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文丨《刘赜评传》：在中国语言学星空中寻找那颗璀璨的星

《刘赜评传》：在中国语言学星空中寻找那颗璀璨的星

孙玉文

摘要：刘赜是我国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及方言学等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卢烈红、谢艳红合著的《刘赜评传》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刘赜生平履历和学术贡献的著作。本文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刘赜评传》一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指出了《刘赜评传》的若干不足，分析了该书在中国语言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语言学中的价值。文章还连带探讨了评传这一文体的来龙去脉以及撰写理想的评传的基本要求，并对当下社会评传撰写中的不正之风提出批评意见，旨在完善评传这一文体的撰写。

关键词：评传体；中国语言学史；古音学；刘博平；卢烈红

大别山南麓的鄂东黄冈市，明清以来成为中国语言学的大型人才储备库。明代李时珍写了《本草纲目》，其中有一些动植物和药名的语源探讨，大部分可靠；晚清以来，这里出了黄侃、刘赜（字博平）等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他们为中国语言学做出了重要而又卓越的贡献。黄侃和刘赜成为中国语言学星空中璀璨的明星，他们都是北大中文系的杰出校友，黄侃早已声名远播，但刘赜的学术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刘赜的学术研究得自黄侃者独多，他的贡献不仅具有语言学史价值，对发展当今的中国语言学也有积极意义，值得深入挖掘。1980年代初期我读本科时，购得周秉钧编写的《古汉语纲要》，其中附录了刘赜的《声韵学表解》部分内容，印象深刻。先师郭锡良先生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他的学术有得自刘赜者，他多次向我推荐阅读刘先生的《声韵学表解》，将他所藏《声韵学表解》送给我复印。我和邵永海主编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古代汉语经典精读》特地选收刘赜的《声韵学表解》“说文最初声母分列古本韵二十八部”一节作为经典之一向海内外学人郑重推出，其中的介绍和评述文字是郑妞写的。

现在，卢烈红、谢艳红的《刘赜评传》跟读者见面了，我既高兴又伤感。高兴的是，这部期盼已久、份量很重的评传终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这些年来，烈红兄一直跟我谈起他和谢艳红一起撰写《评传》的事，从孕育选题到写作取得若干进展，我们都有交流，我表示钦佩，表示大力支持，也为书稿取得的进展感到由衷的喜悦。谢艳红既是我的硕士生，也是烈红兄的博士生。为了写好《刘赜评传》，烈红兄跟我商定，将艳红的博士学位论文定为《刘博平古音学研究》，可以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吸收进《刘赜评传》中。他期盼艳红的论文写得更出彩，让我继续给她提供若干学术帮助，我欣然同意。卢、谢二位为学笃实，言必有据，不断修改，最终成就了这部了解刘赜生平、学术的最佳著作。烈红兄因病不幸于2023年1月13日离世，上距我和他共同的恩师郭锡良先生过世只有13天，郭先生是2022年12月30日（腊八节）辞世的。烈红兄辞世已经一年有余，抚摸这部著作，我很伤感，看到封面上著者中的“卢烈红”三字，不禁为之酸鼻。《刘赜评传》是烈红兄的绝笔，很遗憾，他在世时没有见到该书的出版。

就《刘赜评传》取得的成就看，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很成功的。

作为一种新的史学体裁，评传的出现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评传体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如何写好评传，包括如何选择传主、选材、展开叙述、处理叙述和评价的关系、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等等，都值得继续研究。《刘赜评传》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借鉴。

我国从《史记》开始，就有给人物写传记的传统。《史记》的《列传》大部分是给个人立传的，《世家》《本纪》中也有一些个人传记。司马迁给个人立传，不仅介绍人物生平、履历，常常伴以评论性的文字。有的传记，评论文字占了大量篇幅，例如《屈原贾生列传》中给屈原做的传即如此。评传，顾名思义是带有评论的传记，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写法有共同之处。《史记》为个人立传的做法，一直沿用下来了。我国古代写人物传记，是将传记的篇幅容纳在一篇短制之内，没有采用专书的形式，也没有与传记有关的附录，不能容纳更多的读者希望知道的内容，显得美中不足。评传既有单篇短制的，也有写成成本的书的，西方人最早采用以书的形式写评传的叙事方式。孙犁《澹定集·与友人论传记》说：“外国有一种所谓评传，一边叙述人物的历史，一边发挥作者对人物的见解，中国史书上是少见的。”　如果这是就写成书的评传而言的，那么孙犁此说很有道理。这种类型的评传，常常“评”多于“传”，作为新生事物，在我国出现了一些好的评传。好的评传带来积极效应，使它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

