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王宁先生《学林追远录》出版

《学林追远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10月

ISBN：978-7-02-018931-1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是宗法社会的道德准则。那个时代已经遥远，血统已经不是维系人际关系唯一的纽带，但人生总有摆不脱也忘不掉的关系，是由相聚的缘分维系着的。在新的时代，“追远”褪去了宗法的外衣，却增加了纪念亡人深厚情谊的涵义。我把这一部分纪念文章集在一起，书名以“追远”称之，是因为文中我纪念的和介绍的人，都已辞世远去。这些旧文，有些是他们离开后我的悼念，也有些发表时他们还曾亲自读过。现在，往事都已成追忆，他们的人生也都盖棺论定了。

书名冠以“学林”为定语，是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圈子非常狭小的人，一辈子的职业几乎没有离开过高等学校，永远的身份不是学生就是老师。但是，这几十年，世界和国家的风云变幻，让我这样一个本该在书斋里平安度日的人出离了静谧，面对着许多不期而至的抉择和考验，经受了太多的起伏与动荡，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因为生存和进取的不易，便使我十分感念知遇者的恩情，珍惜前行者的指引，敬重纯正者的初心，钦佩利他者的胸怀。

这些已经离去的人大多是我的老师，少数是我的学友和年龄相差不多的早期的学生，应当算同辈吧。我和他们近距离相处时，曾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我的前辈、同辈两代学人，是这个时代人文科学发展的践行者和见证者。我此生有幸遇到他们，是他们在我入门时引领我，在我迷茫时启发我，在我畏难时鼓励我，在我盲目时警示我。

我的很多师辈学者已是名人，不需要我来为他们立传，对于他们，我之所见仅是一斑，记下在我眼中的他们，不过是一份实在和真诚。我纪念他们，不仅因为他们对于我的恩情难以忘怀，更重要的是，他们让我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从事文科教学和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在职场上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对学术与教育忠贞不贰的情怀。在这个领域里，蒙受厄运的人太多了。时代改变了他们仅仅与书山学海为伴的单纯生活，让满腹经纶的他们应对了许多新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名人，受到关注，也容易被误议与涂抹，我愿用自己的眼光从一些小小的侧面写出一种理解和尊敬。对比今天的学界，我觉得他们是我心里的桃花源，让我常能透过落英缤纷的丛林看见那散着一束光亮的小孔。我记下他们对我的恩惠与启示，除了抒发因他们远去而产生的伤感之外，也想诉说一种得以与他们此生相遇的幸福感觉。记下他们，其实是在回看自己的来路。

那些先我而去的同辈人，都曾与我并肩而行，却不幸早早离我而去。每当进入曾和他们同在的环境，我常常为他们的早逝扼腕叹息。可以共语的同代人渐渐稀少，是注定会一天比一天寂寞的。

追远对我的意义应当是深远的，我会带着那些远去者的鞭策和激励度过余年。

2023年元月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从我1983年调入北师大起，到防疫前的2021年。这些文章都是我在这近四十年里为师友写的书评、书序和专门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散落在我电脑里不同的文件夹中，电脑又几经换过，搜寻花了很长时间。选文时，我将内容限定为纪念已经故去的学界师友，文体上也尽量选择随笔式的散文，不要太学术化了。

从入文者跟我的关系角度，我把这些文章分成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章黄之学直接的传承者，他们是我的老师、太老师和前辈学者，我的学术发展里有他们的基因，我的学术方向的择定有他们直接的指引。第二部分是在北师大为我授过课、解过惑的业师，我和他们近距离相处过很长的时间，那些言传身教让我终生难忘。第三部分是我的同专业前辈师长，他们与我在学术道路上相逢，对我学术的成长有过很多指点，不论是为学还是为人，都是我的榜样。第四部分是我的同窗学友和同辈朋友，他们有的在艰苦的年代与我共过患难，有的在奋进的环境里和我一起打拼，还有一些是曾长期在一起相互学习和进行过多次合作的亲密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年龄比我还小，但却不幸早逝，永别后，珍惜与遗憾让我记下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第五部分是我专业之外的师友，他们对我在某一方面的影响至深或印象突出，其中更有我对女性问题特殊的关注。各部分的排序，大致按入文者的年龄。

其实，在我的学术生涯里，能够被纪念的师友何止本书所写的这些人？每当晨昏独坐、片刻闲暇，一朝见物思人、触景生情，往事中许多身影复现，内心是很充溢的。但这次只是搜寻旧文，之前又没有有意识地积累这类文章的计划或习惯，因此，应当还有很多想要追忆的人和事，甚至更重要的人和事，没有在这本书里出现。要让那些记忆更多地再现纸上，怕是要以待来日了。

