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钦根丨谭献与章太炎交游始末考

谭献与章太炎交游始末考

吴钦根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作者简介：吴钦根，1988年生，江西万载人。2019年9月入职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文献、清人日记整理与研究。

俞樾为章太炎本师,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章氏在早年求学过程中亦曾师事谭献,则虽或知之,却未必能得其详情。今《太炎文录》卷二有其所撰俞樾、高学治(宰平)、黄以周、孙诒让等人传,而于谭献,则在文集中几乎不曾涉及。这一层关系,在章氏公开出版的著述中似乎被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今《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收录有章太炎与谭献的一通书信,称谭献为“夫子大人函丈”,自称“受业”（此通书信最早见于钱基博《〈复堂日记续录〉跋记》,载1931年《南通报·文艺附刊》。后又由刘达仁整理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题名为《章太炎给谭献的一封信》。原稿今影印收录于《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3—1125页。）,谭献日记中亦屡称“章生”“枚叔”或“章生枚叔”,可为其受业的明证。问题是,章氏问学谭献究竟始于何时呢?止于何时呢?

章太炎早年曾问学于谭献一事,仅《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及《自述学术次第》中偶有提及。年谱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条云:“既卒哭,肄业诂经精舍。时德清俞荫甫先生主教,因得从学。并就仁和高宰平先生问经、谭仲仪先生问文辞法度。”（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92册,第333页。）但此年谭献被张之洞聘为经心书院主讲,并未在诂经精舍。因此,此条所言应为总括事实,章氏问学于谭献,当不始于是年。而谭献日记最早提及章氏,则是在光绪十八年五月廿四日,当天日记云:“同白叔过龚甫,见案头有余杭章生说经文稿。”（谭献《谭献日记》,范旭仑、牟晓朋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2页。）龚甫,即高保康,为高宰平(学治)次子。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又云:“杨春圃札来,余杭章生炳麟以所撰杂文见质。”（谭献《复堂日记》第十九册《周甲记下》,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如无其他材料对应,此处极易理解为章氏亲自送呈,但若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廿三日日记相互参照,可知事实并非如此。此日日记云:“章生劬书善病,尝撰《春秋左传读》,有志治经。前年杨春圃以所作文字质,已略指正之矣。”（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慎来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又见谭献撰《谭献日记》,范旭仑、牟晓朋校点,第321页。）杨春圃,即杨振镐。可知此次文章亦非由章氏送呈,而是由杨振镐以书札的形式附呈。足见此时谭献与章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事实上,直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章太炎的文章还是通过他人(汪知非)转呈。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中亦有《章炳麟实谭献弟子》一则,认为“章氏尝受业谭门,确切无疑”。（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215页。）其所据除以上所举章氏与谭献的书信外,另有汪知非一札。此札今收录于《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其略云:

汪知非(1878—1932),字踵玉,为振绮堂汪氏之后,谭献受业弟子。此札末署“九月十四”,无具体年份,但信中称“今夏又遭家大人见背”。汪知非之祖乃汪曾唯,父为汪加年。据《平阳汪氏迁杭支谱》记载,汪加年卒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汪大燮编《平阳汪氏迁杭支谱》,《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18册,第346页。）又谭献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日记云:“(得)汪子用祖孙书,知非呈艺,又为余杭章生炳麟枚叔呈杂文三篇。”（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慎来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此前一日有“晴暖而臂寒,酸痛不减”之语,正与此札所谓“夫子右臂不良”相对应。据此可推定此札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此时章氏已有师事谭献之意,然谭献似乎并未作出即时的回应,同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记又云:“为汪郎定诗赋,又为余杭章生炳麟枚叔定文,亦有志问字于予者。”（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慎来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则章氏正式入门又当在此后。由于十一月初四日至年尾的日记未曾提及章氏,光绪二十二年元月至六月八日间的日记缺失（据《浙江文献展览会专号》,光绪二十二年日记两册,为高时敷旧藏,一册起廿二年正月元日止六月初八日,名《击壶记》;一册起六月九日止十月卅日,名《蛇足记》。见《文澜学报》第二卷第34期,第42页。《蛇足记》今藏浙江图书馆,《击壶记》尚存与否,则不得而知。）,故无法得知章氏执贽的具体时间。然据稿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之后,二人开始频繁往来,且称谓已由“章生炳麟枚叔”一变而为“章生”“枚叔”或“章生枚叔”。由此可见,章氏此时已然成为谭献受业弟子。今上海图书馆复藏有章太炎《与谭献》书一通,作于光绪二十二年新正,书中历述自身在经术、文章等方面的学习心得及研究旨趣（章太炎《与谭献》,见《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上册,第11—12页。）,正式受业或在此后不久。（关于章氏著籍谭门之始,钱锺书先生亦尝有所推断,其《容安馆札记》有云:“先君藏谭复堂师友书札,有太炎一牍,凡三纸,称‘夫子大人函丈’,署名‘受业制章炳麟敂上,三月十九’,中云:‘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中略)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攮臂大哄’云云,两书可相印证。又有汪知非上复堂一书,亦称‘夫子大人’,有云:‘余杭章枚叔表叔,名炳麟,素慕夫子重名,愿列门墙,不能昧然自荐,嘱非先容,想来者必不拒也。附上古文四篇,乞垂鉴’,下署‘九月十四日’。薇生丈念劬庐丛刻《复堂日记续录》光绪廿一年九月廿三日:‘得汪子用祖孙书,又为余杭章生炳麟呈杂文三篇’云云,即其事也。太炎著籍谭门,始此。”(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50—1251页)因未见稿本日记,故于著籍时间的推定有所不确。）