评传是要给那些在一个社会中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士做的。所谓“真正产生重大影响”，是指实质性影响，不是指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个人，即所谓“知名度”，而是指某人的言行在社会上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将某人利用不光彩的手段捞取一点个人好处，有某种或某些虚名也视为“影响”，这是社会上普遍性很高的一种看法，是对“影响”的误解。所谓社会“影响”是对社会起了真正的作用，所以我要强调实质性影响。

世上的人，根据是否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对社会进步做出了实质性的、积极的、重大的影响，属于应该赞诵的人物。这种类型的评传传主必须是有高尚的德操，在各行业、各领域具有巨大而实在的贡献，真正给社会文化建设带来极大的积极影响，造成社会进步的人士。这种人属凤毛麟角；第二类，是一辈子过得平平淡淡的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这类人在社会上占绝对多数，其中不乏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第三类，对社会崩塌、解体造成实质性的、十分消极的恶劣影响，属于应该挞伐的人，这种类型的人也不多，希特勒、汪精卫等可算这类人。第一类、第三类人都可以作为评传的传主出现，第二类人一般不该成为评传传主。无论如何，对于第一类、第三类传主的叙述、评价，都必须实事求是。相较而言，第三类人作为传主，要好写一些，人们之所以让这类人作为传主，那是想要立此存照，让传主遗臭万年，让社会更纯洁、更进步。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今也出现了不少利用评传给某些没有真正社会影响、不值得做评传的人做评传的现象。这特别出现在今天的某些获得虚名的“活人”身上，这种“活人”往往或明或暗地请托人为他写评传，以求他在世时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至于死后如何，那不是他重点考虑的。有时候，这种人虽已故去，但他的亲友想在死人身上揩油，借死人捞取某些不能示人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给第二类人做评传泛滥于天下的奇怪现象。给这类人做评传且该类评传泛滥于天下，这种“评传”就成了狗皮膏药。这是社会的悲哀，对推动社会进步没有好处。第二类传主，传主本人或者他的亲友都希望将他写得跟第一类传主一样，绝不希望将他写成第三类传主。

刘赜无疑属第一类传主。20世纪，中国人做学问对比以前有很大不同，人们做学问深受欧美学术的影响，更重视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少新学科、新方法、新视角、新结论。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就是做学问的取向以模仿欧美为上，片面追求新材料的挖掘和新方法的采用，至于逻辑推理是否得当，得到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没有多少人深究。他们以为能做到这些，就是做学问成功了。事实没那么简单。我们说，学习欧美学术中科学有用的部分、追求发掘新材料、新方法，这些都是可取的。但我们不能以此为依归，以为这是做学问的全部追求，而不管利用这些新材料、新方法时，是否做出踏踏实实的研究，是否得出颠扑不破的新结论。真正发现新知，这才是最重要的。客观地说，在黄侃学术活动的时代，他在古音学音类研究方面达到的高度，在海内外无人能出其右，他在上古声母、韵部研究方面吸收了清代以来的优秀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独创，形成了自己的系统性认识，所取得的成就无人能及。在西方，高本汉在古音构拟方面有他系统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是黄侃所不及的，能弥补黄侃的不足，也能跟黄侃形成竞争的局面。考虑到音类研究的重要性和音类音值研究的关系，可以说，黄侃的古音学更胜高本汉一筹。

