工作。之后，与同事英千里、张怀等在学校的掩护下秘密组织地下抗日组织——“炎社”，积极号召北平文教界同人参加沦陷区抗日活动，在敌后组织供应工作，支援前方的作战。1939年春，在日本人密切监视的恶劣斗争环境之下，“炎社”的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更名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在天津、开封、济南、太原等地成立分会，网罗有志青年，组织学术团体，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编辑出版《辛巳文录》鼓励不与日本人合作的仁人志士写文章。1942年，沈兼士的抗日活动被日寇知悉，为敌伪所痛恨，列入抓捕黑名单的第一名。同年12月16日，趁着日寇实施抓捕之前撤离长期监视沈家密探的空档，沈兼士在学生葛信益及女儿沈节的保护下，经由秘密交通渠道，微服逃离北平，经西安，辗转到达重庆。虽然身在后方，沈兼士深为滞留北平的辅仁师生担忧，不久又转返西安，组织辅仁校友会，开展收容安置、匡助辅导蜂拥而至的沦陷区青年的工作，设法营救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国民党当局扣押的辅仁校友。

抗战期间，沈兼士也将自己的爱国意志、抗日精神融入学术研究的字里行间。比如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文末落款“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用“打鬼节”一语双关；《吴著<经籍旧音辨证>发墨》文末的落款“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四日写于北平寓庐之抗志斋”，以书斋名寄寓自己的抗日志向；《石鼓文研究三事质疑》文章最后写道：“乌乎，贼势犹张，蔡州之消息久断，士心未振，冀北之收复何期。孤愤之怀，莫之或写，乃复寻行数墨，故事雕虫，不亦大可哀哉！”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沈兼士怀着对日寇的痛恨，接受国民党当局教育部的任命，作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回到北平，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1946年7月，接收工作甫一结束，便毅然辞职，回到辅仁大学继续他热爱的教育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事业。惜天不假年，仅一年后，1947年8月2日，沈兼士邀请胡适、张怀等到家中做客，宴中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61岁。

三

与革命精神、抗日事迹相比，沈兼士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学术成就。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而再次卷土东渐的西学给本就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激烈碰撞交锋而形成的交错嬗变的潮流中，开启了不可阻挡的学术转型历程。以章太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既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功底，又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洗礼的学者积极探索中国传统学术如何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理论化而获得新生。沈兼士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凭藉着深厚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开风气之先的魄力”和“高人一筹的治学方法和才能”（葛信益《沈兼士传略》），在文献档案学、史学、目录学、教育学、考古学、民俗学、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当然，其成就最为卓著的，还是在中国语言文字学方面。

在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沈兼士是探索中国传统语言学现代化、理论化、科学化发展道路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循着老师章太炎创建的“语言文字之学”理论研究框架，坚守却不保守地继承乾嘉小学、章太炎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接受了时代精神的陶冶，吸收、借鉴西方有益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诸多课题进行理论化的改造、系统性的推阐，探索中国传统语言学自主创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取得了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富有继承性又具有独特开创价值的研究成果。

文字学方面，沈兼士采用全新的方法独立地教授文字学，编写了第一部文字形义学讲义，使文字形义学成为一门具有较完整理论体系框架的独立学科。他突破传统六书学平面、泛时的研究方法，以科学的历史发展观为指导，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来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文字起源二元论、文字画、初期意符字、汉字发展四级论等新理论；又极具创造性地将德国文化史学家兰普雷希特的“人类思想发达的五个时期”应用于汉字造字原则发生次序的研究，提出意符字造字原则的发生次序为：指事→独体象形→借象→合体象形、象形兼会意字→会意字。他还不满于千年来六书形体研究孤立地就一字说一字，汗漫支离的弊病，提出将数以万计汉字形体进行拆分和归纳，提取其中的“最小分子”，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组合造字的原则和功能，对汉字构形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设想。

