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清明节，想跟大家聊聊哀伤。
哀伤跟失去有关。当我们告别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物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包括：愤怒、否定、遗憾、悲伤、抑郁、羞耻等。
哀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允许这些情绪释放出来，我们才能够接受现实，否则还是会不断地回到过去，无法向前。
这就好像如果我们想要把新的家具搬到旧的房子里，就要把旧的房子装修打扫一番，把不用的家具扔掉，这样才能让新的家具进来。
哀伤也是一个道理。如果一直背负着过去的重担，是没有空间去接受新的改变的。只有清理了过去的情绪，心里面才有更多的空间去拥抱新生。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清理的过程并没有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是痛苦的。过去给了我们熟悉感，让我们感到安全，一下子清理出去，会感到恐惧不安。怎么把握好这个节奏，需要在探索中找到平衡。
上周跟大家提到的自恋这个议题（《当受害者成为施暴者，如何应对受害者的自恋议题？| 去殖民化心理学》），也跟哀伤有关。
从创伤的角度来看，抑郁的核心是无法接受现实，难以释放哀伤的情绪。
很多自恋者抑郁程度也很高，这是因为当“全能自我”的人设无法维持，又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自己，释放哀伤的情绪，所以才把责任都转移给别人，通过欺骗、打压、暴怒、回避等方式，维护全能的自我。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用理性说服自己接受现实，专注解决问题，就不会被情绪困扰了，仿佛情绪是前进的“绊脚石”。即使我们可以暂时压抑情绪，或者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去处理情绪，但是情绪的重担会让我们越走越辛苦，甚至失去动力。
这是因为主导我们行动力的不是理性，而是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当我们感受不到痛苦，也就感受不到活力。
我一直不太相信“时间会疗愈一切”。时间会冲淡痛苦，但是不会改变现实，也不会自动让一个人成长。这需要我们去面对痛苦，感受痛苦，从痛苦中学习有关爱与生命的功课。
这段时间我从巴勒斯坦人身上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教育。
我看到在残垣断壁之间，巴勒斯坦老百姓一边哀恸亲人和家园的丧失，一边心存希望地积极生活，记录并抵抗殖民者的暴行。
我看到了有些人为了权力和利益可以漠视ta人的苦痛，也有些国际主义者可以超越国籍、性别、宗教、文化认同、政治取向，放弃优渥的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只为了让挨饿受冻的人吃上一口饭（在此向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遭以色列袭击身亡的7名员工致敬）。
一开始看到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小朋友）经历的惨剧，我忍不住为他们哭泣。再到看见没有打码的残破的四肢或者尸体从废墟中被挖出来，心中没有太多波澜。我不知道是自己“脱敏”了，还是麻木了，或者这是我面对种族屠杀的一种应对方式。我以为我不会被触发到了。直到前两天，我跟Rocio去看现场版音乐剧《音乐之声》。当我看到孩子们围坐一团，开心地唱起那首熟悉的《Do Re Mi》的时候，我的心头一紧，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并不怀念小时候的时光，也对玛丽苏的爱情不感兴趣，更对统治阶级自私虚伪的情谊感到厌恶。我意识到打动我的是看到孩子们在和平安全的环境下，可以自由地歌唱，这让我想到了加沙的孩子们。看剧整个过程是恍惚的，不断地在音乐剧和现实中穿梭。我一方面被舞台上孩子们的歌声和天真所打动，一方面想到现实，在殖民地受迫害的孩子们，没有资源和地位，不可能寄希望于殖民者的“善心大发”，被殖民者救于水火。这种对于殖民者“爱与和平”的幻想令我作呕。——中国百年屈辱史教育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巴勒斯坦人仿佛把我带回到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我仿佛理解了老一辈儿人所不断讲述的“梦魇”：我姥姥小时候因为躲避日本军国主义的轰炸，跑到防空洞里，被吓得连夜发烧，去世前都会做类似的噩梦。我奶奶小时候看到日本军人无故屠杀老百姓，然后就仍在“万人坑”里。每当她讲这段故事的时候，都会气到牙痒痒。我现在开始懂得她们的愤怒了，也理解哈马斯的存在了。我想到哈马斯一位逝去的士兵在遗书中写到:“许多人只看到我的愤怒却没看到我的屈辱，我成长于废墟之中最终也将在废墟中长眠。妈妈，明年春天路边上飘来的蒲公英将是您孩子的化身……”上一辈人由于经历殖民者的暴行，所产生的PTSD的反应可能会代代相传。最典型的就是不安全感，以控制性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缺少历史背景，很容易会本质化某些无效的行为模式，归结于“东亚性”。音乐剧结束后我陷入在一种难以言表情绪中。我知道那是哀伤，但是堵在胸口表达不出来。直到睡前跟Rocio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才放声大哭，把这段时间积压的情绪表达了出来。
我才意识到我陷入了“替代性创伤”中，也就是太带入到ta人痛苦的情绪中，仿佛自己都在亲身经历一般。
我很羞愧，因为我所感受到的痛苦与巴勒斯坦人所真实经历的相比太不值得一提了。我很伪善，因为除了感受这份痛苦，自己能做的不多，甚至周围人的痛苦有的时候都难以理解或者提供帮助。理性上我知道痛苦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个人能力有限，即便如此，面对报道中所呈现的非人道的虐待，了解到一线记者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依然处在巨大的压力中。哭出来之后，我不太会被所谓的“心理学术语”所困扰了。因为现实太不公了，所以才会感受到这么强烈哀恸的感觉。去感受痛苦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并不是我的“问题”，而是现实太残酷，没有一个人应该经历这一切。在Indie Nile最新的一期节目How Israel Erases Palestinian Pain（《以色列如何抹去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他提到以色列复国主义者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比如：电影中的恐怖分子都是阿拉伯人），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处理，仿佛带着头巾的阿拉伯男人就是恐怖分子的代言人，犹太人的血统是高贵的、高级的，不用去共情对方的痛苦，以证明种族清洗的合理性。