刘赜看出黄侃古音学系统具有科学性，看出黄侃只是得出了纲领性的认识，还必须细化。黄侃有将其细化的打算，做出了努力，他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写成《古韵谱稿》，将《说文》字头列入其上古声韵系统中，但在他生前没有公开出版此稿，只存稿本，不是正式的书，后来才于1980年在台湾出版。据刘赜《重写〈说文古音谱〉序》，这个稿本刘赜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见过，它对刘赜写成《声韵学表解》有触动、启发。刘赜则将上古出现的汉字有理有据地纳入这个系统中。他熟读《说文》，得出1391个“《说文》最初声母（按：此‘声母’等于‘声符’）”　，按黄侃的古声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的系统给这些声符字定纽归部，制成“系列性”的表格，展现声韵配合格局，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说文》已经收录而《声韵学表解》没有列出的，刘赜说，《说文》形声字占“十之七八”　，其上古韵部可据段玉裁“同谐声者必同部”　的原则归部；至于声母，刘赜采用章炳麟《文始略例》的意见，要“按文而施”　，不能像归韵部那样类推，要按照每个字的读音来定纽。有两项具体工作：一是查出一个字的中古音韵地位（主要是《说文》大小徐本的反切注音），二是据钱大昕以来以讫章炳麟、黄侃的声母研究成果，分析上古、中古音的对应关系，分别给每个字定纽。刘赜注意到“同谐声者必同部”不能一刀切，他将那些不能据此原则归部的字单独列出，方便读者。这里要说明，“同谐声者必同部”是就一个字上古的韵部归属而言，若想了解它的上古韵母，据今天业已取得的共识，我们还得“按文而施”。

这是系统而又细致的工作，是《声韵学表解》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这是一个大工程，但具体而微，刘赜率先做了，占得先机，解决了不少具体字的上古定纽归部问题，他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因此他在古音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后来刘赜写《说文古音谱》，这项工程比《声韵学表解》更大，将《说文》9000多个字全部予以定纽归部，创获更多。对《说文古音谱》进行分析、总结，是《刘赜评传》中占居篇幅最大的部分。

刘赜是一位注重学术创见的学者，不仅由《声韵学表解》《说文古音谱》的上古音定纽归部可以看出来，还可以从他的其他古音学论著看出来。他继承章炳麟、黄侃的研究取向，在鄂东方言本字考证和同源词探讨上也有新的创获。

鉴于刘赜在中国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在上个世纪产生的重要学术影响，值得写一部《刘赜评传》。卢、谢二位看出给刘赜写评传的选题有依据、有价值、有意义，适时作为选题，具有卓识。

要评价学术人物及其学术著作，必须虚心涵泳，吃透他的学术著作；不这样做，评价就必然失准。这是基本要求，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比如博士论文年年搞盲审，有的盲审专家对论文的评价严重失准，闹出笑话，就是鲜活的例子。评价失准，引起了部分指导老师和博士生的不满，甚至愤怒。将来如果有谁编一本《博士论文盲审笑话集》，那一定能成为不少人的谈资。盲评失准，主要原因是盲审专家没有细读论文。有个别学者，没有细读某人的著作，甚至没有读，但他喜欢做评价。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对被评价的人或著作先带着一种成见，于是就有选择地读批评或褒扬被评价的人或此人著作的论著，然后改头换面，写文章，开沙龙，高谈阔论对被评价的人或著作的“高深见解”，这种做派也是鲜有不失准的。由此可见，虚心涵泳，吃透被评价者的学术著作是何等重要。

因此，要写好《刘赜评传》，就必须读好刘赜的著述。《刘赜评传》不容易写好，他的论著是用文言文写的，有一些出自刘赜手泽，辨认起来有难度，存在阅读障碍。这些论著，或专门探讨音韵问题，或大量涉及音韵。音韵学号称“绝学”，董理起来难度大，非浅尝辄止者所可涉足。卢、谢二位的《刘赜评传》在精研刘赜所有著作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

第一，关于刘赜的生平、活动，作者知人论世，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做了相当扎实的考信工作，澄清了一些误解、误会，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了解刘赜的为人、为学。据《刘赜评传》，刘赜1910—1912年曾教过小学英语、数学，由此可知刘赜应该懂得一些英语知识，这对他研究古音学、文字学、训诂学无疑有帮助。

