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李辉《〈诗经〉歌唱研究》（附：李山序、后记）

《诗经》歌唱研究

李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诗经》的乐歌属性已成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传统的研究多停留在《诗》是否全入乐、风雅颂的音乐属性、《诗》文本中的音乐性等宏观问题上。有鉴于此，本书致力于《诗经》仪式属性、歌唱主体、歌唱方式等歌唱形态的具体研究，同时，从“歌唱”的角度考察《诗经》颂、雅、风在主题内容、诗乐体式、表现手法上的变迁及其内外动因，进而探讨周代歌诗创制方式、入乐机制、乐官职能、诗乐关系的历时嬗变。因此，本书既是《诗经》歌唱的艺术研究，还是以“歌唱”为视角的《诗经》文本研究，更是有关周代歌诗生成与入乐机制的制度研究。在这一研究思路和目标下，本书在《周颂》与“礼辞”的关系、歌诗与舞蹈的分野、比兴与重章的音乐功能、典礼用乐“乐节”的形成、“无算乐”的功能与意义、“变雅”与风诗的献采和入乐、《诗》的“乐本”形态与“文本化”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优秀”结项成果。

李辉，浙江丽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音乐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点校整理严粲《诗缉》、牛运震《诗志》，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

李山

《诗经》研究，取径多样。考察《诗经》篇章在礼乐活动中的歌唱形态，是李辉博士《〈诗经〉歌唱研究》的取径。用李辉博士书中的话说是：“将视野远推到‘前《诗经》时代’，回到礼乐歌唱的原初语境，从根源上认识《诗》的文本形态及其成因。”

这是要“透过刀锋看笔锋”，即透过今存《毛诗》的文本的样态，观察当初礼乐文明缔造过程中诗篇“歌唱”的情形。“诗经学”要获得进展，这样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吃功夫的。李辉博士挑了一份重活干。

全书正文七章，加“绪论”“结语”以及“附论”，共十个部分。据其章次，顺时序展开，即从西周以前的“乐舞与歌唱”一直到《国风》时代的“用乐形态”。那么，这一研究要如何展开呢？作者提出统御全书的两点：其一，以“行为主体”为线索；其二，以诗乐与“仪式”的离合关系为线索。第一点的意思是：“周代诗乐活动并非只是乐官之事，它是整个周贵族的仪式生活的基本内容。”笔者理解，礼乐形态下的歌诗，是社会共鸣的文学，参与仪式即意味着在歌声中形成精神上的和鸣共振。不过，李辉说，在礼乐的歌唱中，“甚至下层士民们的心声也以一定的机制纳入礼乐系统中”。这一点明确出来很必要，因为表现社会基层情绪与风情的十五《国风》，也属于周代“礼乐”的一部分。此外，所谓的“行为主体”，还有其他重要含义。举例而言，如祭祖典礼，有些诗篇是献神的，那么所表现的敬神之意，一定是属于贵族的。这也属于“行为主体”方面的事情，而那些表现着祭祖典礼仪程的诗篇，则应属于乐官或其他能赋诗的人员。

第二点，关乎诗篇歌唱与仪式之间的离合变化，与上一条密切关联，也是书中的一条显性的考察线索。西周典礼多，仪式繁，其中宣示祭祖、农事及宴饮等典礼内涵或意义的篇章，如祭祀典礼中表达敬祖之意，又如宴饮上表明好客之情，这类篇章中诗、礼关系明确。然而这只是诗礼关系的一种，麻烦的是，《诗经》篇章的诗礼关系还远不这样单纯。例如在农事诗篇中，在宣示重视农耕诗篇之外，还有一些诗篇则是从旁表现，表现王者对祖传耕种传统的遵循与重视。这是另外一种诗礼关系。后者颇让一些“郑人买履”的学人在解释上出洋相，他们忽略了诗礼关系是充满变化的，而变化中的诗礼关系存在一些微妙内涵。解决如此复杂问题，不从更高一层的文化观念去求解，是得不到好答案的。李辉博士对上述两条线索的把握是紧密而清晰的，贯穿了全书。因而此书的写作就称得上是有纲有目的论证，而非按时间顺序而来的线描。

