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宫志翀《人为天生：康有为三世说研究》

* 本文节选自《人为天生》一书导论，标题系编者改拟。

文丨宫志翀

一种复杂性，一种难以把握其思想全貌的复杂性，是我们阅读康有为时最常浮现的感受。这首先源于他自身的复杂性，可举出四个方面说明。

第一，康氏思想的跨度极为广博。以著作的分类来看，他既有独创的思想表达，如《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大同书》《诸天讲》等；也有传统形式的经学著作，如《毛诗礼征》《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孟子微》《礼运注》《论语注》等。此外，他又有极专门的制度讨论，如《民功篇》《教学通义》《官制议》《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最后，他还有无数应时救弊的政论，从戊戌时期的奏疏，到壬寅以后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评议》等。

特别是，这四种类型的作品，它们的写作过程夹杂在一起，一些作品也就兼具了多种性质。例如《大同书》继孔子之志而“立法”，既基于经学的思想背景，与他的经学著作联系紧密，也是朝向未来的制度建构，是为现实制度讨论的理想参照。相应地，各种著作的思想内在贯通，如批判《周官》对后世制度的影响，在《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官制议》中都有表现。面对康有为思想跨越的幅度和抵达的纵深，我们该如何理解他思想各部分的关系，把握每处表达的具体意图？

第二，康氏对同一个问题的态度、表述并不一贯。他对孟、荀人性论，及对佛教慈悲、墨家博爱等思想的评价，都体现了这一点。最典型的，还是他对大同的态度。大同，这一他系念最深的理想，康有为既向大众预告着它的美好，却又一直秘藏着大同的真实图景。这种态度连梁启超都不能理解：“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当然，康氏不认为这是他的矛盾，反而表示真正的洞见正在其中。这些相左的说法，不应被简单归结为囫囵弥缝。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体会背后的洞见？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合照

第三，康氏思想历程的变与不变。尽管康氏自称学问在三十岁前已规模大定，但我们留心观察，还是能发现很多前后调整。例如孔教论，早期的《康子内外篇》以孔教为阳教，佛、耶为阴教，得出“是二教者终始相秉，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的循环论。至《中庸注》时，他又分判孔教为人道教，佛、耶为神道教，得出“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的进化论。再如有学者指出，康氏戊戌前主“三统”，之后重“三世”，辛丑后又提出“三世三重”说，重新整合“三世”“三统”说，理论更趋复杂精细。那么该如何把握康氏自称的不变和后续调整之间的关系？我们既须严肃对待他自述的意义，但仅将这些变化视为思想的分期，恐怕也不够。更可取的做法是，视之为思想本身的多重面向，或思想在思考与表述过程中的不同展开。因而康氏思想的规模与主干，又是我们先须把握的内容。

第四，康有为的政治主张随着时势转迁而变。例如，作为公理、民权观念最早的提倡者，康有为戊戌时期对自下而上的民权改革有较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革命风潮兴起，他不再提及此事，反而更多地警示冒行改革的后果。此外，他还着手写作《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意在表明塑造富强的现代国家是更有效的举措。再如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的孔教主张包含多重现实考量，他在戊戌前后主要关切民众的教化问题，至辛亥后则重视孔教对国家、国族建构的意义。我们该如何理解康氏作为政治人物和思想家、经学家的三重身份，又如何考量其政治方案与哲学思想的关系？

除却他自身的复杂性，外部评价的多样，也是理解康有为时须费心辨别的难题。康有为身处20世纪前后的激变时代，他身后至于今日则已有近百年，时代的变化不可谓不巨。例如戊戌时期，在追随者眼中，他是引发近代中国思想、政治地震的“先时之人物”；批评者眼里的他，轻则是缘饰经术以推行新法的躁进者，重则是“貌孔心夷”、“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叛逆；更在流言中变成了自诩“长于素王”的妄人。进入20世纪，他又因为批评共和、主张立孔教为国教等，成了逆时代而动的保守主义者。亲炙弟子劝他息影林泉，新文化青年奚落他“太旧”。及至今日，康有为仍背负着各种污名，或无来由的冷嘲热讽。