20世纪初开始，中国学术界有新、旧派之别。新旧二派的代表人物多在高校任教，本来，新派学者不能不吸收传统，旧派学者不可能跟西学绝缘。更多的时候，新旧之争只表现在对待西学、中学的态度上。钱玄同是新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讲上古音类，用的是黄侃的古音学说；刘赜是旧派学者，但他担任小学老师时教过英语，《声韵学表解》使用罗马字母和注音符号注音。就国内大趋势说，当时新派占了上风。但在各个高校情况就不同了：在北京大学，新派学者占压倒优势；武汉大学是旧派学者的据点，旧派占主导地位，刘赜是武汉大学旧派的代表学者之一。新旧之争从开始到如今，已经一百多年了，逐步成为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刘赜评传》比较详实地揭示了20世纪武汉大学新旧二派学者的矛盾纠葛及旧派占主导地位的史实，不乏亮点，具有史料价值。

第二，对于刘赜的学术成就，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古音学上。重点展现刘氏古音学成就，是符合事实的明智之举。除了《声韵学表解》《说文古音谱》，刘赜在古音学上还有其他独见。黄侃起先将喻母、为母都并入影母，将邪母并入心母，均不合适。曾运乾1927年发表《喻母古读考》，得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据说黄侃1927年去东北时，跟曾运乾晤谈，曾氏将这项研究告知给黄侃，黄侃接受了。刘赜写《声韵学表解》时可能没有读到曾氏的文章，所以没有采纳，而完全采纳黄侃原来的声母系统。曾氏的结论基本上正确，上古喻四喻三相混很少，喻三跟匣母等牙喉音字，喻四跟定母等舌音字大量相通。《声韵学表解》没有采纳曾运乾的该项研究成果，是个遗憾。到1957年，刘赜发表《“喻”“邪”两纽古读试探》，此时他已读到曾文，得出结论：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其说亦十得六七”　，这跟黄侃提出古音十九纽时的看法有距离。又说：喻四和邪母“上古隶舌头”　。钱玄同1932年发表《古音无邪纽证》，试图证明邪母上古归定母，刘赜说邪母“上古隶舌头”，跟钱玄同意见相近，跟黄侃的结论不同。《刘赜评传》说，刘赜写《“喻”“邪”两纽古读试探》时，“可能没有见到钱玄同的文章”　，这话有道理。《“喻”“邪”两纽古读试探》一文表明刘赜没有墨守师说，他论证喻四和邪母上古属舌音，大体正确。此文采纳了曾运乾的合理见解，跟钱玄同的研究可算不谋而合。

第三，对于刘赜上古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刘赜评传》将重点放在突出刘赜同源词研究方法科学性方面的努力和创新。

同源词系联是刘赜一生的主要兴趣点，写了不少论著，例如有1931年发表的《古声纽之字义多相近说》、1983年出版的《初文述谊》《小学札记》（以已经公开发表者为准）等，在章炳麟、黄侃研究的基础上，刘赜希望更多地对同源词之间词义相通的条理进行抽象化的归纳，希望在确认两字是否具有同源关系时进行字义上的限定，研究水平不比高本汉《汉语词族》低，代表了章炳麟《文始》之后，王力《同源字典》出版之前所达到的高度。对此，《刘赜评传》做了深入挖掘，揭示了刘赜的创新之处。

在同源词的词义关系方面，既往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甲词和乙词之间是否具有词义发展脉络问题，为了证明两词之间有发展脉络，他们有时采用一种我称之为“平行例证”　的研究方式，王念孙《广雅疏证》就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这是从系统上研究甲词和乙词是否词义相通的一种方式，值得充分肯定。很多同源词的系联，词义和词义之间是否有引申、发展关系，人们更多的时候没有采取这种论证方式，往往凭研究者的感觉。仅凭个人感觉和语感得出的结论，科学性不强，结论难以为人采信。刘赜的同源词研究，则更多地利用这种“平行例证”来加以系联，比以前更注重从词义的系统性方面系联同源词，无疑是一种进步，反映出刘赜对既往的同源词系联的优缺点有冷静的观察，想极大程度地避免主观性。