词源学方面，沈兼士继承章太炎先生丰厚的词源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成果，构建以“语根论”“右文说”“声训论”等为核心的汉语字族学理论体系。他清晰地阐明了语根与语言、语词、概念、声音的关系，明确指出“语根”是一种以“概念”为核心、以声音为存在形式的音义结合体，是产生最早且能够分化语词、赋予语词音义的原始“语素”，从语言的外部形式——语音和字形的角度，梳理、总结语根分化语词的总规律，明确“右文”可以作为探求汉语语根的重要媒介。于是，他从丰富却凌乱散漫的右文现象中概括理论、寻找方法、建构体系，揭示“右文说”的科学内核和重要价值，推阐以“右文”追溯语根、推衍字族谱系的新“右文说”，归纳出“右文”分化形声字的总模式和总规律，焕发新“右文说”在现代词源学研究中的生命力。此外，他还透过声训释词与被释词在外部形式上所具有的音同音近关系，对其内部复杂的意义关系进行系统的描写、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声训义类的六种分例，明确了在声训材料中运用音近义通理论系联同源词的有效适应范围，保障了系联结果的准确度与可信性。沈兼士努力提升汉语词源学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水平，推阐出了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更强、系统更丰赡而严密、条理更细密的词源学理论，提出了更为先进、稳妥的研究方法，获得了更加真确的词源系联实践成果，有力推动词源学研究向新阶段的转型，成为现代词源学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方言学方面，早在1918年，沈兼士在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专门负责整理歌谣中的方言时，就已经认识到方言具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倡导进行方言调查，并亲自设计了一个包括方言征集流程、征集人遴选标准、应征方言的种类及方言征集调查表等在内的较为系统、完整的方言征集调查方案。后来，他又全面考察传统方言学研究的历史，检讨前人得失，从语言的时空不平衡发展、语言接触等方面推寻方言的成因，规划未来研究方言的新趋势，明确“耳治”的方言口语才是现代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提出采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情况”，倡导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法，“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今后研究方言的新趋势》），为现代方言学的创建及其理论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沈兼士也是中国现代新语文建设的先驱。他面向新时代，关注语言生活的变化，积极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统一国语、改革汉字的语文现代化建设热潮，从理论上论证统一国语、改革汉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具体的操作办法；同时，他也关注并参与现代白话语法建设，主持编撰现代白话语法书，从理论上规划了一个以白话口语为主要语料来源，以音、语、文为研究内容，比照文法构拟国语标准语语法的现代白话语法研究体系。此外，他还参与改良白话语法的实践，针对由语法欧化引发的结构助词“的、地、底”分合问题及元代文言中就已存在的“的、得”通用现象，提出独到的见解。

沈兼士本着“努力以求真实”之独立、袪妄、实验的研究精神，博通中学而推新知，广引西学以寻出路；在重视传统的微观考据的基础上，有意识的进行宏观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建设；既系统、严谨、富有逻辑性地整理传统训诂、文字材料，焕发旧材料的学术活力，又以开放的视域、客观的态度发掘新材料的研究价值；继承传统形音义兼治的训诂方法，又自觉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致力于探索中国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成功地衔接了新旧两个时代，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小学向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全面跨越，成为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字学发展史、章黄学术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学术地位、影响几代学人的现代语言文字学家。

四

沈兼士生前手订《段砚斋杂文》，共收文24篇，附录3篇，于1946年夏请他的学生葛信益编印，历时年余，期间又增收1篇文章、6篇附录，总计文25篇，附录9篇，按年编次，于1947年8月排印出版。只可惜，该书问世时沈兼士已病逝，未能亲眼得见。40年后，1986年，沈兼士诞辰一百周年前夕，葛信益、启功二位先生从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民国时期学术刊物上广为搜求，共收集沈兼士的各类学术文章共42篇，题名《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如今，距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又一个40年快过去了。本次整理在《段砚斋杂文》《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的基础上，利用当前数据库文献资源检索的便利条件，从1947年前的报纸、学术刊物上新发掘出沈兼士的各类文章22篇、访谈录3篇，此外还搜集诗词45首，一并重新分类梳理，按时间先后排列。每篇文章下，皆注明原始刊载、出版情况，转载始末，以及本书整理所据版本。整理过程中，尽可能尊重沈兼士个人的用字、用语习惯，对于各篇文章用字不统一的情况，酌情统一；人名不统一之处，如“杨雄—扬雄”，则依据当前通行写法统一为一种；妨碍字形分析、阐释处，适当保留异体字；对明显错误的误字、脱字、衍字的校改，均一一加脚注说明。此次整理舛误乖漏之失，诚请方家不吝教正。

甲辰年秋

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