全书以上述两点为线索，顺序展开。以今所知，《诗经》较早的篇章当为一些《周颂》作品，此书的讨论就从这些诗篇开始。作者认为这些篇章是“周代礼乐歌唱的奠基”。而“奠基”，就是推陈出新。前辈学者提出《周颂》诗篇有从“礼辞”向“诗辞”的递变，李辉博士做了更为细致全面的研究，深化了这一说法。继之而来的研究是燕饮主题的诗篇，这是书中的一个高潮。接着又讨论“变雅”的入乐机制，这是一个难点。因为随着西周的衰落，“无言不疾”（《小雅·雨无正》）的抨击现实的诗篇大量出现。这些诗篇，还像以往一样附着于典礼吗？若是，如何附着？此后，书中还涉及“公卿赞歌”与典礼的关联，指出其“私人属性”。之后就是风诗的入乐歌唱问题，难度同样不小。

前面说过，此书的一个高潮是燕饮题材诗礼关系的探究，其论点令人兴奋。兴奋点就在对燕饮诗篇重章叠调成因的洞察。抒情为主的《诗经》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重章叠调。李辉博士敏锐地指出，这样的形式在《诗经》中出现，是从燕饮诗开始的。何以如此？像顾颉刚等老前辈都认为复沓是音乐常见表现手法，可是，为什么《周颂》中那些较早的篇章却不复沓，甚至连章也不分呢？老前辈以后世的“常见”说解，不足以解决《诗经》的问题。可是，包括笔者在内，大多数的人是这样相信的。常见、常识，常不可信。会思考的李辉博士则别有所见：燕饮的宾主相互敬酒（即所谓“一献之礼”，燕饮敬酒多的可达“九献”），正是大小《雅》诗篇采取重章叠调的原因。这仿佛是一种拓印，诗篇的形式样态就取决于典礼的形态。看法提出了，下一步是取信的论证，这一点做得也十分成功。作者取《小雅》中《彤弓》《瓠叶》为证，两首诗篇都清晰表现饮酒礼献酒“复沓”，《瓠叶》更被认为是“一献之礼”最简要的描述。继而广取《仪礼·士冠礼》《燕礼·记》和《礼记·郊特牲》等诸多文献以强化之。见解与功夫俱在。

对“变雅”即西周晚期那些抒发政治情感的诗篇，此书强调了西周谏言制度或曰惯例的作用。前辈学者曾指出，西周社会含有原始民主的古风，这些政治衰变时期的诗篇，正与此有关，不过这里的要点是如何演唱，如何得到广泛传播。与此相关，此书注意到了《仪礼》等文献中记载的典礼“正歌”之余的“无算乐”。典礼到了“无算乐”的关节，可以歌吟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诗篇。从典礼的角度解释“变雅”诗篇，是书中另一个亮点。在讨论风诗的使用上，此书又谈到了“无算乐”的作用。风诗广为贵族所熟悉，照此书看法，也是因为在“无算乐”环节的反复歌唱。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

读李辉的研究，除了上述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之外，还有此书内容的丰厚，或者说在研究问题时所展现的良好学养。皓首穷经，是因为经典研究需要阅读的古今文献太浩繁。《诗经》研究两千多年，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读全点，谈何容易！读此书，其作者对两千多年的研究是相当熟悉的，其中还包括对一些过去不大受重视著述的关注，如清代尹继美《诗管见》在诗礼关系认识上，颇含一些有见地的说法。此书援引其观点，是尹氏的知音。

读此书，常为之击节。也有一些读后的疑惑，提出来求证于李辉博士。书言重章叠调发乎宴饮诗篇，问题是，到国风时代，重章叠调仍然强劲而多样化地延展，是受燕饮诗篇的影响吗？风诗的题材可是多种多样的。那么，风诗的多样化的延展，又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当有更多一点的说明？还有一点，就是感觉“礼乐用诗”层面的讨论丰富扎实，具体到唱法、诗篇与诗篇在歌唱中的关联等，似乎还应该从诗篇文本方面做些挖掘。不知以为然否？