文中都是我亲身经历或直接聆听到的往事，几十年的事情，记忆难免有所偏差，我尽量通过各种资料做了复查核对，希望准确反映真实的历史。即使如此，在人、地、时、事等方面也会有些记不清的地方，有待今后补充、订正。文章写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背景，有时会有一些重复，虽做了处理，仍会有些存留。这些都要请读者谅解。

这本书能够出版，要感谢两位年轻的朋友。一位是本书的责编杜广学。杜老师与我并不相识，只是读了我近年发表的几篇文章，建议我把这些怀念先师故友的文章集中在一起，和读者分享学术传承的艰辛与快乐，也让读者了解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几代学者生活的某些侧面。一位是我的忘年小友张洁宇。洁宇是我看着长大的新一代学者，她做现当代文学，更接近社会；她常常帮我投稿，对有些文章也凭着初读的印象给我建议。如果没有他们两位的鼓励 和帮助，从我自己生活圈子的狭小和思想的封闭而言，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这本书开辟了我著文的一个新的领域，我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文中如有不妥，请读者和方家指正。

2024年2月22日

1.因为生存和进取的不易，便使我十分感念知遇者的恩情，珍惜前行者的指引，敬重纯正者的初心，钦佩利他者的胸怀。

2.我此生有幸遇到他们，是他们在我入门时引领我，在我迷茫时启发我，在我畏难时鼓励我，在我盲目时警示我。

3.这种朴实平易的作风，给他的学生作了极好的榜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经常跟从陆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浅显是以渊博作后盾的，而平易反映的正是他真正的透彻。

4.年届百岁，钟老拄着拐杖漫步在校园里，一群年轻的学子钦敬地远远跟着他，成为北师大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在他神清气爽的面容和从容不迫的脚步里，永远有那份自信与坚定。我一直觉得，他真的会长生不老。但是，2002年1月10日，他走了。

5.启先生随和，但绝对有原则；幽默，但不开轻浮的玩笑；谦虚，但从不虚伪，不说假话。看到一些普通人模仿他的假字画，启先生会幽默地说：“这比我写得好！”有人拿着真是他写的字去问他真伪，他也会幽默地说：“这幅字劣而不伪！”

6.每读《论语·卫灵公》，我常常联想起乃和先生。她没有儿女，少有亲情，却没有听到她说“孤独”。她专注读书撰文，从不停歇，却没有听到她说“疲累”。她起居简陋，穿着朴素，饮食清淡，更不曾听到她抱怨“简薄”。这就是一位有独特贡献的女学者的人生——“谋道不谋食”，是她生活的写照；“忧道不忧贫”，是她精神的追求。

7.评不上博导，他心里不会很痛快，但也不会太不痛快。我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80年代我申报正教授职称，条件大概够了，可是连评了三年没过去。有一次路上碰见郭先生，他主动问起这件事。我和郭先生站在路上有这样一次对话。

郭先生说：“又没评上？没觉得不痛快吧？”

我说：“没有。不会不痛快。谁叫我来北师大晚呢？反正评一个少一个，总有轮到我的一天吧。”

郭先生说：“你得这样想才彻底，就是总轮不到你也无所谓，该干什么干什么，许你干就行！”

我说：“您这话还不彻底，还可以这么想：不许干这个也没关系，咱们干别的！”

他说：“对！即使干别的也不许，等许干了咱们再干也可以啊。”

我们俩都乐了。想得开是一种境界，不放弃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8.永培做事有时也爱使拙劲儿。他为了给陆先生买一根软的皮带，可以连着去三趟王府井。那时候，北师大的工十楼冬天的温度不够，陆先生又有早上四点起床喝茶看书的习惯，屋里总要安装煤炉，固定煤炉烟筒的铁丝买不到粗的，永培会骑着自行车四处去找。

2020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辞世15周年的纪念日，老师辗转病榻到病情加重的那几个月的许多情境，宛如就在眼前。最后的那几天，启先生在病房浑身插满管子，传来的消息都说病情难以逆转，我却依然相信会有奇迹出现。午夜三点听到老师停止呼吸的确切消息后，内心万分震惊，却仍然心存疑问：“是真的吗？不会吧？”

……

启先生走时，我的执念依然，但感触好像更强烈一些。这种“更强烈”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年，看了启先生更多的书，回想起他的许多严肃的、轻松的、精妙的、诙谐的话语，我才有一点明白那个“更强烈”的来源。80年代以后，我的很多老师毕竟找到了一个现代的“学科”，来安置了自己部分的专长，而启先生的学术最终也难以准确地在那些“学科”的小格子里定位。