利用“平行例证”来系联同源词，仍有科学和不太科学之分。要证明A、B两义确实相通，就必须在汉字形音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字形方面，一定要找到同一个汉字有A、B两义的平行例证，越多越好，要以一字有A、B两义的例证为主，以A义写成甲字，B义写成乙字的例证为辅。字音方面，如果A义写成甲字，B义写成乙字，则甲乙二字之间一定要有严格的语音相通关系，不能迁就硬凑。字义上，所谓A、B二义，有两个要件：一是必须是实有的字义，不能为了进行主观分析硬性摊派它们有共同的义素，将义素分析法作为掩饰科学性不足的道具，弄得人为性很强；二是要做到平行例证之间的A、B二义真正平行，构成真正的同义、反义、类义关系。如果不能在形音义方面做到这些，所系联的词族聚合仍不能算确认了同源词。　汉语单音词中，同义词很多，这些同义词分属不同的声韵，占居很多音节；加上反义词、类义词，数目更多。我曾经做过一项工作，就是任取两个字义，在不对汉字形音义进行严格限制的情况下，看看能否根据“平行例证”的方法将这两个证明为字义相通。结果发现，你想要得到A、B两义相通，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形成字义上无所不通、无所不转的局面。这样，“平行例证”就成了主观猜想的保护伞。因此，要证明古代A、B两义是否真正相通，就必须在汉字形音义方面作出严格的限制。

可以说，刘赜的汉语同源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自觉地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精密化。上古汉语同源词研究，是研究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关乎汉语全局的核心问题，今天在汉语文字、词汇、语法研究上有若干糊涂认识，通过同源词的探讨可以得到澄清。今后我们在同源词系联的科学道路上还必须而且可以继续往前迈进。

第四，刘赜在鄂东方言语音和方言本字研究上取得了实绩。

鄂东方言颇有特色。鄂东地处鄂豫皖赣四省交汇处，邻接中原的边缘地带，深受中原汉语影响，所以鄂东方言跟官话方言有很大的一致性，跟南方方言差别很大。至晚宋元时期，鄂东方言跟中原汉语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语音上，最明显的是入声和ŋ　尾的变化。《中原音韵》为代表的方言入派三声，但鄂东方言一般有六个声调，入声没有喉塞音尾，自成一调，跟《中原音韵》分道扬镳。中原汉语跟鄂东汉语一样，m尾并入n尾，但中原汉语里，中古的ŋ尾基本上保留下来了。鄂东方言变得更快，很多ŋ尾字都变成了n尾，跟很多西南官话方言变化相同。

1948年出版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其中涉及鄂东多县的方音音系。刘赜1958年发表《广济方音之调类与调值》，得出广济（今武穴市）方言有七类调值，去声分成三调，其中阴去分阴去一、阴去二，这在鄂东方言里很特别，在汉语方言中也很特别。将广济方言的调值揭示出来，是刘赜方音研究的重要贡献。这项研究，明显吸收了现代语音学知识。

鄂东方言词汇，有一些跟鄂豫皖赣四省其他邻近地区相同，但也有一些具有特色的词汇现象。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说，鄂东方言的词汇系统累积了上古至近代汉语不同时期的词语，反映鄂东跟周边地区一直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明清时期，有学者在其著述中涉及鄂东某些方音及词汇现象；民国时期，章炳麟的《新方言》（1907）也涉及到鄂东的一些词汇，但都是零星的。黄侃较早写出专门研究鄂东本字的《蕲春语》。刘赜1930年发表《楚语拾遗》，1934年发表《楚语拾遗续》，1957年发表《再答王楚屏先生问浠水方言》，1963年发表《广济方言》，还在其他的著述中涉及鄂东一些方言的本字考证问题。他主要利用《说文》考证鄂东方言词的本字，有的考证可为定论。就其中可靠的考证成果看，鄂东方言保留了相当多先秦至汉代的词语。