对于ta者痛苦的异化（比如：伤亡率只是冷冰冰的数字），隔离自身的情绪，无法共情ta人的痛苦，就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逻辑。也是上次文章中提到的结构性自恋。在这期节目中他邀请了几位嘉宾交流哀伤这一话题。其中有一个嘉宾Muna Shakour提出来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哀伤是一个奢侈品。当我们深陷创伤之中的时候，是无法去感受这些情绪的。Indie Nile截取了一个采访片段。一个犹太裔美国主播Michael Schirtzer采访了有家人在加沙的巴勒斯坦裔英国留学生。当她提到自己家族刚出生的孩子，由于缺少必要的保暖措施和食物，大人们不得不轮流把孩子放在自己胸口，用这种方式给孩子取暖。听到这里主播Michael Schirtzer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但是这位讲述者还很冷静。我也观察到很多幸存于IDF空袭的孩子们是不会哭的，只是处在惊恐的状态下，或者忙着照顾弟弟妹妹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也发现，当很多童年创伤幸存者讲述自身受伤害的经历的时候，ta们是麻木没有感觉的。我作为倾听者（还不是当事人），都觉得及其愤怒悲伤。对于ta们来说，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是在看电影一样，仿佛那是别人的故事，跟自己无关。
这种“距离感”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因为经历的过程太痛苦了，以至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感受。而疗愈的过程需要我们去撕开伤口，重新感受痛苦的情绪，才能更好地愈合。Muna Shakour讲述了很多正在加沙上演的人伦惨剧。比如，刚出生的婴儿需要在医院里的高压氧舱才能存活，但是IDF宣称要在半个小时内轰炸医院，这时候母亲是陪在孩子身边等着轰炸，还是把孩子丢在一边自己保命？很多为人母的人可能说那我就跟孩子死在一起。可是，你还有其它三个孩子要照顾，到底如何做出选择？很多母亲因此恨恶自己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巴勒斯坦人面临的不只是简单的生与死的选择，而是一个个人为制造的艰难的、无奈的、痛苦的困境。出于生存的考量，ta们根本没有空间去允许自己感受哀伤，只能让自己跟痛苦保持距离，哀伤叠加着哀伤，成为了没有被处理的堆积的哀伤。那些有幸逃离出加沙，或者巴勒斯坦裔离散者（diaspora）也并不容易。因为当ta们离开加沙，感到安全，内心会变得柔软脆弱，也正是创伤显现，艰辛的疗愈之路的开始。
在ta们之中，有一种对于选择安全环境和“背叛”自己祖国的内疚感。有一个小女孩是家中唯一一个逃出加沙，来到埃及的幸存者。后来，她接连听到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牺牲的消息。到现在她和家人失联已经两个月了，她说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这里，晚上梦见自己的父亲，经常想到的就是死亡。还有一位驻扎在埃及的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帮助加沙的难民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观察到这些难民患有严重的PTSD，一直活在惊恐之中。即便ta们已经远离了不断被轰炸的家园，来到了埃及安全的住所，可以去杂货店挑选食物，穿上新衣服，用牙刷刷牙，但是健康的世界反而让他们刚到不“安全”，不断回到创伤性的体验中。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几天后，为自己终于可以打车出行而骄傲。由于经历了巨大的创伤，ta们无法正常生活。让我感到最愤怒的就是主流媒体会使用“女权”“LGBTQ+”的议题去洗白以色列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这些殖民者的喉舌会以“女性权益”“性少数权益”为名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合理化，不仅扭曲了事实，变相地侮辱了女性主义的核心精神。在独立媒体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文章中In Gaza, a photo of Israeli soldier raising a pride flag 'in the name of love' goes viral, 'pinkwashing a war'（《在加沙，一张以色列士兵举起“以爱的名义”骄傲旗帜的照片在网上疯传，“用粉红色清洗战争”》），作者提到资本财团和政客正是利用“女权”“性少数权益”作为标签去美化殖民统治，仿佛被殖民者是“愚昧”“落后”的，殖民者才是“先进”“文明”的。历史证明，英法殖民者不仅没有给被殖民国家的弱势群体带来应有的权利，反而扶植了当地保守势力，进行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斗争，从而分而治之，产生更多的贪污腐败，使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急速下降，少数群体更是举步维艰。在另一个例子中，白人女性主持人对话巴勒斯坦男性嘉宾，把“你们不习惯于听女性讲话”用以反击嘉宾所提到的种族清洗的事实，这背后是种族主义的傲慢，脏了女性主义的名，荒诞可笑。我现在对女性主义或者性少数权益的武器化不仅不感冒，还心生厌恶。举着“少数”的道德大旗，枉顾历史史实，缺少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做着继续压迫虐杀其它少数人群的事情，是一种背叛，无知可耻。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让我意识到我们还是处在霸权当道，殖民主义的世界。你我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跟身份国籍无关，跟长相有关），随时有可能成为巴勒斯坦人。被视为平等的人不是求来的，不可能通过否定自己从而获得殖民者的尊重，只有奋起反抗才能赢得平起平坐的机会。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博主分享了一段有关哀伤的话，很打动人。用一句话总结：哀伤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并不是因为失去，而是因为对爱的渴望。巴勒斯坦人民用自己的生命让我超越了个人立场，用结构性的视角看待哀伤的议题，让我意识到情绪不只是个人的感受，更是面对不公不义的一种见证，鼓励我们行动起来，不断地发声，做出改变。