高等学校的老师是被定格在“学科”里的。启先生的学科历来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古典文学，不知怎么分出一个古典文献学，把他划过去了。是不是征求过他的意见说不好，不过依启先生的性格，他是不会不答应的。2001年遇到评估，传来消息说，启先生的博士点“专家评审”可能要挂“黄牌儿”。为这个我受委托去找过当时的学位办，他们说：“启先生的学问没有人能否认，可他老人家的博士点是‘文献学’呀！”我委婉地向启先生传达。启先生笑了笑，引用《尚书大传》说：“‘献，贤也，万国众贤共为帝臣。帝举是而用之，使陈布其言。’文是写下来的，献是说出来的。古代、今天的历史、理论都是这么传下来、传出去的。文献学岂不是管着所有的学问！岂能把现在的古籍整理称作文献学？”那年刚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三个学科综合，当时的理念是：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是底层文化，启功先生的文献学是上层文化，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的文字学（传统“小学”）是基础工具。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齐了，就此拓宽研究。我向启先生说明这个意思时，启先生用他特有的表达风格说：“钟先生、陆先生两家，一个是口头，相当于‘献’，‘献’中的‘黎献’就是民俗；一个是文字,当然是‘文’；两者岂不是都包含到文献上了。钟先生、陆先生都是我敬重的长者，他们各自的学问都是我拜服的，全让文献收走了，折煞文献！”研究中心定名，启先生坚决不同意用“文献”指称他的学科，之后改成“典籍”，他才默许。

启先生不喜欢“书法家”这个称谓。上世纪末，学位办要启先生首创书法专业博士点，启先生婉辞说：“写字能培养什么博士？”之后又加了一句：“我不是说别人，只是说我写字写不出博士来。”也就是在这一年，方正公司要采用启先生的书法风格做一套电脑字体，对他说：“就叫‘启体’。”启先生当时又摇头又摆手，紧着说：“哪里来的什么‘启体’？我的字只能是‘大字报体’。”我想起“文革”时在北师大校园席棚上贴着的几份“启体大字报”，全是年轻人写的，他来抄，心里明白，说自己的书法是“大字报体”，这不是无谓的谦虚，是一种把自己的字加上“体”的断然拒绝。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启功先生指导下，原来的文字学博士点加入了字体风格学和书写汉字学，构成了比过去更全面的汉字学体系。我几次问启先生要不要在文字学二级学科下加一个“书法学”的方向，启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没有必要，就叫文字学。”

谁都知道启功先生碑帖、字画、古书鉴定的权威性。但当有些人想以“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启功”的名义在北师大办几届“碑帖书画文物鉴定培训班”时，启先生一直笑而不答，背后却对我说：“千万不可。文物鉴定哪里是上几次课就会的？北师大哪有那么多实物可以过眼？只有故宫才有条件做这件事。弄不好弄出一大堆假文物鉴定师来，还说是北师大启功的学生。咱们可不能祸害到这个领域去！”

启功先生写了一本《汉语现象论丛》的书，是在香港出版的，北京看到的人很少，2000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启先生很高兴，送给几位他认为能交流的老师“求教”。有一天，我们教研室好几位老师上完课路遇启先生，启先生高兴地迎上去冲一位被他“求教”过的老师一拱手说：“有本小书收到了吗？请多多指教。”那位老师也一拱手，却回过头来对我们几个人说：“人家外行都写语言学书了，咱们得加油了！”启先生一笑，对着我们说：“启功等着看各位内行的大作。”我弄不清两位的对话是开玩笑还是正经话，但我知道，学界的确没有人把启先生当作语言文字学家看。可是我真的很奇怪：启功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怎么成“外行”了呢？20、21世纪之交，我们为启功先生开过四次学术研讨会，冠名都是“启功先生语言文字学学术研讨会”，我们出了论文集，编写了资料集，通过这些工作，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启先生关于汉语汉字的见解。在汉语方面，启先生提出了“自然音律说”，对汉语中的对仗、节奏、复重等现象所作的解释精辟又独到。在汉字方面，启先生突破中国几千年的识读汉字学，创建了书写的汉字学，从体、法、理、趣四个方面总结出汉字书写的规则。本世纪初，征得启先生同意，我们启动了“近世碑刻电子典藏及属性描述”的大项目，这个项目成为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十年的重点课题。描述碑刻属性时，我写了一个初稿去请教启先生，先生当着我的面儿，拿一支笔勾勾画画，改出一个更精准、更充实的属性系统，我才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有限，也更知道启先生在现代信息问题上不但跟得上形势，而且深入地想过很多问题。启功先生并没有活在过去，他很了解当代。2000年筹备启先生语言文字学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我和黄易青编了一本《启功先生论语言文字》，把老师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集中到一起后我们才知道，竟是这样丰富、系统！印发到会上，启先生看见了，对我说：“别费那个事儿，我的那些东西，不过是‘猪跑学’。”后来启先生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解释过“猪跑学”，他说：“有句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建议要开一门‘猪跑学’，把该讲的都讲一讲。”