李辉博士，北师大十年，后转入清华大学为博士后，再后来入赵敏俐教授主持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工作，转益多师，学问日进。此书的附录数篇，系其工作后的成绩，延伸了正文中的思考，并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就是说，李辉博士的《诗经》歌唱研究，还在前行。

此外，还想向读者透露一点小秘密：李辉博士能唱昆曲，还会吹笛儿伴奏。学问宜深，做人宜雅。深研《诗经》的歌唱，当与他的昆曲雅趣不无关系吧？

李 山

2024年9月

李辉

《诗经》是周代礼乐歌唱的结晶，历经了三千余年的流传和阐释，不同学术思潮之下的研究，从各个侧面展示了《诗经》经典内涵的丰富性。虽然历史上有一些学者曾着重区别《诗经》与乐（或《乐经》）的关系，强调《诗经》超越于一般乐章功能的义理价值，但实际上，《诗》正是通过礼乐时代的歌唱、赋引、诗教等活动，逐渐积淀起经典的属性。也就是说，后世经学或文学阐释所推崇的《诗》在政教、道德、审美等方面的经典属性，最早应该导源于礼乐时代《诗》的乐用实践，以及当时人们对《诗》功能、价值的赋予与认同。因此，重彰《诗经》的乐章属性，考察周代诗乐创制、歌唱的内在机制及其历时嬗变，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仅可以更历史地了解《诗经》在周代社会的真实地位，也将有助于我们对《诗经》的“经典化”历程有更加追本溯源的认识。正是基于此，笔者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从“歌唱”的视角展开《诗经》生成、乐用、流传诸问题的研究。

而回顾这期间的研究历程，笔者在研究思路上也曾发生较大转变。起初，笔者意欲以《诗经》文本自身所体现的歌唱性作为切入点来展开相关研究，这较之传统有关《诗经》乐歌属性的宏观讨论,或基于晚出三《礼》文献探讨周代礼乐歌唱的研究来说，或许是一条较为切近和具体的方法路径。但随着理解的深入，笔者逐渐认识到这一研究思路的偏差。尤其是近年来清华简《诗》类文献、安大简《诗》、海昏侯《诗》、王家嘴《诗》的相继面世，说明早期《诗》的流传、传授十分多元复杂，而今本《毛诗》在经学的阐释下已成为一个高度精密、完足、权威的文本，它并不能等同于或者说代表西周春秋以来人们歌唱、赋诵、引说《诗经》的普遍文本；同时，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今本《毛诗》已经高度“文本化”“去乐化”，《诗经》的“经典化”建构是与歌唱性能的流失相伴随的。因此，通过今本《毛诗》已经难以真实还原周代歌诗创制、歌唱、流传的复杂形态，在进行《诗经》歌唱研究时，我们应该审慎地利用今本《诗经》，从观念上摆脱《毛诗》对礼乐时代歌诗之文本面貌与乐用形态的限定。所以，本书与其说是基于《毛诗》文本的音乐性分析，毋宁说是回到礼乐时代的“歌唱”语境，关于周代歌诗创制机制、乐用形态及其发展嬗变的历史性研究。

本书的完成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李山先生。自硕士以来，李老师就嘱我关注《诗经》歌唱问题，他的《诗经析读》《〈诗经〉的创制历程》以及关于《大武》乐章、雅颂对应与图赞说、西周中期穆恭朝与后期宣王朝的诗乐创制、采诗观风、《诗经》中的对唱等相关论著，都深刻影响了我。细心的读者定能在本书中发现李师的学术基因，从师生之谊和学术的传承来看，这对我而言自是一种褒奖。想起在读时，李老师常教导学生，论文要有为而发，言之有物，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要一刀切出瓤子。老师还说，文以气为主，要以志帅气，一个人虚的层面有多虚，实的就有多实，要求我们做切己的学问，对历史、道德、人文有主体的关怀和体认。这些金玉良言，在毕业后仍一直让我受益无穷，本书在观点和研究方法上若有些许可取，都是老师金针度人，教导我的。近年来老师蛰居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难得有承教的机会，记得2021年疫情期间，在一次线上会议结束后的晚上，与李老师电话聊了三个多小时，从具体的学术论题、治学方法、学界热点，聊到一个理想学者应有的品格等等。最后是在老师手机没电的情况下，我们才结束了通话，时已近夜晚十二点。在今天这样短平快的通讯时代，这样放下心情的电话聊天显得如此珍贵，这不仅确认着师生间学术传承的印记，我相信也是彼此脾性上的默契。所以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李山先生的教诲表示深挚的感谢！