我非常重视既往方言词语来源问题的研究，深知前辈的研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因此曾经广泛地阅读前辈的相关论著，希望能从中找到若干启发。从刘赜等先辈的研究中，我得出一些探讨方言词语的来源问题的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的认识：在方言本字的考证中，要区分源词和本字。源词是指古代某个词是后来产生的，但来源于古代；本字是指方言中的某个词是古代就有的，本字的考证就是要找出记录这个词的古代写法。由于词义的变化难以把握，因此我提出“音经义纬”的研究方法　，这是受到刘赜等人本字考证的影响提出的看法。在我看来，刘赜的本字考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对刘赜研究成果有取舍。例如评传的第八章，谈刘赜在方言研究方面的成就，由烈红兄撰写。他对刘赜有关鄂东方言词语研究的述评，没有一味盲从、率意肯定，而是结合自己的家乡话黄梅话加以检验、印证（广济、黄梅是邻县，均属黄冈市），博观约取，多分析精当、透辟之处。

对刘赜个别结论，给予了中肯的批评，有破有立，破中求立。《刘赜评传》中，这类文字不少，无论是评述刘赜在音韵学上贡献的部分，还是论述其训诂学与文字学、方言研究成就的部分，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读者只要读过这部评传，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本书第三章讨论刘赜《说文古音谱》的具体字上古声母归纽，第四章、第五章讨论具体字上古韵部归部，详细占有材料，作出取舍，多有《刘赜评传》作者的独创性见解，对于研究上古音很有价值。例如《说文古音谱》中，在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内部，有的本该归甲部的，却归到乙部，《刘赜评传》一一订正。

清代有些学者注意到中古阴声韵的部分去声字要归到入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有这方面的具体处理意见，《古四声说》：“洎乎魏晋，上入多转而为去声”　，可见他认为中古部分去声字来自上古入声。王念孙明确地将祭泰夬并入月部，成为一个入声韵部。有的学者看出《诗经》押韵常常去入相押，但没有注意到去入相押只是部分阴声韵的去声字，没有看出这样的去声字上古还有谐声、音译等材料可以证明它们本来读入声，只是泛泛地说上古“去入相近”，张成孙《说文谐声谱序》说，上古韵文“去入或自为谐”，其实应该是入声的长入、短入互押，是入声自押。他们注意到了“去入相近”，但没有深究。

黄侃是审音派的代表，理解他的入声独立、阴阳入三分，千万不能跟中古的阴阳入三分简单对应起来。今天，有的研究音韵学的学者对此严重忽视，很不应该。王力先生《黄侃古音学述评》高度评价黄侃入声独立、阴阳入三分的韵部系统。对王先生的这个评价，也不能作粗浅的理解。王力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建立在看出黄侃将中古阴声韵部分去声字归到入声的基础上作出的，包含肯定黄侃将中古阴声韵部分去声字归到入声这一层意思。系统性地将中古阴声韵的部分去声字归到入声，这是黄侃、王力的重大贡献，跟戴震的阴阳入三分的实际内容不完全一样。只是王力先生在上古入声里面分长入、短入，长入变到中古的去声，短入变成中古的入声。因此，黄、王的上古入声跟中古入声和阴声韵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不认真审视黄、王的这种卓越见解，以为二氏的上古阴声韵就是中古的阴声韵，上古入声韵就是中古入声韵，只在上古阴声韵、入声韵内部进行韵部调整，这是很大的误解。多方面的证据证明：中古汉语阴声韵的部分去声字在上古汉语属于入声韵，简单化地将中古阴声韵处理为上古阴声韵、中古入声韵处理为上古入声韵，在今天看来是知识性错误。有的重要的古音学著作出自黄、王的研究之后，没有采纳黄、王的成果，将中古阴声韵的去声字简单地处理为上古的去声字，跟真理擦肩而过，甚可惋惜。

上古阴阳入三分，中古阴声韵部分去声字要归到上古入声，这就给具体字的归部带来新问题。刘赜的《声韵学表解》继承了黄侃的说法，将不少阴声韵的去声字归到入声各部（也有极少的非去声字），值得充分肯定。在《说文古音谱》中，除了将中古部分阴声韵的去声字归到入声，跟黄侃的说法一致，应予肯定；还将有些本该归到入声韵部的字归到阴声韵部，甚至在上古阴声韵部里包括中古不少入声韵，这就出现不足。黄侃限于自己的古本音理论，觉部不独立，并入幽部（黄侃叫萧部），本不太科学，但《说文古音谱》完全采纳了。将有些本该归到入声韵部的字归到阴声韵部这种处理不科学，也无法解释这些上古属阴声韵，中古怎么凭空产生塞音尾，变成入声韵的。《刘赜评传》全面搜集材料，对于这些字一一做出考证，纠正了刘赜处理上的失当之处，也顺带纠正了其他各家处理的失当，这些具体考证很值得重视，是上古音归部方面的最新成果。