经过这么几件事，我心里的郁闷已经越结越厚——要想把中国几千年人文学科的精神文化传承下来，真的需要把每个人都圈到一个小牢里，还规定吃有限的草料吗？给启功先生找一个适合他的学科那么难，其他似乎进入了一个学科的老师，又会怎样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但我即刻也就释然——我的老师、太老师辈如今早已经过了百年，不该离开的也离开了，不该带走的也带走了。剩下我们这些本来就在小格格里圈出来的老师，又教出一些更小格格里圈出来的学生，应当不会再感到憋屈了吧？也许，这就是一种遗失法则——该不该忘记的，都会忘记。

……

启先生的人生境界需要正确的诠释——他谦恭、宽容，但有自尊，他给很多人写字，包括那些很卑微的小人物。1998年，我偶然遇见一件事。有一次，一位完全不相识的残疾人让人背着来找启先生，说是要看看他。启先生皱着眉头说：“不必如此！”意思是不必为了见他费这么大的劲儿。但是他当时就主动提笔写了一幅字送给那位来访者。他也尊重品德端正的领导，但对权势却并不逢迎。启先生戏称自己是“礼品制造所”，其实，他是很不喜欢有些人用他的字去送礼媚上的。他所以委屈自己来做这些事，是因为一种修养，一种用善意对待人和事的人生态度，是因为他心底深处的一种大感恩、大慈悲。启先生随和，但绝对有原则；幽默，但不开轻浮的玩笑；谦虚，但从不虚伪，不说假话。看到一些普通人模仿他的假字画，启先生会幽默地说：“这比我写得好！”有人拿着真是他写的字去问他真伪，他也会幽默地说：“这幅字劣而不伪！”他是不愿伤害任何人的，但他不会真伪不分，更不会指鹿为马。尤其是对那些专门伪造别人字画赚钱的人，启先生是痛恨的。启先生会用一些可笑的谐语来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社会上经常流传着他说的那些笑话，但很少有人说出这些笑话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就是那一次听说要给他的文献学博士点挂黄牌儿后，我陪校研究生院和教育部学位办来人拜访他。聊了没一会儿，启先生说了一个故事：“左宗棠家里吃饭特别讲究，有几道菜闻名乡里。他去世后，几位厨师都被有头有脸的乡绅抢着聘去。有位官绅抢到了一位大厨。到备饭的点儿了，小厨师们请示菜单，大厨说：‘别问我，我在左府专管切葱丝儿，等我上手，葱丝儿保管又匀又细！’”我是第二次听这个故事了，早就低头乐了。但来访者听完故事还一头雾水的时候，启先生很谦恭地接着说：“启功学问不专，葱丝儿切得不细，挂黄牌儿实在应该。”后来启先生的博士点没被取消，当然跟高校古委会安平秋先生的努力有关，可我总是觉得，那个“切葱丝儿”的故事应该是起了点儿作用的。其余大家都很熟悉的“雨来没有死，听的人却泼烦死了”“世纪跨过，人才只得一半”“没有那么乖”等笑话，里面都有十分深刻的理念与是非在内，没有一丝一毫的哗众取宠。

……

在启功先生面前，我们这一代人是自卑也自悲的！我们没有真正领略和享受过中国文化的深邃和丰富。我们在一个单一的“学科”中成长，形成了思路的单薄和意念的表浅。北师大的古典学科得天独厚，我们曾有过那么多学养丰厚的老师。但是青年时，我们不能理解自己的老师，与他们擦肩而过；中年时，听到的多半是关于老师们不幸的消息；临到自己年老了，懂得珍惜了，即使是高寿的老师，也难与年龄抗衡，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失去老师的悲哀，怀念老师的情怀，恐怕只有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还希望学业有所长进、人格有所净化的人，才能够深刻体会吧！

我自愧没有能力继承启先生的学问，但我会用继续学习和理解，来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2000年，钟敬文、启功二老与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