检稿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是二人来往最为密切的一年。仅七月至十二月,二人会面之见于记载者,即有18次之多,其中有一日两见者。往来以日常谈论为多,其中亦不乏借书观书、代作文字、以文章请质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章氏离开诂经精舍,赴上海时务报馆任职,并开始投身于国民革命,奔波转徙于各地,二人直接往来的次数由此渐少。光绪二十三年仅三见,光绪二十四年亦同,光绪二十五年则不见于记载。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廿三日,为章太炎的最后一次来访。自此至谭献去世,日记中再没有有关章氏的任何记载。谭献去世后,章氏也没有任何悼念性文字。但自光绪二十二年以来,二人曾有过一段师弟情谊,却是不容置疑的。

日记中虽未记载交谈的内容,但从这频繁的长谈中,至少可以看出二人的投契程度。（又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非郎昨、今来,枚叔来谈”“十九日,枚叔来谈”“廿五日,枚叔来”“腊月五日,枚叔午来”“十四日,枚叔来”“廿八日,枚叔来谈”;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章生枚叔来谈”“五月二十九日,枚叔来谈,饭后去”;等等。）在二人的往还过程中,还涉及当时所流行的一些新学书籍。如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日记云:“枚叔来谈。……枚叔薄暮再来,以《西学书目表》借观。梁君之言多可信者。”（谭献《复堂日记·蛇足记》,稿本,浙江图书馆藏。）《西学书目表》为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所编,同年夏刊行于上海。又“冬至日,偶出过子用,乃解衣拥衾卧,乃榻前久谈,二孙出见,枚叔亦来,遂过视其书室,方罗陈古籍雠正康主事《新学伪经考》也”（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丙申余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此条所涉人名中,子用即汪曾唯,为汪康年叔父,章氏曾为作《独居记》一文(后更名为《明独》,收入《訄书》);“二孙”则是汪加年之子汪知非与汪知自。）。《新学伪经考》最早有光绪十七年刻本。诸如此类关于康、梁著述的流传信息,对于考察章氏的早年学术见闻,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另外,谭献日记中还有阅读章太炎所主持的《经世报》的记载。《经世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为章太炎自沪返杭后所办,馆设杭州,上海亦设有分馆。由宋恕平、陈虬及章氏本人等任主笔。分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等栏目。分别于七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一、二、三册。谭献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日记云:“阅新行《经世报》。”又八月十三日记云:“阅《经世报》,即章生辈属笔者。”（谭献《复堂日记》第三十三册《迎阳二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可见其关注程度。谭献日记中所见章氏的最后一次来访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廿三日,当天日记云:“晴,章炳麐来,不见。”（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九册《庚子秋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据《太炎先生自订年谱》,章氏此时以唐才常自立军败,“钩党甚亟,其徒皆窜日本,余亦被连染,以素非同谋,不甚恇惧”（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第341页。）,遂归乡度岁。来访当在其归乡后不久。此条虽简短,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即称谓已由“枚叔”再次改换为疏离状态的“章炳麐”,加上一个断然的“不见”(有别于“未见”),表明二人关系已彻底决裂。

根据以上梳理可知,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谭、章二人之间至少有四到五年的师弟情谊,而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的三年,又可以称得上是二人关系的“蜜月期”。所涉内容,虽由于日记记载太过简略而不得其详。但庆幸有此稿本日记的存在,不仅章氏早年的求学行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同时也为学术史还原了谭、章二人交游的一段往事。

近年来,在西方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等风气的鼓荡下,日记、书信等边缘史料开始大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日记,以其独特的原始性、私密性、现场感越来越受到文史学界的青睐。谭献日记多以原汁原味的笔触,记载逐日的生活情实,大到吏治民情、时代因革,小到晴雨灾荒、衣食住行。而其中又以日常的交游记录最为丰富,其所交游的对象,不乏因现存史料不足,而导致生平、行事不彰者,亦有可与现存史料互为参证、补充,以丰富某一历史事件或事实者。稿本《复堂日记》中的章太炎即属于后一种类型。通过稿本《复堂日记》中相关史料的梳理与解读,有关谭、章二人的交往情实,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谭献与章太炎以师弟相称,当始于光绪二十二年,且这种关系至少维持了四年有余(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

其次,自光绪十八年开始,章太炎曾多次以文章请质,并在一定时段内对谭氏的学说颇为服膺,以致谭献有“其助我乎”的感喟。这对于厘清章太炎早年的学术历程及其渊源旨趣,无疑大有裨益。

最后,日记中所涉及的借书、观书、代作等日常细节,对增补《章太炎年谱长编》中的早年相关事迹亦不无助益。

文章来源：《传统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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