《人为天生：康有为三世说研究》实拍图

成为历史人物而进入学术的讨论后，康有为也是争议颇多的人物，身上被贴满了各种标签。思想定位上，他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其主持戊戌变法值得肯定，庚子后又被否定。他的三世说被归为庸俗进化论，《大同书》则存在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美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进入21世纪以来，他或被视为重建儒家普遍主义的人物，其大同建构是对现代世界法则的反抗；或因大同、三世诸说与儒学传统的差异，被怀疑不是儒家。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无论是与廖平关于“新学伪经”的公案，还是《大同书》《礼运注》的写作时间、目的与性质，至今未取得共识。并且，《戊戌奏稿》被证实有修改，《我史》被鉴明有夸大，更强化了他的自大形象，使他的自述都再难采信。

此外，除却具体问题的争议，康有为的研究整体上处于分散状态。一部分研究专注他的政治主张与行动，一部分则关心他的思想学术，但少有研究能兼顾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来说，有些研究侧重于他的思想，有些则侧重于他的经学背景，但康氏新思想与经学的联系仍不明晰。简言之，康有为至少有三个面向——政治人物、思想家和经学家，但这三种形象在目前的研究中处于分离状态。这当中还存在以何者为主的问题。例如，政治史研究往往以“两《考》”为变法宣传，这是以政治人物的康有为透视作为经学家的他。再如，《大同书》研究长期受资产阶级定位的约束，忽略了它与康氏经学著作的联系，不知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经学。这种现状固然是学术分科的结果，但更深层的原因有二。

一是康氏自身的宏阔与复杂，前述已做说明。

二是他站在古今中西之变的开端。由康有为参与推动的历史变迁，浩浩荡荡奔流至今。历史从未遗忘他，每每在重要的转折时刻便会提及和讨论他。这也反映出，康氏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力量，使他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历史总有些奠基的时刻，当中蓄积了太多厚重的问题和磅礴的思想动能，此后的历史则不断从当中抽绎出一小部分，消化、生长乃至不时复归原点。康氏生前身后如此复杂的外部评价，无非是具体历史中形势与立场的反映。

他身上的那些标签之间的冲突，不是康氏自身的矛盾。康有为没有变，变的只是历史阶段展开的过程，变的只是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看待那些标签的心态和方式。不过，只要当时古今中西交冲关口的问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那一代人的思想动能没有发挥尽，历史就还会变动，我们就仍离不开他们。只是方式可能迂回，可能切近。

康有为，《戊戌奏稿》，1911年

2010年以来，康有为研究有了新动向，展开的研究主题包括孔教思想，“保教立国”的整体方案及他辛亥后的政治思想、经学思想等。这些都是此前研究因框架所限不甚措意（其实是消化不下）的重大问题。并且，使这些研究形成相互呼应的一种共同力量的，是他们共同的问题意识与思考视野，具体可分疏为一系列总括性的命题：

（1）康有为的意义在于他把握了时代的根本问题。

（2）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遭遇了文明的变局，即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须从“天下”式的文明转型为现代国家。

（3）回应文明变局的立场是，保持文明的连续性，使文化传统贡献于现代国家建构，一言以蔽之即“保教立国”。

（4）康有为用“教”标志一个文明体得以延续的精神文化传统，他的孔教思想强调中国文明的精神源头是儒家文化。

（5）孔教的根柢在六经，康有为研究的深入必须从重视他的经学开始。

（6）康有为作为“先时人物”的意义仍在。他提出的诸多分支议题，此后不断复现；他的回应思路，为此后思想家继承。返回康有为以重新观审现代中国与现代儒学的历史，仍有必要。

不过，上述视野仍是相当紧凑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分疏和延展，以便于理解康有为本身和当代研究的新动向。特别是考虑到近代中国的文明变局发生在古与今、中与西的交冲之间，那么，以古今、中西为坐标来分疏时代变局的内涵，是合适的思路。进而，随着我们深入康有为本人洞悉时代变局的眼光，经史与天人两个核心问题就将显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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