本书的相关注释将所发现的刘赜及所参考的原作的校勘错误注出来。例如19页的注释、31页第二个注释、313页第二个注释，都是这样做的。

因此，据《刘赜评传》一书完全可以证实，刘赜在20世纪中晚期，为中国语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古音学方面，他完成了两项大工程，一个是在《声韵学表解》中，将《说文》1391个初文一一纳入当时最为科学的古音学系统；一个是1963年出版《说文古音谱》，将《说文》的9000多个字一一纳入黄侃的古音系统。这两项工作都在当时产生了学术影响。在同源词研讨方面，刘赜有《初文述谊》《小学札记》，这也是同源词研究的大工程。有了这样的大工程，刘赜足以彪炳中国语言学史。《刘赜评传》选取刘赜写评传，选题佳；有力揭示了刘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研究难度大，但卢、谢二位研究得比较全面深入。还要指出，本书的校勘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因此，它是成功之作。

有的问题的研究尚需深化。例如《刘赜评传》说，《说文古音谱》没有采纳黄侃声调理论进行归部，这只是揭示了部分事实，因为《说文古音谱》将很多本该归到入声韵的字归到阴声韵部里去了。另外一部分事实是，《说文古音谱》的入声韵部中，是包含有中古部分阴声韵的去声字的，采纳了黄侃的声调理论。《声韵学表解》将中古许多阴声韵的去声字归入上古入声，但《说文古音谱》却把中古的入声韵大量地归入上古阴声韵部；刘赜在《说文古音谱》之前发表的论文中，对喻三、喻四、邪母的上古音问题提出了跟黄侃不一样的见解，《说文古音谱》是否反映了这些新见解？如果没有反映，那么刘氏是出于什么考虑？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说文古音谱》中，喉音牙音部分有喻三、喻四，喻四没有放到舌音；齿音部分有邪母，邪母没有放到舌音。《说文古音谱》为什么没有反映刘氏1957年发表的《“喻”“邪”两纽古读试探》、1962年发表的《重订〈汉语言文字学音系略例〉》的研究成果？这是读者想知道的问题，希望《刘赜评传》再版时对此作出进一步探讨。《说文古音谱》是仿照黄侃的《古韵谱稿》做的，如果将二者做一番比较，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声韵学表解》没有将脂微二部分开，固然是一个缺陷，但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脂微分部的成果还没有出来。到了写《说文古音谱》，如果采纳了脂微分部的成果，那么不仅能弥补《说文古音谱》的不足，而且更能使该书锦上添花。

本书作者卢烈红、谢艳红二位既是章黄学派的传人，又是王力学派的传人，他们治学不固守一隅，分析学术问题冷峻、客观，特别注重吸收现当代科学、有用的前沿知识，立言谨慎。《刘赜评传》鲜明地反映出他们继承了求真务实的优秀治学传统，在真正精研刘赜原作之后做出评传，评传无浮夸、溢美之辞，寓作于述，对中国语言学建设有积极意义。

我跟烈红兄有三十多年的交往，感情深厚。他撰写的大部分论文、著作，我都拜读过，深感他的论著选取的都是真问题，占有材料详实，释读精准，分析细致，逻辑推理严密，不追新逐奇、好高骛远，所得结论平实、自然，常常感叹他得出的结论在精准度方面多言必有中，“就是那么回事儿”。他是当今极为难得的好学者，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烈红兄离世的这一年多，我颇有“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之慨。《刘赜评传》的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人世空传名耿耿，泉台杳隔路茫茫。”希望艳红借《刘赜评传》的出版东风，再接再厉，不断进取，继续取得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