在成长道路上，还有很多教导、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博士后导师陈来先生以渊广的学识和儒者的气象，让我切身感受到何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刘东先生也总是以饱满的学术热情、锐利的思想力度、深厚的人文关怀，让我赞叹一个学者的生命力。在入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后，赵敏俐先生也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给予我很多指导、鼓励和提携。赵老师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特别提出“歌诗”的概念，倡导和主办了多次有关古代歌诗与音乐关系的学术活动。可以说，赵敏俐先生一直是《诗经》歌唱研究的领潮人和深耕者。这次请序于赵老师，先生写了万字多的长序，深入阐明《诗经》学发展及礼乐歌唱研究的要义，并对拙著多有揄扬，这些都是我感谢不尽的。在北师大求学期间，尚学峰、郭英德、过常宝以及博士论文答辩主席韩格平、徐正英等先生都对我有很多的教导。近年来，在一些学术活动上，得到了李炳海、黄灵庚、姚小鸥、左东岭、张树国、曹建国、马银琴、徐建委等先生的指教。以上这些老师的教导之恩、知遇之情、问学之谊，都是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谢的！

本书是笔者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结项成果，书中部分章节也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音乐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刊载，在此感谢各位匿名评审专家、编辑老师们的指导与鼓励。此外，还有很多师友、同事、同门以及其他生活圈中的同好朋友，都以各种方式关心帮助过我，也谨表谢意，恕不一一提及。

原本只想在后记中略述本书的写作历程，向相关师友表示感谢，但最后还是想提及一下我对家乡人事的一些记忆。我出生在一个浙南最典型的乡村，从小在乡野间长大，并不比一般人更早“志于学”，是乡村宗族间的节庆礼俗和伦理秩序，丧礼上的仪轨、法事道场、吹拉弹唱，逢年过节大礼堂戏台上演绎的才子佳人、忠孝节义，爷爷电唱机里播放的越剧、婺剧唱片……是这些塑造了我对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和想象，“诗书礼乐”首先不是书籍，而是它们的展演性，以及在情感、精神上所能激发的认同，这在我的童年时代就成为我认知的一部分，以至于大学后深入去阅读《诗经》、阅读《礼》书中乡饮酒礼、丧礼丧服等内容时，并不觉得枯燥、陌生。可以说，正是那些耳闻目见的乡村体验，使我在接触现代化、城市化生活之前，在接受学院教育之前，奠定了我的某些性情和价值观念。想起某一年冬天回家，蓦然发现老宅的门楣上隐约镌刻着“种德锄经”四个字。这给我极大的震撼，不曾想三百年前的祖先在农耕之余，也深知经典、经籍中深蕴的智慧，以“种”“锄”这样的农耕行为来譬喻立德、治经，更是让我感受到自己以传统学术为志业，有来自祖训的昭示和指引。因此，我愿意在自己第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里，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乡土礼俗、旧居古物、溪山草木，是他们赋予了我诸多受用的品性和前行的动力。

我深知，“十年磨一剑”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学术周期，这一课题也还有不少疑难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的“《诗》无达诂”，并不是一个自我开脱的遁词，也不是面对学术难题的无力感叹，而更多体现的是《诗经》丰富的经典性，这允许也吸引我们在更开放广阔的阐释空间中去接近它的内涵。这也正是本书所努力的，书中定有不足，敬请学界师友及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教！

李 辉

2024年9月于北京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